西班牙内战之奥威尔：一场偶尔夹杂着死亡的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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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5月20日，毕加索在巴黎格兰·奥古斯丁大街的公寓里画《格尔尼卡》，乔治·奥威尔在韦斯卡前线挨了枪子儿。

那一天黎明破晓，奥威尔在战壕里与等待换岗的哨兵聊天。两人背对着东边，倒霉蛋把脑袋探出了胸墙，他的头部轮廓在朝阳的映衬下清晰地显露出来。突然，一声巨响和一道光亮笼罩了他。奥威尔感觉自己犹如被一道闪电击中，浑身麻木，头晕目眩，而后，膝盖一软，仰面跌倒，就像《格尔尼卡》画面底部手握断剑的士兵。

奥威尔嘴里吐着血沫，发不出声，但意识尚存。当众人手忙脚乱地把他抬上担架时，他迷迷糊糊地听身旁的西班牙人说，在喉咙，子弹穿透了他的脖子。

幸运的是，奥威尔没死。子弹穿透了他的脖子，但放过了他的颈动脉，子弹和动脉之间的距离不到一毫米。在救治他的医生看来，这位伤兵是以被子弹打穿脖子而不死来证明老天的仁慈。枪伤给奥威尔造成的后遗症是，短时期内一侧声带受损和右手食指麻木。6月20日，奥威尔回到巴塞罗那。三天后，他拿着英领馆的旅行文件，告别了西班牙，也告别了西班牙内战。

过去六个月，是一段梦想破灭的旅程。

六个月前，奥威尔准备奔赴西班牙时，有着完全不一样的心气。那时，他同第一任妻子艾琳刚刚结婚，在赫特福德郡乡村过着简朴但尚算安稳的生活，纪实作品《通往威冈码头之路》的写作也已经接近尾声。对于终身受结核病困扰的奥威尔来说，如果没有佛朗哥，当务之急是要一个健康的孩子。

可是西班牙内战爆发，让他有了赴汤蹈火的冲动。奥威尔想去西班牙，但他不想做煞有介事的观察者或浮光掠影的漫游者，几周之后拍拍屁股走人。他真想去打仗。朴素的动机，令奥威尔比之诗人奥登之流，有了更惹眼的男子汉气概。不过所谓男子汉气概，在奥威尔的朋友、作家亨利·米勒看来，纯属愚蠢的、莽夫式的理想主义。

莽夫最初去找英共总书记哈里·波利特，此人控制着国际纵队里的英国志愿者。但波利特认为他政治不可靠，他的《通往威冈码头之路》中有对左派的不敬之词，遂拒绝了他。莽夫转而求助英国独立工党，独立工党把他派发给了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马统工党）。奥威尔成了马统工党下属民兵组织的一名英籍志愿者，被编入列宁师，花名册上写着：杂货商埃里克·布莱尔，33岁。埃里克·布莱尔是他真实的名字，开杂货铺是他正经的营生。

奥威尔于1936年圣诞节抵达巴塞罗那，带着亨利·米勒送他的皮夹克和仅够应付饭馆跑堂的加泰罗尼亚语。这是一座无政府主义者扮演上帝的城市，看起来既令人吃惊，又无法抗拒。所有的建筑都控制在无政府主义者手中，屋顶上都插着红旗或红黑双色旗，墙面上的涂鸦是锤子和镰刀。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每一座教堂都遭到了破坏，神像都被焚毁。唯一幸存下来的是神圣家族教堂，因为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它“极具艺术价值”。

在巴塞罗那，有一种瞬间进入平等和自由时代的幻觉。人们尝试着表现得像是真正的人，而非资本主义机器上一个小小的齿轮。每个人都穿着粗糙的工作服，或蓝外套，或不同样式的民兵制服。服务生的脸上没有卑微，他们大胆直视着客人的脸，礼节性套话消失了，“你”代替了“您”、“同志”代替了“先生”。所有的店铺均被收归集体所有，而妓女被逼娼为良。

因战争而导致的物资匮乏和食物短缺，也始终困扰着巴塞罗那。未来的西德总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维利·勃兰特比奥威尔晚45天来到巴塞罗那，他当时的身份是一家北欧报纸的战地记者。勃兰特用一种调侃的语调评价眼前的亢奋与贫乏：“你很快就会习惯几乎没有东西可吃，拿红葡萄酒聊以充饥，顶多吃一些橄榄。”

勃兰特对巴塞罗那所闻所见有感而发时，奥威尔已经离开。奥威尔只在巴塞罗那待了七天，便被派往阿拉贡。在开往阿拉贡的列车上，奥威尔吃着肥皂味的香肠，喝着红葡萄酒。两人唯一一次同时出现在巴塞罗那，在三个半月后，准确讲是1937年4月26日至5月10日，奥威尔回来休假。短短半个月，他们共同见证了西班牙“内战中的内战”——勃兰特的定义。然而，勃兰特并不认识英籍志愿兵埃里克·布莱尔，奥威尔对23岁的德国社民党党员勃兰特也一无所知。

在阿拉贡的奥威尔，领略了西班牙人尤其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另一面。他们对很多事情都很在行，唯独打仗例外。他们的极端低效和反强迫症人格，让奥威尔怀疑人生。有一位无政府主义者甚至诅咒交通信号灯，因为它干涉了他的驾驶自由。

马统工党的民兵组织，是无政府主义军事风格的集大成者。他们战训不足、装备更不足，即使有也是既老又旧，一战时的武器已属上品，绝大多数士兵用的是1890年生产的毛瑟步枪，配发的手榴弹由于导火索不可靠，往往尚未出手就已爆炸。使用劣质武器的，主要是一群十五六岁的孩子。乌合之众的战术，是低配版的堑壕战。他们蜷缩在初春的战壕里，忍受着寒冷、饥饿、困倦和零星的枪声，身边窜来窜去的老鼠比敌人更令人心烦意乱。对于交战双方而言，推进战线几无可能，拉锯是常态。毕竟，佛朗哥叛军也面临着相同问题：武器和弹药不足。更何况，叛军也是由多血质的西班牙人组成。

奥威尔将阿拉贡的经历称为一场“莫名其妙的战争”，他招供：“从1月到3月底，除了特鲁埃尔以外，那里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战事，或者说只发生过几次很小的冲突。3月，在韦斯卡周围发生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战斗，我自己只在战斗中扮演了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奥威尔的战友、比利时人乔治·柯普则说，这不是战争，只是一场偶尔夹杂着死亡的喜剧。

苏联作家、未经总编批准便擅自前往西班牙的《消息报》记者伊利亚·爱伦堡，有幸成为喜剧的目击者。1936至1937年，他多次出没于阿拉贡地区。1937年3月，共和派部队围攻韦斯卡时，爱伦堡也在前线。很巧，他采访的部队正是奥威尔所属的列宁师。无法确认爱伦堡是否在前线见过一位上穿黄色皮夹克、下套灯芯绒马裤、头戴黑褐色钢盔、扛着老式德国步枪的高个子英国人。反正，在他给《消息报》发回的几十篇战地报道中对奥威尔未着一字。奥威尔也未在回忆中提及爱伦堡。两人同在前线，互不知晓。但爱伦堡的报道却佐证了战事乏善可陈，他写道：韦斯卡战役很难称得上是一场像样的战斗。给爱伦堡留下难以磨灭印象的，是阿拉贡地区光秃秃的山坡和火红色的岩石。

也许是为了证明自己可有可无，1937年3月底，奥威尔借手部伤口清创手术的机会离开了阿拉贡，4月底他回到巴塞罗那休假。事实上，奥威尔有着更大的抱负或者说幻想，他想去马德里投奔国际纵队，打更带劲儿的仗。这是奥威尔第二次动加入国际纵队的念头，第一次他在英共总书记哈里·波利特那儿碰了壁，第二次他连碰壁的机会都没有。对于这位当了祖传银器来为马统工党战斗的英国人，莫斯科给出了差评。在莫斯科眼里，马统工党等于托派，等于第五纵队。众所周知，莫斯科是国际纵队的老大哥，也是西班牙共和政府的老大哥。

一厢情愿的奥威尔，自然不知道远在莫斯科的老大哥正注视着他的，他也不知道共和派内部是何等派别林立。共和派内部的矛盾，甚至大过共和派与佛朗哥之间的矛盾，而反对佛朗哥原本是把各个派别勉强捏合在一起的虚拟理由。

好在现实教育了莽夫，让他迅速成熟起来，变得清醒而冷峻。回到巴塞罗那，奥威尔第一眼就发现了此处的变化：革命气氛消失了，至少高潮已经退去。民兵制服和蓝色工作服已经不见了，差不多人人都穿着裁缝精心缝制的时髦夏装。大腹便便的男人、搔首弄姿的女人、豪华轿车，比比皆是。宾馆里，服务生又穿上了上浆的衬衫，一起回来的是阿谀奉承和小费。

西班牙共产党控制的国民警卫队，代表政府收缴民兵枪支、整编民兵武装。冲突在所难免。

1937年5月3日，战斗爆发。触发点是巴塞罗那电话局，这里原来由无政府主义者控制，国民警卫队对电话局的管理不满，企图夺取，无政府主义者予以拒绝并开火。战斗随即蔓延到整个城市，街垒战在城市各个角落展开，巴塞罗那陷入瘫痪。

属于无政府主义派别的马统工党也卷入了战斗，尽管他们人数很少，只有60杆步枪。奥威尔于战斗爆发次日赶到马统工党总部，他被派往总部正对面的波利罗马电影院执勤。此后三天三夜，他一直蹲守在波利罗马电影院的屋顶塔楼。透过塔楼小小的窗户，他看到了周边数英里的景观：细瘦高耸的楼房，耀眼的彩色瓦片、奇妙而又弯曲的屋顶，向东望去是波光粼粼的淡蓝色海面，这是奥威尔来到西班牙后第一次看到大海。

奥威尔在波利罗马电影院塔楼眺望地中海的那几天，勃兰特正在马统工党总部收集采访素材。两人如此之近，近到可以隔着街道相互喊话。但时空的交集，只有轨迹意义，却没有任何社交价值，他们并不自知。

对于“内战中的内战”，勃兰特给出了充满调和意味的解释：马统工党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都是错误的，西班牙共产党对之镇压则显得用力过猛。勃兰特的说辞暗合了某种现实的政治逻辑：无政府主义者会成为所有政府的敌人，哪怕执政者是他们曾经的盟友。

后来公布的档案表明，勃兰特抱有太多的善意。早在1936年12月，也就是奥威尔来到西班牙之前，斯大林就已对西班牙共产党下达了剿灭马统工党的密令，“内战中的内战”无非在执行这道密令。为此付出的代价是400人丧生、1000人受伤。

血腥一周后，瓦伦西亚的共和国政府派来了人民军。巴塞罗那的秩序恢复，西班牙共产党和国民警卫队成了新秩序的裁判。街垒被清除、武器被收缴、无政府主义者的旗帜被扯了下来、他们的报纸被查封或受到严格审查。一幅显然是巴塞罗那地方政府授意的海报贴遍了大街小巷，海报上一位代表马统工党的漫画人物，被撕开画有锤子和镰刀的假面具，露出了带有纳粹卐标记的丑陋嘴脸。坐实了，这个不情愿地被打上托派烙印的左翼小党将承担所有罪责。

在一年后出版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里，奥威尔不无痛心地写道：战斗结束，气氛却变得更加沉重紧张。

人们不可能像以往那样，在保留不同意见的前提下跟与你政治立场相左的人举杯共饮。打倒法西斯、反对佛朗哥，也不是求同存异的理由，共和派的统一战线名存实亡，西班牙共产党的号令被定于一尊。秘密警察开始登记、追查、逮捕“暴乱”的策划者、参与者和“纳粹派遣的间谍”，收网有条不紊。

当然，奥威尔在局势明朗前就离开了巴塞罗那。5月10日，他重回韦斯卡前线。与这位“托派分子”兼“革命叛徒”并肩作战的，就有西班牙共产党的战士。前线是另一个世界，战壕里的士兵无暇顾及也无心过问战壕后方哪怕一千米发生了些什么。

稍显遗憾，令人心醉的袍泽之谊仅维系了10天，5月20日奥威尔中弹受伤。

6月20日，他再度回到巴塞罗那，马统工党已成非法组织。当天，他的比利时籍战友乔治·柯普被秘密警察逮捕；次日，传来了马统工党领袖安德烈斯·宁被处决的消息，行刑者是苏联内务部人员……

西班牙再也容不下奥威尔了，更确切地说，奥威尔再也无法忍受西班牙所发生的一切了。在这个被理想火焰点燃的遥远国度，高个子英国佬不慎窥视到了光芒下的阴影。诚然，他来的时候也如飞蛾扑火般义无反顾。他涉足的地区也仅限于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甚至没能前往战斗激烈得多的马德里。但拥有敏锐直觉的他，还是从西班牙内战的一个局部洞悉了更具普遍意义的东西，譬如根植于人性的残暴和虚伪。人性中固有的缺陷，均匀散布于内战的对立双方、各条战壕。无论是佛朗哥派还是共和派，都有可能失手将内心之恶放出囚笼。有时，天真和单纯是可笑的，因为善意也会铺就通往地狱的路。有时，理想主义以及与之伴生的各种高蹈话语，会让人失重、叫人沮丧。奥威尔预见到了某种观念或者立场膨胀到极致的可怕后果，那种专横独断、排斥异己、不择手段，已与极权主义无异，它终将反噬个人自由。

逃离西班牙的奥威尔，也逃离了从头至尾都充斥着的谎言和荒唐。此时的他，已经是人们熟悉的、日后写下《动物庄园》和《1984》的奥威尔，一个因满嘴政治学怪话而令人着迷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