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坪路公寓往事：克格勃、格鲁乌和阿加莎·克里斯蒂 | 不自觉的历史

不可能的事不可能已经发生，因此不可能的事尽管看起来不可能，但肯定有可能发生。——阿加莎·克里斯蒂《东方快车谋杀案》

一、20号单元：迟到的侦探小说家

1935年1月1日，尼古拉斯·蒙萨拉特在日记中写道：“我真羡慕一位叫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家，她在她的小说《罗杰疑案》出版后不久玩了一次短期失踪，吊足了人们的胃口。她的小说也跟着她畅销全国，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啥时候我能有如此好运？”

毕业于剑桥三一学院的蒙萨拉特，也是一位小说家。哦，不，小说家的定义若是“因写小说而为人知晓”，此时的他只能算作文学新人。写日记当天，蒙萨拉特的第二部小说《乍一看》出版。不消说，《乍一看》势必和他的处女作《思考明天》一样，沉入图书馆的书海，蒙上厚厚的灰尘。蒙萨拉特真正与好运邂逅要等到1951年，他的《沧海无情》面世。此前，他在文学创作领域做了很多无用功。尤其是1934年至1939年，他接连写了包括《乍一看》在内的四部小说和一部戏剧，都是沧海里无人问津的那一粟。上述工作，在伦敦汉普斯泰德地区的草坪路公寓完成。公寓29号单元里通宵不灭的灯，为蒙萨拉特的勤奋和徒劳作证。

尼古拉斯·蒙萨拉特（左）

1939年9月二战爆发，文学新人将文学梦暂时束之高阁，赴皇家海军志愿预备队服役。

如果蒙萨拉特在草坪路公寓多住上一段日子，一年半左右吧，他将同他羡慕嫉妒恨的对象——阿加莎·克里斯蒂成为邻居。

1941年3月，草坪路公寓20号迎来了它的新住户。不用猜都知道，我们的侦探小说家。克里斯蒂搬到草坪路公寓，主要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她原本住在卡姆登山的谢菲尔德排屋，但自头一年9月起，德国飞机多次轰炸该地区。刺耳的空袭警报和频繁的防空演习，让人焦躁不已。早上出门遛狗，附近挨炸的房屋像缺损的牙齿杵在眼前，触目惊心。对惊恐中的克里斯蒂来说，草坪路公寓拥有的口碑之一具有显著的镇静作用，它被称为“伦敦最安全的建筑之一”。“伦敦最安全的建筑之一”还有一个标签：伦敦最早的钢筋混凝土建筑，没有之一。

草坪路公寓，于1934年7月竣工。这栋位于汉普斯泰德贝尔塞斯公园内的现代派建筑，像是一种挑衅，一种对维多利亚矫饰风格的冒犯。公寓承建商伊索肯设计公司，想要达成的正是此等效果。该公司老板杰克·普里查德想要推广一种全新的生活理念——房子是居住的机器。金句出自“功能主义之父”勒·柯布西耶。普里查德为草坪路公寓聘请的建筑师，是柯布西耶的信徒、加拿大人威尔斯·科特斯。柯布西耶的信徒，果然将草坪路公寓打造成了一台“居住的机器”：极简风格，功能至上，设施齐全，统一的中央供暖，公共酒吧和洗衣房，标准化的单元里摆放着伊索肯公司生产的家具……草坪路公寓处处都带着伊索肯公司的烙印，所以它又叫“伊索肯大厦”。时至今日，公寓外墙的铭牌上写的仍是“伊索肯大

厦”。

草坪路公寓

当然，草坪路公寓更高的辨识度源自其独特的设计，每一层都有外置的贯通阳台连接着所有住户。这种设计后来被广为效仿，当时却显得标新立异。克里斯蒂就此打了个形象的比喻：一艘滑稽的远洋客轮。“远洋客轮”里最令小说家满意的，是伊索肯公司为每家每户订制的家具，譬如舒适的伊索肯长椅。设计椅子的人，是包豪斯学派的青年才俊马歇尔·布劳耶。公寓建造时，布劳耶和他的老师瓦尔特·格罗皮乌斯都客居伦敦，也都受雇于伊索肯公司。还有，两人都是草坪路公寓的第一批住客。怎么说呢，小说家搬来的时间终究是晚了点。她入住草坪路公寓的四年前，1937年，包豪斯的设计师们已迁往美国。

人来人往，又西参东商此出彼没，在“拎包入住”的草坪路公寓是日常戏码。公寓32套单元房能演化出的排列组合，不可尽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代背景，则添加了一个奇妙的参数。或许你并不知道，现在或者曾经与你同住一栋公寓的邻居，是个谜一般的角色。草坪路公寓一份残缺不全的租客登记册，暗示了人与人之间的诡异联系。

为克里斯蒂腾出20号单元的，叫伊娃·雷基特，那个年代草坪路公寓里最富有的女人。最富有的女人，就是一个有待破解的谜。围绕着她的疑云像包心菜的菜叶，一层又一层，菜心是什么滋味？

伊娃·雷基特于1940年10月刚搬进草坪路公寓，早先住在22号。20号，是她在公寓的第二处住所。为克里斯蒂腾出20号单元之后，她又搬进了她在公寓的第三处住所，1号。是的，雷基特并没离开公寓。很巧，1号的隔壁，2号的住户是埃及史学家斯蒂芬·格兰维尔，克里斯蒂夫妇的密友。

克里斯蒂与自己房间的前任住户是否有交往？没有确切的文字记录。不过从1941年到1947年，克里斯蒂在草坪路公寓居住期间，她与雷基特是同一个钢混容器里的时空伴随者。最低限度的判断，她们在公寓内应该有无数次不期而遇，无数次礼节性的、邻里尺度的颔首致意。她们相视一笑的地点，可能是门厅、楼道、洗衣房，更可能是公共酒吧，此处又叫作“等压线餐饮俱乐部”。

两位女士相互打量时，内心如何揣摩对方？无从考证。没准，侦探小说家出于好奇，会更多地想象一下雷基特的人生。但雷基特复杂的背景，恐怕会溢出小说家想象的边际。真正对雷基特感兴趣的，是军情五处(MI5)。他们关注雷基特不是出于好奇，而是工作。面对雷基特如此不寻常的履历，军情五处若还不动心，简直就是渎职。

雷基特的公开身份，是科莱特书店的老板。科莱特书店位于查林十字路，一家毫不掩饰其左翼政治立场的书店，以满足大众激进的阅读口味为己任。书店老板的另一重公开身份，是英国共产党（CPGB）党员。入党时间是在她接盘科莱特书店一年后，1934年。军情五处发现，雷基特与英共总书记哈里·波利特来往频繁，她被认为是英共经费的重要提供者。雷基特的资金从哪里来？不可能是科莱特书店那点可怜的利润，很可能来自国外。更惊人的发现是，雷基特入住草坪路公寓后，曾试图接近一位叫约翰·威尔金森的科学家，此人秘密受雇于英国化学战实验室。凡此种种，远非一名普通左翼人士乃至英共党员所为。军情五处提交给英国内政部的报告里作如下描述：确信该女士为某外国间谍组织服务，格鲁乌（GRU，苏联军事情报总局）？

为了将“格鲁乌”后面的问号拉直，军情五处对雷基特在草坪路公寓的三处住所都进行过秘密搜查，均无功而返。雷基特是否察觉自己的房间被人动过手脚？不得而知。克里斯蒂对公寓内不见光的活动，肯定全无知晓。军情五处对雷基特在草坪路公寓的第三处住所——1号单元进行秘密搜查的时间，是1941年4月。当月，《妇女画报》杂志开始连载克里斯蒂的新作N or M？（《密码》，中文版还有《谍海》或《桑苏西来客》等译名）。冥冥之中像是有所呼应，《密码》是克里斯蒂唯一的一部间谍小说。

假使雷基特看过《密码》，多半会生出几分轻蔑。小说家总是对虚构世界洞若观火，却对周遭生活麻木不仁。在《密码》里，汤米和塔彭丝夫妇要对付的是纳粹德国的间谍。然而在草坪路公寓，谍战剧的主创团队来自更东边的苏联。一本2019年出版的传记《草坪路公寓：间谍、作家和艺术家》，给出了意想不到的数字，公寓竣工后的十年，曾在此居住过的苏联特工不少于七人。雷基特是其中之一，却算不上关键人物，真正的大佬叫阿诺德·多伊奇。

我们故事里份量丝毫不逊于克里斯蒂的主角该出场了。嗯，得更正一下。如果把草坪路公寓视作阿加莎·克里斯蒂与阿诺德·多伊奇共享的舞台，那么男主角早就登场了，且早就完成了谢幕。克里斯蒂搬进公寓的时间，1941年3月，其实已经接近于多伊奇人生的谢幕。

重复一遍，女主角搬来的时间终究是晚了点。

二、7号单元：“剑桥五杰”的引路人

1934年2月，多伊奇来到伦敦。移民局的入境卡上，他作如下登记——

姓名：阿诺德·多伊奇；年龄：30岁；国籍：奥地利；职业：大学讲师；入境事由：赴伦敦大学学院进修心理学课程；本地担保人：堂兄奥斯卡·多伊奇。

上述事项，“大学讲师”纯系编造，其余都属真实。有些内容入境卡上没有填写，可有必要提及。多伊奇的教育背景相当光鲜。19岁高中毕业，他考入维也纳大学哲学系，主修哲学，辅修心理学和自然科学。24岁生日刚过，他拿到了维也纳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多伊奇博士是弗洛伊德学生威廉·赖希的追随者，信奉赖希的“性革命理论”，认为政治压迫与性压抑是事物的一体两面。20世纪三十年代的欧洲，尤其是左翼学术圈，将“性高潮”“性愉悦”挂在嘴边的并不少见。由此，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那些贴着西马标签的时髦书生，在人们的刻板印象中，往往意味着现实政治的幼稚。所以，他们无法从事一些需要更高政治涵养和隐忍品质的工作。

阿诺德·多伊奇是这样的人吗？

阿诺德·多伊奇

如果1990年苏联克格勃的内部档案不对外公布，外界对此人的了解可能仅限于他入境卡上的内容。问题是，凭入境卡上的内容，谁又会关注他？伦敦大学学院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多伊奇会躺在历史的海沟里，一个不被感知的存在。

好吧，前往1990年，看看苏联公布的内部档案。档案里有一份内务人民委员部（克格勃前身）《特种工作人员履历表》，是1935年8月多伊奇回莫斯科休假时填写。履历表可以跟那份平淡无奇的入境卡对照着读：1904年，多伊奇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父母是来自斯洛伐克的犹太人，小资产阶级家庭。1922年，加入奥地利共青团。1924年，加入奥地利共产党。1928年，进入共产国际联络部驻维也纳办事处。1931年，进入共产国际联络部驻莫斯科办事处。同一年，他的组织关系从奥地利共产党转入联共（布）。啊，在联共（布）党内，多伊奇被称作“斯特凡·朗同志”。1932年8月，从共产国际联络部调入内务人民委员部并接受训练。1934年2月，奉命赴伦敦从事秘密情报工作。

入境卡与履历表，在多伊奇抵达伦敦的那一刻完成了对接，闭环。从此，一个具有双重身份的人，走在阴晴不定的伦敦街头，愈隐秘则愈伟大。

在隐秘的那一侧世界，多伊奇还有个代号“奥托”。“奥托”在伦敦的上线有三人：伊格纳季·赖夫、特奥多尔·马利、亚历山大·奥尔洛夫。三人后来都成了大清洗的牺牲品，赖夫和马利都因莫虚有的罪名遭枪决，奥尔洛夫幸运一些，他早早嗅到危险的气息，流亡美国。流亡美国前，奥尔洛夫在西班牙内战中有过一段呼风唤雨的日子。“奥托”在伦敦的下线有20人，其中包括五位剑桥大学的学生。没错，世界情报史上大名鼎鼎的“剑桥五杰”。他们是金·菲尔比、唐纳德·麦克莱恩、盖伊·伯吉斯、安东尼·布伦特和约翰·凯恩克罗斯，五个人都由多伊奇亲自招募。

那个年代的剑桥和牛津校园，氛围有些反逻辑。一群出身高贵、生活优渥的学子，却以谈论社会主义学说、加入共产主义组织为荣。更反逻辑的是，这些躁动不安的高贵学子，又是英国政府欢迎的雇员。多伊奇对眼前的古怪，倒是见怪不见。他要做的就是引导年轻人，将他们难以排遣的热情，转向为共产主义的母邦苏联服务。强调一下，秘密服务。双方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基础，而多伊奇信奉的“性革命理论”也有着巨大吸引力。“剑桥五杰”有三种性取向：异性恋、同性恋和双性恋。

如今，关于“剑桥五杰”的公开资讯铺天盖地，让他们几乎成了透明人。但他们不是我们故事的主角，他们只是木偶，主角是手里提着线头的人——多伊奇。主角有他的舞台，草坪路公寓。

在搬进公寓前的五个月，多伊奇暂住在堂兄奥斯卡·多伊奇家里，堂兄完全不知道堂弟在干些什么。这五个月，多伊奇并没闲着，他招募了“剑桥五杰”中的第一人金·菲尔比。两人极具仪式感的会面发生在1934年6月，地点是离汉普斯泰德不远的摄政公园。在一场严肃而有趣的谈话之后，多伊奇对菲尔比下达了第一道指令：“与过去的共产党组织断绝所有联系，对外树立纳粹同情者的形象，OK?”类似指令也下达给了“剑桥五杰”的其他四位，伪装自己是间谍生存的头号法则。多伊奇本人就是这条法则的忠实践行者，他藏得很深，草坪路公寓的租客登记册上都找不到他的名字。

把多伊奇从历史海沟里打捞出来的，是《草坪路公寓：间谍、作家和艺术家》的作者大卫·伯克。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克格勃史上最著名的叛逃者戈尔季耶夫斯基，偶然向伯克提及，多伊奇在伦敦时好像生过一个女儿。伯克立刻翻阅多伊奇女儿出生证的副本，才第一次发现了多伊奇在伦敦的住址：草坪路公寓7号。7号，一个位于底楼贯通阳台尽头的单元。7号的房门，被转角楼梯贴心地遮护着。在公寓的外面，你根本看不到进出房门的人。房门里的人，每一个选择都是出于职业本能：尽可能不起眼，才可能长久。

没有伯克的偶然发现，多伊奇在草坪路公寓的痕迹，将是一堆无人关注更无人求证的无效信息。像是树根下的一片树叶，它是从这棵树上落下的，还是被风从其他树上吹来的？

有了草坪路公寓7号这个坐标，我们可以把多伊奇生活的散碎片断缝合起来。他是公寓竣工后的第一批住户，入住时间是1934年7月。他是一位低调内敛的住户，与邻居少有交流，难得使用公寓的公共设施，也没能赶上“等压线餐饮俱乐部”开张。可以肯定的是，他与在公寓居住的其他条线的苏联特工互不知晓。他是一位早出晚归的住户，每一次出门接头，他都要先打车到伦敦郊外，再换乘公共交通去市内指定地点。回程，同样的操作翻个身再来一次。

1934年10月，多伊奇进入伦敦大学学院攻读心理学专业。遗憾，他的进修在1936年1月终止，没能拿到学位。1935年8月，他回维也纳探亲，随即悄然从维也纳转赴莫斯科。当年11月，他结束休假。妻子菲尼·多伊奇在莫斯科完成无线电技术培训后，跟他一同来到伦敦，草坪路公寓7号有了女主人。次年，多伊奇女儿出生。在遥远的将来，她的出生证副本，会破解草坪路公寓最大的谜。

莫斯科之行前，多伊奇招募了唐纳德·麦克莱恩和盖伊·伯吉斯；莫斯科之行后，他又招募了安东尼·布伦特和约翰·凯恩克罗斯。“剑桥五杰”齐了。五位离经叛道的年轻人，二战初期都顺利进入了英国外交或情报等要害部门，在之后近30年里源源不断向莫斯科输送核心机密。情报数量之多、质量之高、领域之关键，以至于让克里姆林宫的老大哥怀疑，一切是不是来得太过容易？

在莫斯科之行期间，多伊奇的上线亚历山大·奥尔洛夫致函内务人民委员部：“斯特凡·朗同志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忠诚的同胞。他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还能带来更多的好处。他出色的工作，值得我们机关给予高度的肯定和表扬。”

莫斯科方面比奥尔洛夫后知后觉一些，他们给予多伊奇“高度的肯定和表扬”要待他死后，是追授。今天的克格勃国外情报局纪念馆，墙上挂着多伊奇的画像，画像的文字说明用了最高规格的修辞：不朽。当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对奥尔洛夫的回应，仅是原则上同意为多伊奇配发枪支。

事后看，多伊奇的问题不是一把勃朗宁M1906所能解决的。他需要一张证书，劳工证。1936年1月，多伊奇结束在伦敦大学学院的进修，受雇于堂兄奥斯卡的奥登连锁影院，一个用于掩护身份的工作。麻烦在于，英国劳工证的申领条件苛刻，内政部会对申请人的信息进行极其严格的核查，这有可能导致多伊奇暴露。为避免节外生枝，多伊奇加盟奥登连锁影院后一直没有申领劳工证。当然，“打黑工”是让他失眠的“另一只靴子”，靴子迟早会落地。

1937年9月5日，伦敦警察敲响了草坪路公寓7号的门。接下来是一段例行公事的对话——

警察：内政部最近一直同您的律师通信，您在这儿属于半合法。您打算在英国再待多久？多伊奇：对不起，我们10天后就准备离开。警察：没事，您一走，这些问题就都不存在了。

1937年9月15日，多伊奇一家离开伦敦，前往巴黎。他要在那儿谋划如何延长在英国合法逗留，譬如再度申请高校的进修资格。一件糟糕的事打乱了他的节奏，他逗留巴黎期间，苏联两位重量级特工波列茨基和克里维茨基叛逃西方，而克里维茨基认识多伊奇。内务人民委员部急电，暂停伦敦所涉特工点的工作，斯特凡·朗同志撤回莫斯科。遵照莫斯科的部署，当年11月初，多伊奇短暂回到伦敦，向所有下线发放了三个月的工资，约定了后续联络的方式，结清了草坪路公寓7号的房租，关门离开。

那一刻，是多伊奇与草坪路公寓的永别。遮护着7号房门的转角楼梯，要等上40个月，才会迎来克里斯蒂。侦探小说家抱着她的爱犬“詹姆斯”上楼时，也许会探头瞥一眼7号的房门。

三、4号单元：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1941年3月，就是克里斯蒂搬入草坪路公寓那个月，“剑桥五杰”之一、此时正供职于军情五处、未来将担任女王艺术顾问的安东尼·布伦特，向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由内务人民委员部更名而来）传递了一份令人费解的情报：军情五处相信多伊奇是苏联特工，很可能是最危险的苏联特工，英方已着手对他的堂兄奥斯卡·多伊奇进行调查。

克里维茨基叛逃所形成的因果链，时隔40个月才波及多伊奇，此时我们的男主角早已全身而退。是军情五处反应迟缓，还是苏联方面神经过敏？未有定论。布伦特的情报产生了一个意外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莫斯科对多伊奇的怀疑。这更令人费解，又不难理解。多伊奇所效命的机构，历来弥漫着猜忌和怀疑的气息。

普天下的情报系统，都是由一群怀疑论者结成的牢不可破的联盟，信任是脆弱的特例。加上不同条线呈上的情报，相互矛盾、彼此抵触，使得怀疑的氛围愈发浓厚。或许，苏联的情报系统比之其他国家更不信任人，尤其是自己人。因为，端坐在苏联情报系统金字塔尖的，是无药可救的疑心病患者斯大林。被处决的赖夫和马利是疑心病的受害者，叛逃的波列茨基、克里维茨基和奥尔洛夫也是。

多伊奇被紧急召回莫斯科，符合怀疑论者的行为逻辑，不过也不排除是出于审慎的考虑。只是，1937年11月，他最后一次关上草坪路公寓7号的房门时恐怕不知道，追逐着他的因果链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个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可能离他很近很近，近得只隔着两扇门。事情比较绕，兜兜转转又回到了草坪路公寓。

1934年7月，比多伊奇入住草坪路公寓7号稍晚几天，4号单元也迎来了第一任住户，新婚的刘易斯夫妇，一对充满活力、善于交际的年轻人。丈夫叫安东尼·刘易斯，英国共产党党员，在BBC公关部工作。1936年初，“剑桥五杰”之一盖伊·伯吉斯将加盟BBC，成为他的同事。妻子叫布里吉特·刘易斯，德国共产党党员，巴塞尔大学的高材生。在伦敦本地人听来，夫妻俩说的英语都不纯正，丈夫有苏格兰腔，妻子夹杂着意第绪语单词。呃，这是他们的乡音。安东尼·刘易斯就是苏格兰人，布里吉特·刘易斯则是来自德国的犹太流亡者。

布里吉特·刘易斯是她随夫姓的名字，标准的英伦范儿。她娘家姓库钦斯基，原名布里吉特·库钦斯基。她父亲罗伯特·库钦斯基是统计学家，母亲贝尔塔·库钦斯基是艺术家。统计学家和艺术家共育有六个孩子，一子五女，布里吉特在家中排行老三，她上头还有大哥尤尔根和大姐乌苏拉。提到大哥和大姐，布里吉特的社会关系网便显赫地展开了，低调很难。尤尔根和乌苏拉，两位老大是库钦斯基家族的招牌，叱诧风云的人物，“传奇”二字的肉身注脚。

尤尔根·库钦斯基，享誉20世纪德国文化史的奇才，著作等身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他的《生产力的四次革命：理论和对比》，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必读书。民主德国建立后，他是德国统一社会党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埃里希·昂纳克的笔杆子。

乌苏拉·库钦斯基，名气可能要更大一些——她以不同的名字而被人记取。她是鲁迅日记里的“汉堡嘉夫人”（汉布尔格），帮着鲁迅搜集出版珂勒惠支版画的人，汉布尔格是她的夫姓。实际上，她在中国从事的是谍报工作，佐尔格小组成员，佐尔格为她起的代号叫“索尼娅”。民主德国建立后，她回国以“鲁特·维尔纳”为笔名专事写作，成了文坛名角儿。

鲁特·维尔纳最轰动也最具争议的作品，是1977年出版的《索尼娅的报告》（中译本名为《谍海忆旧》）。这是一部以作者20年谍报生涯为背景的纪实作品，书的初版为了保密而作了删节。被删节的内容，索尼娅报告的未公开版，算得上“足以改变历史进程”的大事。

《谍海忆旧》

这件大事与乌苏拉·库钦斯基在伦敦的经历有关，也与她哥哥尤尔根·库钦斯基有关。1930年代后期，比妹妹布里吉特晚个几年，尤尔根和乌苏拉也陆续来到英国。二战期间，尤尔根代表格鲁乌正式招募了曼哈顿工程的参与者、德裔英籍核物理学家克劳斯·福克斯。此后几年，乌苏拉担任福克斯的上线。兄妹联袂，打破了英美的核垄断。

搞笑的是，英国情报机构对库钦斯基兄妹的操弄知之甚少。直到1990年，《索尼娅的报告》完整版在英国上架，军情五处和六处的探员们，才跟普通读者一样瞠目结舌，恍然大悟。在老一辈探员的回忆里，尤尔根·库钦斯基教授是牛津和剑桥学术圈里长袖善舞的人物，驻英美军的德国政策顾问。对于乌苏拉·库钦斯基，他们没有印象。

在克里斯蒂的印象里，尤尔根·库钦斯基教授是“一位学识渊博、气质不俗的人，连走路都和着贝多芬的旋律”。有证据表明，两人有过接触，时间大约是1941年3月克里斯蒂入住草坪路公寓到当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地点是草坪路公寓的“等压线餐饮俱乐部”，引荐人应该是布里吉特·库钦斯基。那段时间，教授住在父母家里。父母家离草坪路公寓不远，公寓对面的一栋维多利亚式老宅。教授经常会去公寓看望妹妹，妹妹则喜欢流连于“等压线餐饮俱乐部”。那里有克里斯蒂和左翼历史学家戈登·柴尔德组的牌局，偶有三缺一的情况，布里吉特会善解人意地搭把手。

善解人意是社交型人格的特质，而广交朋友是间谍的另一款行事风格。多伊奇是尽可能不留痕迹，布里吉特相反，是到处留下痕迹，让人难辨真伪。好了，有必要交代一下，布里吉特跟她的大哥、大姐一样，也是特工，在巴塞尔大学读书时就秘密加入了格鲁乌。她要比大哥、大姐早个几年到英国，从苏联方面公布的档案看，那几年她的工作主要是分析、筛选和考察人员，拓展下线，草坪路公寓业主委员会的身份为她提供了便利。

克里斯蒂与布里吉特的交集，是1941年3月她入住公寓后的一年多时间。1942年8月刘易斯夫妇离婚，布里吉特从公寓4号单元搬走。克里斯蒂是否进入过布里吉特的视野，不知道，反正小说家本人不知道。那时候，小说家正沉浸于对丈夫的思念。她的第二任丈夫马克斯·马洛温，1941年被皇家空军征召，作为中东问题专家被派往开罗，两人有着甜腻的书信往来。比较荒唐，与此同时，小说家又陷入了与斯蒂芬·格兰维尔的私情。对，前文提到过，克里斯蒂夫妇的密友，公寓2号的住户。放飞情感的女人，第六感在其他方面略显迟钝，克里斯蒂可能get不到布里吉特的关注。或者，布里吉特觉得克里斯蒂压根儿就没关注价值。

真正有关注价值的，是那些在现实政治中足够惹眼的家伙，此乃布里吉特工作的一般原则。别搞错，不是多伊奇，是他的下线。大约是1936年初，盖伊·伯吉斯进入BBC起，他成为布里吉特名单上的人。与伯吉斯一同列入名单的，还有他的好友金·菲尔比。对此，无论是伯吉斯、菲尔比还是多伊奇，一概不知。

一年后的1937年初，多伊奇对“剑桥五杰”第五人约翰·凯恩克罗斯完成招募的同时，布里吉特向格鲁乌总部提交了一份报告：金·菲尔比与德国驻英大使里宾特洛甫关系非同寻常，怀疑是德国间谍；盖伊·伯吉斯随保守党议员杰克·麦克纳马拉访德期间与希特勒青年会成员有同性滥交行为，怀疑是纳粹支持者。

来自英国-伦敦-草坪路公寓的不同口子的情报，通过不同的渠道输送到莫斯科，汇总到克里姆林宫的老大哥那儿，他是拥有上帝视角的人。而我们早就说过，拥有上帝视角的人，是无药可救的疑心病患者。诚然，格鲁乌的情报未必值得信任，但他们情报里所怀疑的人同样应该怀疑，至少不能信任。妥了，事情已经决定。疯狂的一年，就此开始。后面的很多事，无非是多米诺骨牌的连锁反应。

回到原点，草坪路公寓。4号单元的主人并不知道她对7号单元的主人做了些什么，反之亦然。他们互不知晓，彼此连招呼都没打过。尽管从1934年7月入住到1937年11月多伊奇搬离，他们是同一栋公寓的邻居。呵呵，4号和7号只隔着两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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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底，多伊奇撤回莫斯科。很侥幸，他躲过了大清洗，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事可做。内务人民委员部派发给他一个闲职，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苏德战争爆发后，情况有了松动，贝利亚考虑重新启用他。1942年11月7日，多伊奇奉命前往美国工作。很不幸，在前往美国途中，他乘坐的“顿巴斯号”客轮在大西洋上被德国潜艇发射的鱼雷击中，多伊奇为救他人而牺牲。

此时的克里斯蒂，正在如远洋客轮般的草坪路公寓里，为《魔手》安排结局。她将迎来创作的高峰。命运真有一双翻云覆雨的魔手，让一些看起来不可能的事肯定有可能发生。小说家写作之余出门遛狗时，也许会探头瞥一眼7号的房门，里面曾经住过一个什么样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