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戏30年：“皇阿玛”是怎么从伟大领导变成大猪蹄子的？

看到一篇趣文，不敢独享，贴出来分享给大家——

清宫戏30年：“皇阿玛”是怎么从伟大领导变成大猪蹄子的？

文|王雨童  来源|一颗土逗

《延禧攻略》的魏璎珞刚与乾隆爷执手相看天下，《如懿传》中乌拉那拉·青樱又带着离愁别绪跨进朱红宫门，2018年暑期档的荧幕注定要被旗装花盆底的莺莺燕燕们占据，掀起清宫戏在整个中国大众文化中的又一轮热浪。《火烧圆明园》、《还珠格格》、《铁齿铜牙纪晓岚》、《康熙王朝》、《步步惊心》、《后宫甄嬛传》……享国不到三百年的大清王朝为流行文化提供了难以计数的热点话题和现象级文本，更长期占据着普罗大众对王朝历史或光辉灿烂或失意惆怅的想象。以清朝为时代背景的后宫戏近年来在女性向文化产品中一枝独秀，它不仅承载着旷世爱恋的觊觎与失落，更作为当代文化心理或文化欲望的西洋镜，于花团锦簇中照映出此岸的匮乏与彼岸的虚妄。

父亲当家：清宫里的盛世王朝想象

最早闯入改革开放之初人们视角的大众文化，就有清宫戏的身影。1983年，率先回内地拍片的香港导演李翰祥与北影厂合作拍摄了《垂帘听政》、《火烧圆明园》两部影片，在文化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李翰祥得以在故宫、颐和园、清东陵、承德避暑山庄等地实景拍摄，这种影片生产上的奇迹在今天再也无法复制。清宫戏曾是幸运的，它在人民史观式微、亟待填补王朝余晖想象的时候披彩登场，从此爱也好恨也罢，都无法阻止它的盛行。清朝占据了最后一个传统王朝的位置，注定要承担起建立“五千年文明”的连续国族叙事的使命：在文化层面上，现在不再是一个同“封建王朝”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而是共同享有文化前提。

商业资本驱动下，自八十年代开始，从《努尔哈赤》到《末代皇帝》（周寰、张建民），大清十二帝竟是人人有份地荧屏露脸。其中，《雍正王朝》（1997）《康熙王朝》（2001）不仅在当时掀起了观剧狂潮，首播于1999年元旦至春节前的《雍正王朝》曾创下16.7%的最高收视率，央视先后两次在黄金时段重播，至今仍被看惯更大成本制作的网友奉为“经典之作”“历史剧的最高水平”。尽管作为现实政治的隐喻，这个雍正可谓在道德和政治层面都十全十美，励精图治朝乾夕惕自不必说，群臣上书要求治年羹尧死罪都顾念旧情不忍为之，掉在桌上一粒米也要捡起来吃掉，可谓古今完人。

这当然不是史实，但仍不出郭沫若为历史剧提供的“失史求似”原则，导演胡玫渴望“发展历史的精神”，塑造在改革紧要关头能忍辱负重、兴利除弊的英雄形象，她曾在采访中谈及人物意图：“英雄对一个民族的提升太重要了！我觉得近代男人都萎靡了，我渴望英雄。黑泽明电影中的英雄振奋了二战后的日本，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千百个荒淫皇帝中塑造一个好皇帝？”社会主义时期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史观退场之时，填补空白的是以帝王将相为英雄、为伟人的话语，清宫戏大量的仰拍、特写，众星捧月的人物关系，服化道上对封建礼仪形制一丝不苟的遵循，其间是对权力形式的高度认同和崇敬。因此，在宫廷戏中花大量篇幅去塑造当权者如何强国兴业，如何爱抚民生，并不意味着彼时的创作者就一定有更严肃和更专业的职业态度，只是时势始之然，社会心理需要一位挑得起千钧重担的明君，一位令人信赖、威严慈祥的父亲。

《雍正王朝》的前半部分，胤禛从储位斗争中战胜二阿哥、三阿哥、八阿哥、十四阿哥等强大对手，靠的正是幕僚邬先生制定的“做一个为皇帝分忧的好儿子”行事方针，赈灾也好整治贪腐也罢，均因替父分忧获得意义；后半部分，他又努力做如父长兄，为了给继承人弘历留下安稳政局而挥泪灭亲，在亲人背叛的悲情中含泪逝去。这场对卡里斯马（Charisma）的召唤仪式在文化想象层面相当成功，作为一部通俗电视剧，《雍正王朝》得到了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民众的高度关注，更带动了《康熙王朝》《李卫当官》等一批康乾盛世想象的剧集，从“得民心者得天下”到“向天再借五百年”，一位理想父亲被高高捧至历史的神龛上。

在改革的年代慷慨悲歌“有道是人间万苦人最苦，终不悔九死落尘埃”（《雍正王朝》主题曲），的确形成了“分享艰难，共克时艰”的情感效果，然而满清王朝的民族异质性也时刻被人标亮、圈点和指责，围绕清朝及历史演义所时刻发生的，是多方裂解和构建宏大叙事的冲突交锋。1996年，美国日本裔学者罗友枝针对何炳棣三十年前的文章《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突然发难，质疑其“清朝的满族统治者接受汉文化，并以汉文化维系了多民族帝国长久统治”的观点，试图强调清朝的满族异质性，由此展开了长达十数年的“新清史”之争。民间也并非全无风波，自新世纪开始抬头的大汉族民族主义正是从反清宫戏开始逐渐明确了自己的立场，形成了网络上的“皇汉”潮流。

尤其是2001年《康熙王朝》和2006年的《施琅大将军》，由于两部戏均赞扬清朝完成大一统，设置了贬斥郑成功政权的剧情，彻底激怒了“皇汉”们，斥为“少数满遗在文化娱乐方面妄图对历史进行反攻倒算，侮辱汉族的同时替满清王朝招魂”（早期汉民族主义者“齐鲁风”在文章中自述）。《施琅大将军》在2004年陈水扁连任、继续推行台独政策的关口被拍摄，原本呼唤统一之意不言而喻，却直接遇上了“何以中国”的关键争端，作为边界明确的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同圆圈式的、辐射式的中华文化之间的摩擦，就这样以通俗文化的方式被大众直接体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