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试药人：日薪1千的医药志愿者

来源：新浪看见  摄影：Stamlee  编辑：米杜、银盐

他们被传说吃几颗药，抽几管血，不用打卡上班，就能日赚千元，他们又被认为是在冒着生命危险，搅在灰色利益链中，然而从客观上讲，他们是人类健康事业的志愿者，他们的名字叫做试药人。

在黑龙江的一家医院的试验中心，一名试药人躺在床上休息。试药人在常人的印象中，就像实验室的小白鼠，是件非常恐怖的事。根据中国《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每一种新药在生产使用之前，都必须经过动物和人体试验。而人体试验一般要经过四期，其中Ⅰ期试验要求在健康人群中间进行，其余阶段要以患者为受试者。

“试药其实并不恐怖。”试验中心的医生说，只是出于对试药人隐私保密，才显得神秘。试验开始前，研究者须向伦理委员会提交研究报告，只有伦理委员会同意后，试验才可进行。如果有人想参加试药，需要先填写《知情同意书》，大致分为三部分：一是实验项目内容介绍，二是“责任和权利”，三是对试药的风险进行告知。

如果想参加试药，还需要进行严格的体检。体检通过后，为保证受试者安全和实验数据的准确，每位受试者都要住院，他们的饮食和作息会受到严格控制，食品、香烟等会被锁入箱内统一保管。医院给受试者提供活动室，受试者可以互动交流、读书、看电视，也可以自带手机或电脑，做自己的事情。

测试区每个角落都装了监控，医生会24小时观察每位受试者的身体状况，定时抽血取样。健康人测试结束后，会再做一次体检确保健康未受影响，然后发放一笔补贴，费用高低取决于试验周期、回访次数、药物剂量，大约每天500-1000元。不过风险肯定还是存在的，有的试药者是过敏体质，比如吃完药出现全身红疹之类，一般就会给予治疗再多住段时间，出院时多补些钱。

在黑龙江大庆的静园公墓里，闫星宇泣不成声。闫星宇曾是一名大学的化学教师，多年前父亲癌症晚期，为了给父亲寻找救命的靶向药，知道了“试药”。父亲已经过逝两年，闫星宇说，如果他能早一点进入试药行业，也许就能给父亲的癌症治疗带来转机。

当时控制父亲的病情有三种办法，一是天价进口药，闫星宇的经济能力根本无法承受；二是托人从国外买仿制药，涉嫌非法；三是去医院参加试药项目，疗效大于风险，还免费。但是闫星宇此前对这个行业一无所知，甚至开始时都不知道去哪找。后来为了解这个行业，闫星宇自己主动报名参加项目，但因知道得太晚，折腾一年多，父亲还是离他而去。

“在欧美，试药是作为治疗重疾的一个主要手段，免费最新的药物经常给患者带来奇迹。”如今，闫星宇已经成了“试药”行业的奔走和呼吁者。或者用他的话来说，他有了新的目标，建立个试药领域的“线上平台”，让当年和他爸一样想试药求活的患者能匹配到项目。

“试药”本是一种对医药行业的参与和贡献，就像献血一样。但由于外界对试药行业不了解，大多数的试药者，就单纯冲着“赚快钱”去了。“我就是冲钱去的，我觉得我认识的那些试药的，多是冲钱去的。”冯永利是退伍兵。他说话就像军人的口令一样，简单、直接、坦然。

冯永利服役9年，他曾是海军陆战旅的突击队员，随中国军舰赴亚丁湾护航。二级士官退役后，他用退伍费和自己多年的积蓄，再加上部分贷款在天津开了一家饭店。然而饭店刚有点起色，不幸遇上周边工厂仓库爆炸，瞬间血本无归，还欠了一屁股的债务。

“饭店没了，可钱还得还呀！”有天冯永利在网上看到一则试药广告，高额的补贴吸引了他，于是便开启了此后两年的试药生活。天蒙蒙亮，冯永利就和刚认识的两位朋友，赶到杭州第二医院临床试验中心排队。因为试药来钱快，报名的人也多，如果其中体检合格人数比较多，医院还会来按排名先后选人。

和冯永利一起拼住的老王来自吉林。试药结束后他们去西湖转一圈，拍照片传给老婆。家人不知道他在做试药，一直以为他在外找了个到处玩还能挣钱的好工作。老王说，自己年轻时是个混混，现在儿子长大了才觉得该挣钱了。但此前老王做“伟哥”仿制药测试时，出现了昏昏欲睡的感觉，所以他打算再做两次，凑够儿子上大学的钱就不干了。

火车站里四人分手，冯永利和老王打算去试试一个不联网的项目。试药行业有明文规定，两次试药的间隔应该在三个月以上。然而以获取补贴为生的“职业”试药人为了多挣钱，会找要求不严只间隔一个月的，或者查不到之前试药经历的没有联网项目，甚至会隐瞒前一次试药史。

回到南京，冯永利住在一个不到10平的出租房里，没有洗澡的地方，就跑到宾馆借宿洗了个澡。冯永利在犹豫不联网的项目要不要去，“离得远补贴少，去体检的人如果很多，白跑一趟还倒搭路费。”他在试药前会去网上查药性，也从不试注射类药物，觉得那个风险高。躺在床上，冯永利看着隆起的小肚腩有些伤感，在部队时那可是八块腹肌，两年时间全没了。

黑龙江一家医院的试验中心体检处门外，已经42岁的刘定坤把脑袋伸到窗外，吸着烟。这次是他第三次来做试药体检，但和第二次一样，依旧是烟检没过。有的试药项目会要求志愿者不能吸烟，为了通过体检，刘定坤尝试提前戒烟，但时间太短，最终没能通过体检。

刘定坤原本是个泥瓦匠。半年前，他和其他的农民工一样，在街头揽活。一个小伙子塞了一张卡片，一看“试药”，这是他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已经五天没找到活干的老刘，又等了一周，终于拨通了卡片上的电话。第一次试药成功，让老刘尝到了甜头。

但之后的两次试药体检都没通过，老刘又没有找到活干，就回到了老家打算休息一段时间，看看能不能把烟戒了，“好多参加过的吸烟者，都借机会把烟戒掉了。”

刘佳来自四川，今年19岁，有个双胞胎妹妹在成都读大学。前些日子，妹妹想买把吉它，虽然兄妹俩相差才几分钟，但“哥哥就得有个哥哥的样子”，刘佳满口答应。可他刚到苏州打工不久，“钱又从哪儿来呢，只好去试药了。”

刘佳试药所得的补贴，除了给妹妹买吉它，剩下的就用于租房安家。一个月后，刘佳终于找到了工作，当被问到还会不会再做试药，刘佳说“过几年再说吧……”

查理是一名医学生，正在医院见习。查理的家境很好，和前面几名试药者不同，他是唯一一位不为钱去试药的小伙子。

查理有定期健身的好习惯。暑假的最后半个月里，他报了一个试药的项目。查理说，在他们学医的同学中，愿意去试药的同学很多。他们对医药的理解与常人不同，也希望通过自己的一点付出，推进中国的医药行业进步。

“试药本不是一个灰色行业。因为信息不对称缺乏了解，也没有大众科普的机会，同时要给药物测试内容保密，才会造成人们这种神秘而恐慌心理。”闫星宇展示了一些志愿者纪念证书，不过，“试药不能当做一个赚钱的行当。如果可以普及的话，一个人一生中，试药也就一到二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