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疑剧《隐秘的角落》为什么好看？

看《隐秘的角落》时，我竭力想解决的问题是，要吸收正能量，从哪里下手好呢？用某些领导的话说，这“抓手”还真不好找。

目前看了5集，觉得挺好。虽然还有7集没看，但不影响我现在就给这部剧点赞。好多事儿都要趁早，否则，你找工的简历还没准备好，厂子就已经改制，书记变董事长，人家有股份了，你工作没了，你找谁哭去？

我不担心后面，即便后面不好看也没关系。就像很多官员，后来成了严重腐败的一分子，那从前的赞誉和各种待遇不也都归他们了吗？

悬疑剧当然离不开悬念，每集都有悬念，而且你隐隐感觉，一定会有出乎你意料的东西。不过，看剧的时候我在想，让我觉得好看的就是因为这些吗？

琢磨之后，我觉得这些都不是根本原因，它之所以好看，是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个近乎纯粹的社会环境。平时无所不在的“组织”，似乎不在人们的视野中了。

张东升是少年宫数学老师。但这个少年宫只是张东升的工作场所，和“葵花向阳”之类的教育没有关系。

朱朝阳的学校也只是背景，为了烘托他的学霸身份。另外，也因为有叶驰敏这个总是第二的同学，引入了叶的父亲，介入朱晶晶坠楼案调查的刑警叶军。

严良和普普是从福利院跑出来的孩子，但是，福利院只是为了表明他们各有各的不幸，严良有个吸毒的父亲，普普父母双亡。福利院在这里也只是背景，并不是为了表现社会为不幸儿童送温暖。相反，它还暗示了这些孩子心理可能产生的问题。

陈冠声是派出所民警。那个派出所跟“便民服务”之类的东西也没有多大关系。临近退休的陈冠声与严良的父亲严文斌是旧相识，他过去逮捕了严文斌，严良失去了父亲的教导，他心怀内疚，对严良很关心。

朱朝阳的母亲周春红工作在六峰山景区就更没有悬念，那是给张东升将岳父母推下山，以及朱朝阳、严良、普普拍下这段影像准备的。

这些人都在各自的环境中工作、学习、生活，他们的职业不过是谋生的手段，他们似乎和各种精神、指示也没有多少关系。

单看张东升，你觉得他也可以是韩剧中的一个老师；单看陈冠声和叶军，你也可以觉得，他们和美剧中的警察没有多大区别；再看朱朝阳、严良和普普，如果把普通话说得差一点，完全就是多年前港台剧中的同龄人。

此时，无论是社会背景、小环境还是人物，都变得纯粹起来，人就是人，是职业的人，是被生活打上烙印的人，情节围绕着人性和心理活动展开。

《隐秘的角落》根据推理小说《坏小孩》改编，原小说发生于2013年，但剧中时间线改至更早的2005年。不管是2013年还是2005年，那都是在改开大道上高歌猛进的岁月，与各阶段相适应的各种理论、精神、梦想、口号，无不渗透进各个地方。

张东升当的是人民教师，陈冠声和叶军是人民警察，朱朝阳是祖国花朵，严良和普普虽然境遇差些，但也是需要特殊护理、增加营养液的花朵，就是周春红的那个景区，也是为人民群众干革命干累了去遛弯歇脚休息的地方。

可是在剧中，他们的职业场所都被淡化处理，他们就是教师、警察、学生、福利院里的孩子、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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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晶晶坠楼而死，不只是一个生命的消逝，更是一个祖国花朵的夭折。

如果叶军腰板笔直地坐在会议室里，局长同志坐在突出位置，严肃地对干警们说：“同志们，我们必须本着对人民生命高度负责的态度，调查此案，争取以最快的速度，查出朱晶晶同学的死亡原因，给关心此案的社会各界一个满意的答复”，那整个剧的气氛就会完全改变。

将公安和人民链接起来太正常了，尤其是警察题材，那简直是说来就来。电影中有《戴手铐的旅客》，电视剧中有《便衣警察》，剧情且不说，单是主题歌和插曲中就透着局长同志的深情嘱托：前者是“顶风逆水雄心在，不负人民养育情”，后者是“为了母亲的微笑，为了大地的丰收”，人民和祖国，全齐了，还都是男高音。

这一影一剧都好看，在那个年代堪称国产精品。日本也有警察题材的影视佳作，比如，现今中年以上的人们几乎都看过的电影《追捕》，杜丘是检察官，矢村是警长，一个冷峻智慧，一个忠于职守。我不知道杜丘的上级是怎样教育杜丘的，我只是想，杜丘会不会在和爱上他的真由美策马飞奔时，大声说：“为了给北海道人民一个交代，非找到丫横路敬二不可！”？

对于文艺作品的性格问题，赵丹曾有过很好的解释，他说：“‘四人帮’管文艺最具体，连演员身上一根腰带、一个补丁都管，管得8亿人民只剩下8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引起我们警觉吗？”

更为人们所熟知的，是赵丹谈文艺创作的“遗言”。那篇文章发表在1980年10月8日《人民日报》五版头条，标题为《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

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肯定了赵丹的观点，说，莎士比亚的作品如果都由剧协审查，未必能出那么多好作品。多年后，温家宝在中国文联大会上发表《同文学艺术家谈心》的讲话时，也提到了赵丹的遗言。温家宝说：“他的遗言和他的艺术一样，长存人们心中。”

事实上，早在1979年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小平同志就语重心长地讲过这样一段话：“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艺术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

不过，有时候组织的出现也会陡然增加效果。比如，在《不见不散》中，刘元在洛杉矶机场教育闹哄哄的国内“商务”考察团说：“出国前没经过外事教育吗？到这儿得听组织的。”一句话，顺利就把团员们的护照收起来了。

电影里的人之所以会笑，是因为洛杉矶没组织，刘元把他自己当组织了。

这就是组织的魅力。没有的时候让它有，于是就产生了“笑果”。同样，“该有”的时候没有了，结果观众看到了更真实的生活，里面的人，包括警察，不再是俗套中的模式化人物，不再是完成组织任务的机器，而是和其他人一样，只是社会中干着各自工作的普通人，活生生的人。这让剧显得更真实，观众也找到了强烈的代入感。

这种真实的代入感，就像那首片尾曲，瞬间将每个观剧人带回遥远的童年：“蓝蓝的天空银河里，有只小白船。船上有棵桂花树，白兔在游玩……”

作者 | 枫叶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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