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传统批判 物理博士看天下

敲黑板说重点：

----现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简单：做技术的人，在中国地位太低，并且一朝不如一朝。

----不妨对比一下两个同时代的人：江南才子唐伯虎和文艺复兴的杰出人物达芬奇。两人都是出色的画家，但达芬奇除了画画，还是个军迷。他喜欢设计新式武器，从手枪、机关枪到大炮，担任过某公爵的首席军事工程师；他还利用教会收集的尸体进行解剖研究。中国的儒生们，会做这种脏活吗？唐寅除了卖画以外，只能放浪形骸。在那个时刻，东西方最有才华的人，在做着完全不同的事情。

----古代大部分读书人没有调查研究的习惯，实际上对自然和社会都很无知。

古代儒生们不是也讲格物致知吗？今天的北大物理系还把这几个字拿来用。格物致知是一桩有趣的公案，它来自《礼记-大学》，它具体的意思是有争议的。今天我们有理由相信，它最初在先秦时代的意思，应该是符合现代科学的朴素唯物主义。但你看后世大儒们的解释，有的完全是拧巴的。明朝的王守仁曾经在竹子面前坐了七天七夜体会格物致知，一无所获后宣布再也不相信了。阳明先生，竹子不是这样”格“的，要解剖它了解它的结构，要在四季中持续观察了解它的生长规律，要行走各地对它进行分类。显然，这样的事情是儒生们不愿意做的，这样获得的知识也是儒生们不感兴趣的。

----清朝时，康熙皇帝从西方传教士那里学到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非常喜欢；甚至说：这才算是格物致知。不过就算康熙想推广数学，也未必搞得定当时的士大夫们，他们在心眼里是看不起这些学问的。

----在历史的进程中，中国文人越来越远离军事实践。读中国历史，宋朝最让人痛惜。它灿烂的文化，绝对不输给文艺复兴，世界第一的经济和发达的工商贸易，也不比300年后的欧洲差多少。然而这样好的条件非但没能催生工业革命，反而亡于蛮族。王朝覆灭的时候，我们只有陆秀夫那样陪着小皇帝慷慨就义的志士，却没有达芬奇、伽利略那样把知识转化成战斗力的智士。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是因为中国的精英们眼望天空，而欧洲的精英们脚踏实地。

----宋朝是一个一直挨打、国家安全形势严峻的朝代，士大夫们不去钻研武器技术、不去帮助总结提高战术战法也罢，还不去研究强军强国的理论和政策。尤其到了南宋，在半壁江山沦陷、民族危亡的时刻，产生的思想却是“存天理灭人欲”，没有人讲“打赢是硬道理”。这个本应产生商鞅的时代，却只产生了朱熹。

-----有人说宋朝亡于游牧民族是文明输给了野蛮，我不同意。文明的力量在于可以用智慧战胜蛮力，打不过就不要奢谈文明，只不过是退化了的文明保护不了自己。对于宋朝有用的东西，北方民族看得很清楚。从汉朝开始，中国工匠们引领着世界军事技术的创新；无论是女真人还是蒙古人，对中国的火器和攻城机械学得都很快，并且还可以加以改进。蒙古人重视工匠，靠着中国先进的军事技术横扫了欧亚大陆，也把这些技术带到了欧洲。六百年后，欧洲的强盗们把中国发明的火药和火器，用到了中国头上。

----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一样都是正确的道路，就是搞工业化。日本人赢了是因为他们船小好掉头，从天皇到平民到知识分子上下同心。清朝的那几个洋务大臣虽然有不少权力，但带不动整个社会。

----赛先生凭什么排在第二位？一百年以后我们再看，是哪位先生在中国发展得好？哪位先生帮助了中国的崛起？鸦片战争80年后，中国才认识到科学的重要性；这80年里，中国的文人们都在想什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愚昧？自从听到了赛先生，大批年轻人开始学科学，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起点。

-----在那个时代，毛泽东是一个完全另类的文人。党内的其它文人，就像千百年来的文人一样，从书本上学习主义，然后要求现实服从主义。毛泽东除了学习主义还研究具体问题，比如国情、中国社会的各阶层情况；他还亲身去做调查，到各个县乡了解情况写调查报告制定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到各个连队座谈确定现代军队的管理方法。他一遍遍地说：“理论联系实际”、“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想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党八股”、“实事求是”。这些话，实际上是给党内的文人们进行科学精神的启蒙。

----不知什么时候，民国的“大师”们受到了推崇。在民国时代成长起来的杰出人物很多，比如赵忠尧、李四光、钱三强、钱学森、华罗庚、黄昆、杨振宁、李政道；但不知为什么，只有文人才能算大师。这些科学家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领域里有重要建树，民国的“大师”们留下了什么原创思想？哪个配得上大师的称号？他们对中国和世界的贡献比得上这些科学家吗？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就是因为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士大夫从商鞅、公输盘退化成了朱熹、王阳明。民国的“大师”们，都还不配和朱、王相提并论。

民国文人中真正配得上大师称号的只有毛泽东一人，不过他们不会把毛泽东算进去。他们最吹捧老蒋都得给面子的胡适，其实就是怀念不用解决具体问题就能获得崇高地位（共治天下）的旧时代。

-----和过往的文人一样，今天嚷嚷着要独立自由的人，很少有能够独立思考的，大部分只是学了一种说教然后去传教。传教的人不会考虑国情，不会理论联系实际，只要求现实符合理论。今天中国的文人里，无论是传统思想派还是反传统派，都是凡是派多，求是派少。

-----曾经有一位女教授在电视台讲儒家走红，文人们马上群起攻击，不光攻击她的水平还攻击她的人品。来自儒家阵营的攻击尤其猛烈，说她讲得不对。那你们出来讲啊，让大家能听懂就行，他们不讲。他们其实关注的是话语权，一个大家奉为神圣但又都不明白的理论，解释权就可以被少数人垄断。某些儒家学者还梦想成立儒生议会来管理国家，老天，这都什么时代了，国家该由只懂孔孟之道的人治理吗？他们最关心的不是儒家思想而是自己的地位和话语权。

我写这篇文章的思考，源于李约瑟问题：中国有这么悠久的文明史，技术一直很先进，但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

李约瑟问题在今天并不值得花时间讨论。很多在这方面的讨论暗示中华民族有劣根性，不能掌握、不能研究科学，这当然是胡说八道。百年来的历史证明了中国人不但可以掌握现代科技，而且也可以有所发现、有所创新。

后来我意识到，当年妨碍了中国建立科学的文人传统，其影响远远不止于科学，到今天仍然在毒害社会，就觉得应该动手写一些东西。先声明，我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中国文人有很多好的传统，但这篇文章主要批评他们的毛病。

为什么工程技术水平一直很高的中国没有产生科学？

今天，人们把科学和技术连成科技一个词，但它们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东西。技术的目的是解决实际问题，科学的目的是为了认识世界。二者是紧密相关、相互促进的。

众所周知，从龙山、良渚、三皇五帝的时代，中国的工程水平就不差，中国人也有过很多的技术创新，但现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简单：做技术的人，在中国地位太低，并且一朝不如一朝。

春秋战国时代还好。建设都江堰的李冰父子，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技术官僚。能够管理地方，同时还能设计、组织载入人类史册的伟大工程。都江堰设计的巧妙以及合理性被今天的水利专家称道。都江堰解决了成都平原的灌溉问题，把这个地区变成了秦国的粮仓。这是科技强国范例。

公输盘是和墨子同时代的人，一般认为他就是中国木匠都供奉的祖师爷鲁班。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位发明家和工程师，差不多就是那个时代的爱迪生。

据墨子的记载，他是一位随时能见到楚王的人，这样的地位，在当时肯定算得上“士”。武器就是战斗力，他设计、制造攻城机械，能够能够帮助打下城池并大量地减少士兵的伤亡，楚王当然有理由重视他。然而他就是古代最后一位有地位的工匠了。

汉朝以后，儒生们控制了社会的话语权，再也不可能有工匠见皇帝的事情了。毛泽东曾经说过“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话其实是针对中国文人说的。

文人们当然不爱听，但汉以后中国古代重要的技术创新，大多是由地位卑微的人做出来的。你今天去参观一些博物馆，看见工业时代之前中国劳动人民发明的各种工具和机械，都会由衷地赞叹其中的聪明和巧妙，但这些东西是文人们懒得关注和纪录的。

比如赵州桥是世界桥梁史上的杰作，它的设计者按唐朝一位官员的说法是“隋匠李春”。李春的生平事迹历史上完全没有记载，隔了一个多世纪，还有人知道他名字，运气就算不错了。按今天的标准，李春怎么也该有个“总设计师”或“总工程师”这样的头衔。

赵州桥的选址对地层、水文条件有很好的考量，还有敞肩拱的技术创新，李春无疑是个有才华的人；但在当时人们的眼里，他只是个“匠”，和凿石头的石匠一样都是下等人。

李春这样的人对于国家不是不重要，但是他们没有话语权。再比如四大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重大贡献，但这是洋人帮我们总结出来的。历朝负责写历史的儒生们，何尝在乎过我们发明了什么？

其实中国匠人还是发明过很多东西的。维基百科有一个条目叫“Timeline of historical inventions”（世界发明史表）。按照那里的统计从公元前13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中国人有5项发明：弩、齿轮、铸铁术、炼炉、投石机，都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占同期世界总量的10%；从公元前2世纪到14世纪，中国有多达24项发明：瓷器、地动仪、造纸术、纸币、厕所手纸、木板印刷、活字印刷、开采石油、硫火柴、火药、焰火、火箭、多级火箭、火铳、火炮、炸弹、地雷、水雷等等，占比同期世界总量高达40%！

这个时期的中国虽然比以前保守，但毕竟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欧洲只有罗马在一小段时间里可以比肩汉朝。反观四大发明，火药和指南针的发明者，和大多数中国的发明人一样，没能留下名字。

活字印刷，沈括记载是“布衣毕升”发明的，要在今天，这样的发明人能赚大钱的，然而毕升仍然只是一介布衣。只有造纸术的蔡伦，他并不是造纸术的发明者，但他对改进、推广这项技术做了贡献；他是个太监，太后身边的红人，地位是有的，但也不是那个时代标准的知识分子。

隋朝以后，中国有了科举。认真地说，被科举选拔出来的那些人，应该是智商更高的。然而长期以来，我们民族的最强大脑，是不参与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

科举本身就不考这些东西，今天如果高考不考物理，中学生们也不会愿意学的。搞科技，在那个年代既不能谋利，也不能成名。

当然，中国这么大，历史这么悠久，例外总是有的。但从隋朝到清朝的1300年里，中国大约也只出了两个科学家（不是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科学）。宋朝沈括能考中进士做大官，业余时间一直钻研究科学。但他也只是在告老还乡，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才有时间写了一本《梦溪笔谈》，涵盖了数、理、化、天文、生物等领域，自言这本书是“不系人之利害者”。郭守敬的情况比较特殊，元朝初年没有科举，他凭借着在天文、历法、水利、机械、数学等技术专长受到了重用，官至太史令。不过后来元朝也恢复科举了。他们两个当然不能代表中国的文人阶层。

科学的进步依赖于科学家的群体效应，今天的科学家选择工作单位时，仍然要看有多少高水平的同行可以一起讨论。天朝古代那几个屈指可数的科学家是不可能创立现代科学的。别人家都在蒙昧时代，中国也不会落后挨打，至少不会因为落后而挨打。但对比在文艺复兴中觉醒的西方，你就可以看到由工匠们掌握的中国工程技术的问题。

首先，科技是在传承积累改进中不断发展的，需要传播。大部分工匠不掌握文字，更不喜欢把赖以谋生的本领传给外人。所以，中国古代有很多技艺失传，特别是在经历过战乱年代后。更重要的，现代科学是理论和实践、理论和实验的结合。科学理论的形成需要深度的思考，需要最聪明的人的投入。

绝大部分的科学成果不能马上变成经济利益，科学研究需要有资金支持，每天都为吃饱饭而操心的工匠们是不可能做科科研的。科学需要大量像沈括那样有钱有才智而又“不系人之利害者”的人。

不妨对比一下两个同时代的人：江南才子唐伯虎和文艺复兴的杰出人物达芬奇。两人都是出色的画家，但达芬奇除了画画，还是个军迷。他喜欢设计新式武器，从手枪、机关枪到大炮，担任过某公爵的首席军事工程师；他还利用教会收集的尸体进行解剖研究。中国的儒生们，会做这种脏活吗？

唐寅除了卖画以外，只能放浪形骸。在那个时刻，东西方最有才华的人，在做着完全不同的事情。

摘自文一《国家为什么会繁荣》，达芬奇的很多设想，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应该是实现不了的，但是他敢想

再看上面哪个能从龙嘴里射出火箭的“火龙出水”，这是明朝海军的武器，世界上最早的二级火箭，记载在当时的军事著作《武备志》里。这本书的作者茅元仪生活在明朝末年，在那个时代是很难得的人物；出身于书香门第但从小是军迷，先投身在军中做幕僚，后来自己也带兵。今天有的工程师看到这张图说这个设计有问题，这东西飞起来很难保持平衡会打转，于是认为这东西根本没有存在过，或者是作者的科幻。他们忘了，茅元仪毕竟不是工程师，他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做的。

包括四大发明在内的很多中国发明，常常因为纪录不详细而受到今天一些人的质疑。其实古代能写书的人，很少有懂技术的。

这张图未必准确，在我看来，还需要一个水平尾翼来稳定飞行，垂直尾翼也小了一些。在没有现代科学指导的时代，这样的武器开发，可能需要上百次的试错，书生们是不可能参与的。

这种武器和明朝许多的火器一起，后来都失传了。清朝的武器水平是倒退的。伽利略是和茅元仪同时代的人，他则是长期在兵工厂服务。

在他的力学著作中，感谢了兵工厂对他的支持，火炮研制的经历启发了他的力学理论。除了帮助改进武器，他还改进了望远镜，军民两用。他用望远镜进行天文观测。

天文本来是中国的强项，对于我们这个农业大国，靠天文观测来制定历法、指导农时是刚需。当伽利略用望远镜看见木星卫星的时候，人类对宇宙的认识上了一个台阶。这是技术推进科学的范例。

在东方，火龙出水的发明者没有留下名字。在西方，伽利略等一大批著名科学家投身于意大利邦国的武器制造业，他们发表论文出版著作，推动了冶金、化学、力学、空气动力学、数学等科学分支的发展。他们的研究，得到了王公贵族、教会和金融寡头们的资金支持。

（参见文一的上述文章）读到这里，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中国没能建立现代科学，以至于到后来被西方在科学指导下的发展出来先进技术打败。但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知识分子的差距，不在于智商而在于行动力。

为什么说百无一用是书生？

中国有两句古话：一句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另一句是“百无一用是书生”。两句话看似矛盾，却都反映了现实。

第一句话显然反映了事实。因为自从有了科举后，必须读书才能上升到权力阶层。“唯有读书高”有很正面的意义：我们这个民族尊重知识、重视教育，所以才能在近代的沉沦后重新崛起。

然而古代用“读书人”这个词描述知识分子，他们不需要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做有用的事情，只要读书识字就已经高人一等了。

书读得多，就算不做官也受尊重，逃离现实隐居起来也能在历史上留下美名。为什么又说书生无用呢？因为大部分书生们是不读有实际用处的书的，他们的知识面和技能训练都很狭窄，而且一朝不如一朝。

孔子的时代，讲究君子有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基本上还是要求文武兼修、文理兼顾、德智体艺全面发展的。孔老夫子的话虽然历朝历代都买账，但没听说后来的读书人学射（射箭）和御（驾车）了，修乐（音乐）和数（数学和其它科技知识）也不多。

当然，有了科举以后，要考虑对寒门子弟公平，驾车、骑马、音乐等技艺不适合列入考试科目。但穷人孩子也能学的有用的东西呢？比如中国历代的统治者都以农为本，对于治理国家的人，了解农业应该非常重要，但农业在科举中完全没地位。

有人批判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其实孔老夫子未必如此，但后世的儒生大部分是这样的。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还是出了一些博物学家，比如写《水经注》的郦道元，（西方的博物学更早，始于古希腊罗马时代）。科举以后就基本没有博物学家了，只有明朝和茅元仪同时代的宋应星写了一本《天工开物》。

宋应星是很有才的人，大概因为学得太杂了，只考到了举人没有中进士。要想在科举中有成绩，必须“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博物学不算现代科学，但它通过观察、考察来研究大自然，这是科学精神的起点。这本来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苏东坡曾经写过一篇《石钟山记》，他雇船实地考察了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载的石钟山发声的原理。然后他感叹：对事情不能只凭主观臆断；士大夫们没人愿意自己乘船来考察，渔夫们虽然知道但却不能写下来；真相就不为大家所知。苏东坡说的，应该是普遍现象。古代大部分读书人没有调查研究的习惯，实际上对自然和社会都很无知。

古代儒生们不是也讲格物致知吗？今天的北大物理系还把这几个字拿来用。格物致知是一桩有趣的公案，它来自《礼记-大学》，它具体的意思是有争议的。今天我们有理由相信，它最初在先秦时代的意思，应该是符合现代科学的朴素唯物主义。

但你看后世大儒们的解释，有的完全是拧巴的。明朝的王守仁曾经在竹子面前坐了七天七夜体会格物致知，一无所获后宣布再也不相信了。

阳明先生，竹子不是这样”格“的，要解剖它了解它的结构，要在四季中持续观察了解它的生长规律，要行走各地对它进行分类。

显然，这样的事情是儒生们不愿意做的，这样获得的知识也是儒生们不感兴趣的。

无怪乎《大学》中的提法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来就只剩下修齐治平了。

科举是一项重要的社会进步。同时期的欧洲被一群不识字的贵族统治，领地代代相传，平民永世不得翻身。科举可以给有才能的人上升渠道，中国的制度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

但科举也有副作用，就是思想禁锢，孔孟之道以外，别的学问的重要性进一步降低。

儒家思想在汉以后就取得了统治地位，但贵族子弟还是有机会追求自己的兴趣的。

有了科举后，无论士族公子还是寒门子弟都需要学好孔孟之道才能够出人头地。农学固然是泥腿子们操心的事，博物学也许不那么重要，数学可是六艺之一。它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这么大的一个帝国，要有税收、漕运、要组织大型工程、战时要有物流补给，没有数学或算术是不可想象的。然而跟诗歌、书法、绘画相比，这门技艺的逼格越来越低。

今天，学校里数学成绩好的会被同学们尊重，你读古代的文献，见过书生们夸人数学好吗？

中国的数学以实用为主，著名的《九章算术》就是一些应用题，刚开始连推导都没有。不像希腊数学那样有理论体系。

是中国文人不爱理论吗？非也，儒学、理学中的理论一套一套的。数学，古代叫算学，是给工匠那些下等人使用的工具；要理论系统、要推导证明干什么？照着算就好了。

希腊数学是为了满足哲学家的心灵的，甚至是像宗教那样被信仰的。科学因为有应用才会得到社会的支持，但科学家必须对知识有追求、超越功利。

从汉到南北朝，中国的数学还是取得了不少的发展。为《九章算术》做注解、提供推导证明的刘徽，就是一名有追求的数学家。科举后，唐朝仍然设立了明算科，作为考试的一个选择，不是必修，使用《九章算术》等教材。明算科出来的人没什么前途，掌握教育部大权的都是数学的学渣，肯定不会支持数学教育，明算科在唐朝也是多次废立。

有人考证北宋也设立过明算科，但后来肯定没有了。（参考：金滢坤《唐五代明算科与算学教育》，唐煌《教育和文化传统对数学发展的影响》。）就这样，一门如此重要的学问，沦为了民间手艺，国家完全不支持它的教学了，学它也只能为有钱人家做账房先生。

清朝时，康熙皇帝从西方传教士那里学到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非常喜欢；甚至说：这才算是格物致知。（参见：刘钝 | 理学实学二重奏：康熙与《几何原本》。）

这不奇怪，科学本来是很有趣的东西，聪明人会喜欢的。当时，牛顿刚刚完成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西方已经在科技上大幅度领先中国，但还没有强大到可以来打我们。

法王路易十四派人来搞科学文化外交。康熙爷固然是明白人，但如果他下令把数学纳入科举，先学欧式几何再学微积分，大清说不定还能多活一百年。

不过就算康熙想推广数学，也未必搞得定当时的士大夫们，他们在心眼里是看不起这些学问的。

总之，大部分古代读书人，除了孔孟之道外，并不掌握很多有用的知识和技能。碰到需要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感受一点儿也不奇怪。

然而历朝历代都是靠这些人治理国家的，皇帝也不傻，无论考试成绩如何，都需要从七品芝麻官做起，在基层学习和积累经验。

科举实际上只是一个智商和能力的筛选。所以，在朝的文人和在野的文人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在朝的文人很多是在实践中接受了再教育的。在野的文人问题就多了，大部分既没有实际经验也没有什么真才实学，却掌握了话语权，领导着民间社会。

怎样看待中国的文人传统？

应该说，先秦诸子百家的主流，还是研究实用的学问的：从富国强兵到理想社会的实践。那个时代各个诸侯国竞争激烈，需要有用的学问。

秦汉以后大一统的局面形成，文人们所学的主要是维护现有治理体系的学说了。诸子百家，除了融合了法家的儒家，就只剩下更靠近心灵老庄道家了。

老子和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同时代，庄子和欧几里得同时代。毕达哥拉斯研究数字并开创了对数字和几何图形崇拜的学派，欧几里得完成了基于公理体系的几何学。跟他们相比，老庄的思想比较高大上，不屑于研究简单具体可定义的对象，更关注世界的复杂性。道德经的开篇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恒名”，和毕、欧的路数完全相反。但这并不是中国没能产生科学的最主要的原因；从欧几里得到牛顿建立现代科学，足足两千年；这两千年中，大部分时间领先于西方的中国，本来应该有机会发现科学的。

道德经也说了很多符合科学精神的话，比如“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实际上是告诉我们要尊重自然规律，老天爷不跟你讲仁义道德。老子对国家治理的看法，和现代西方的自由主义也有契合之处。

但这些思想并不受重视，老庄对后世知识分子的影响，主要是给他们远离具体事务、逃离现实提供思想资源。

再后来道教借助老子的名声发展起来，佛教传入中国。释家和道家成了儒家以外影响中国文人思想的最重要的因素，这两种思想当然都是主张脱离现实的。受宗教影响，玄学在中国很流行。玄学和迷信差不多，是人类对自然认识不充分的产物；中国文人不调查研究，又讲不清楚道理，谈论玄学显得很高大上。

儒家虽然不像释家和道家那样主张脱离现实，但后期儒家对读书人的要求，早已不是六艺了，只有两条：道德和文章。

道德固然很重要，中国的士大夫精神还是可圈可点的。但唯道德论也有害，今天在中国的互联网上辩论问题，最有力的武器仍然是贬低对方的人品。好像一个人如果道德差，他说得话是不是事实，他的观点有没有道理，就不用考虑了。

从单纯的道德角度看世界，容易脱离现实。

文章当然是有用的技能，但它既可以用来记录事实，可以用来抒发情绪，也可以用来夸张、歪曲事实。明朝以后，对文章的考核变成了一篇八股文，针对四书五经中发表论述。

纵观汉以后的中国古代史，还是很有一些思想家的，但那样的人在每一个朝代都屈指可数。大部分读书人的基本训练就是接受一套说教去论证，然后去说教别人，就像作八股文那样；没有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

在文人们经营的各个领域里，文学以外，历史算是最有成就的，毕竟文章是他们的强项。对于刚刚通过科举考试走向治国岗位的学子们，历史就是最好的教材了。中国是中央集权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理说应该有经济学这门学问，然而并没有，历史和传统就是教材。

今天的经济学者研究古代经济，也可以从历史资料中获得输入。借古讽今、以史为鉴也有负面效应，有人会把历史当成小姑娘任意打扮来达到现实目的。

绘画这个领域展现出儒生的性格。西方的绘画从像拍照片一样模仿自然的写实开始，到现代变成超越现实的艺术。中国绘画一开始就是写意，好像跟人家殊途同归但毕竟少了基础。

文人们不会写实也鄙视写实。非写意画也不是没有，比如北京法海寺的明代壁画，精彩绝伦，被某英国学者认为是世界最伟大的绘画作品之一。但在当时，这些作品和画师的地位完全不能和唐伯虎们比。他们是工匠，匠人的画是不能和文人的画相提并论的。

但我们要认识到，达芬奇的画笔不仅能画圣母玛利亚也能用来设计武器，唐伯虎的画笔只能画山水人物不能用来做工程。

在医学这个领域里，文人有贡献，但也带歪了路。古代各个文明都有自己的传统医学，今天只有中医还有旺盛的生命力，这当然是因为有文化的医生们帮助建立了理论系统总结临床经验。

另一方面，三国时的华佗发明了麻沸散用于手术，当年中医的外科比西医领先太多了；但后世外科没什么发展，到近代西医的外科让中医望尘莫及。

华佗的医书和麻沸散都失传了，人们都说是因为他被曹操杀害了，其实未必是这样偶然的原因。不妨对比一下同时生活在建安年间的另一位名医张仲景，张出身官宦人家，通过举孝廉步入仕途，有记载说官至长沙太守，相当于今天的地委书记。张仲景受到的教育和当时的社会地位，更像一个文人，当然他的地位远比不上建安七子那些的舞文弄墨的文人。

华佗的出身没有详细记载，家庭肯定一般，他更像一个匠人。文人更擅长理论也更有文章功底，张仲景的《伤寒杂症论》为中医奠定了理论基础也成为了后世中医的教材。但书生们是不愿意弄脏了手去做手术的，更不用说帮人切除痔疮了，谈论阴阳五行更酷。只有华佗这样的匠人才会去钻研外科，匠人的技艺不能传承下来，在中国古代太常见了。

在历史的进程中，中国文人越来越远离军事实践。先秦时代，有吴起、商鞅这样能搞变法改革也能统兵打仗的人才。东晋时，士族谢家有谢安那样的文臣，也有谢玄、谢石那样的前线将军。

科举后文武的分家得更厉害，不过唐朝还是有很多读书人带着浪漫的情怀走向边疆，投身国防，“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宋朝时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武人的地位降低，我们再也看不到唐朝的激情了。

这一点非常可惜，军事对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任何时代，打仗都需要智慧和技术，军事和战争是科技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文人远离军事实践的后果之一，就是中国的军事技术和战法缺乏记载传承，每当承平日久，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就可以摧毁整个国家。

说文人们对打仗没兴趣也不对，历史上对每一场战争都有记载，更不要说那么多的文学作品了。但你看看中国历史对战争的记载，大多不够详细、停留在战略层面。对比西方、日本对战争的历史记载，每场战斗的经过、排兵布阵都有仔细的描述，对人员、武器的统计甚至可以准确到个位数。这就是中国文人不能加入到军队中，不能亲临一线造成的后果。

《武备志》的作者茅元仪在自序中就痛斥当时的士大夫不习兵事，遇到战争就惊慌失措、束手无策。不是还有《孙子兵法》吗？《孙子兵法》主讲战略，是给国王和统帅们看的。如果要开军事学院，教材应该是《武备志》，讲训练方法、武器装备、作战阵型这样基层将领需要的知识。

但《孙子兵法》更对文人们的胃口，他们喜欢不用受累流血、决胜千里之外的感觉，读了这本书觉得自己就能在皇帝身边出谋划策。所以《孙子兵法》的名气非常大，像《武备志》那样书虽然早就有，但没有什么读者。

你现在去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说唐》这些古典文学作品，你会发现中国文人们的文章水平很高，能写得活灵活现神乎其神，但他们的军事知识实在是小儿科，和茶馆里的说书先生一个水平。战斗变成了两个将军阵前的砍杀，阵法被九宫八卦那样的玄学和神话取代，敌情判断变成了掐指一算，而不是细致而危险的侦查谍报工作。

岳飞的岳家军从游击战起步，最终能够在大规模的平原作战中击败不可一世的女真铁甲骑兵，中国的文学作品完全没能反映出这位民族英雄的艰辛历程和智慧创造。也没有文人去系统地总结他的战法和作战经验，今天的人只能从只言片语的零星记载中去猜。

读中国历史，宋朝最让人痛惜。它灿烂的文化，绝对不输给文艺复兴，世界第一的经济和发达的工商贸易，也不比300年后的欧洲差多少。然而这样好的条件非但没能催生工业革命，反而亡于蛮族。

王朝覆灭的时候，我们只有陆秀夫那样陪着小皇帝慷慨就义的志士，却没有达芬奇、伽利略那样把知识转化成战斗力的智士。

为什么？要说思想禁锢，孔孟之道固然有，但基督教更多，如果中国有宣传日心说的科学家，还不至于被烧死。要说封建专制，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朝皇帝难道不比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欧洲君主开明的多？

中国没能发生工业革命，是因为领导社会的精英们仰望星空，而领导欧洲的精英们脚踏实地。

中国没能发现科学，是因为工匠们没文化没地位，有文化有地位的人又不参加实践。

欧洲就从来没有过一个脱离生产建设、脱离工程技术、脱离军事实践、仅仅凭着道德文章就掌握了社会话语权的文人阶层，所以商人不会像在中国那样没地位，所以实用主义才能占到上峰；最终面向现实的思考者冲破基督教的精神枷锁发现了科学，资产阶级崛起终结了封建专制。

然而历史是由文人记述的，直到今天仍然是由文人解读的。对于中国的历史上的错误，都有文人准备的标准答案，是皇帝昏庸重用奸臣，是独裁专制，是儒家思想，绝不是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文人阶层。

在宋朝，历史纪录了少数几位被赶鸭子上架打了胜仗的文人：比如指挥第一次汴京保卫战的李纲、宗泽，指挥采石大捷的虞允文。辛弃疾最遗憾，“道德文章”的说法恰恰出自他，他是一位能冲锋陷阵、能指挥调度、还能治理地方的大英雄，岂止道德文章出色；然而他的壮举和成就似乎还没有道德文章重要，今天大部分人只知道他是一个词人。

宋朝士大夫给后人留下的遗产，除了诗词就是理学。作为理科生，我不质疑宋明理学在哲学上的价值。然而宋朝是一个一直挨打、国家安全形势严峻的朝代，士大夫们不去钻研武器技术、不去帮助总结提高战术战法也罢，还不去研究强军强国的理论和政策。

尤其到了南宋，在半壁江山沦陷、民族危亡的时刻，产生的思想却是“存天理灭人欲”，没有人讲“打赢是硬道理”。这个本应产生商鞅的时代，却只产生了朱熹。

你说他们不在乎国土沦丧也不对，阅读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充满了“万里中原烽火北，一壶浊酒戍楼东，酒阑挥泪向悲风”那样的痛。

但是他们依然觉得智慧只该用来研究高大上的东西而不是解决现实问题；对于商鞅、吴起那样有作为的知识分子，他们反而鄙视。

文人中的投降派主和派固然没骨气，但主战派也大多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不止一次主战派上台后马上就打败仗，搞得皇帝再也不敢用主战派了。最后，王师非但没能北定中原，还差点儿搞得崖山以后无中国。

有人说宋朝亡于游牧民族是文明输给了野蛮，我不同意。

文明的力量在于可以用智慧战胜蛮力，打不过就不要奢谈文明，只不过是退化了的文明保护不了自己。对于宋朝有用的东西，北方民族看得很清楚。

从汉朝开始，中国工匠们引领着世界军事技术的创新；无论是女真人还是蒙古人，对中国的火器和攻城机械学得都很快，并且还可以加以改进。

蒙古人重视工匠，靠着中国先进的军事技术横扫了欧亚大陆，也把这些技术带到了欧洲。

六百年后，欧洲的强盗们把中国发明的火药和火器，用到了中国头上。

明朝初年的郑和建立了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郑和和蔡伦一样是太监，然而以道德为中心的意识形态限制了中国的发展。

郑和的舰队只在意为天朝上国做宣传，虽然客观上起到了促进贸易的作用，但注定是不可持续的赔本买卖。

后来，文人政府停掉了航海行动还毁掉了图纸，连技术都失传了，郑和的宝船到底是什么样子，今天还有争议。

在郑和到达东非一个世纪后，欧洲人乘着简陋的船也来了。但当时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更像商鞅时代的秦国，残忍而高效。

每遇到一个国家，打不过就做贸易，打得过的就抢劫，就做一本万利的奴隶生意。他们的钱越赚越多，有了钱装备和技术就能不断改进，最终建立了海上贸易通道，还发现了新大陆。西班牙屠杀掠夺美洲获得的巨额财富通过贸易流转到整个欧洲，完成了工业革命的原始积累。

和辛弃疾类似，明朝的王阳明是一位既能在思想上有所创新，也能在社会实践中有文治武功的伟大人物。遗憾的是他给后人留下的遗产是他的心学，虽然没有证据他的文治武功和他的心学有半毛钱关系，但他仍然因此获得了知行合一的美名而封圣。

宋以后，中国文人的思想越来越走向形而上学而脱离具体问题，越来越注重内心修养而远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在王阳明的时代，西方的武器技术已经赶了上来，葡萄牙人已经开过来做贸易了，他们的火炮出口到了中国，这个国家因此获得了和火炮同样的名字：弗朗机。

王阳明盛赞弗朗机的威力，还写了一首诗。以当时中国的技术水平，仿制、改进弗朗机火炮毫不费力，明朝让这些红夷人在澳门落脚，不把他们当回事儿。

之后，欧洲的科技水平将突飞猛进，明朝的文人们仍然只关注道德文章。

对于因过继而登上皇位的嘉靖帝，管自己亲爸爸叫什么这点儿屁事儿，两百多大臣哭天抹泪地谏。古人还有一句奇怪的话，叫“武死战，文死谏”。武将牺牲在沙场固然是光荣的，但文官为什么要死谏？文官的责任难道不是治理国家？这里的隐台词是：批评比实干更高级。这是脱离实际的最高境界了。

这句话见于《红楼梦》，作为另类知识分子，曹雪芹对它是持批判态度的，借贾宝玉的口说：你怎么就盼着皇帝是个昏君呢？中国的文人传统，就是远离实用、远离实验、远离实践、远离实际、远离实干，远离现实，并且以此为荣。

而现代科学，要求理论和实验结合，以实验作为检验真理的终极标准。在自然科学的范畴外，我们还常常讲科学精神，那就是尊重事实、调查研究、看统计数字、靠实践检验真理。

中国的文人传统和科学精神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这样的一个文人阶层，领导了中国社会两千年，改朝换代也不会换他们。西方发生工业革命或许具有偶然性，但中国错失发现科学有相当的必然性。

近代的中国文人

厚古薄今的儒家思想是非常保守的，你可能会以为儒家思想浸淫出来的中国文人都会很保守，但并非如此。

中国文人的基本训练是接受一种说教然后去传教，对于他们，接受一种新的说教并不困难。帝国主义的炮舰敲开中国的大门后，中国思想界一波又一波地出了很多激进派。领导中国社会的文人，能很快地转变观念、转变信仰，却不能转变思想方法，这就注定了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走得非常坎坷。

屡试不第的书生洪秀全，读了一本基督教的书后，就把家里的孔子牌位换成了上帝牌位。他不是一个很好的读书人，但很多高高在上的更好的读书人反而搞不出这么大的动静。洪秀全接近底层群众，是个好的传教者，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大半个中国，这场失败的革命也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在清王朝内外挨打的时候，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一群汉族文人登上了历史舞台。跟宋朝的文人比，这批人显然更优秀，能做成事情。他们在通过了科举的筛选然后又通过了战争的筛选。他们成功地镇压了太平天国以及其他内外挑战，帮助这个摇摇欲坠的王朝延续了半个世纪。

他们发起了建工厂、建立现代化军队的洋务运动，造就了同光中兴。但洋务派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于是，另一批文人登上了历史舞台：维新派。在朝和在野的两批文人，想法完全不同。

洋务派有打仗和治国的经验，也见识过洋人的先进技术，他们知道国家需要解决什么具体的问题，他们的局限性在于只重视引进技术忽视了学习科学。按理说在野的文人应该抓紧学习科学啊，然而科学是他们看不起的学问，他们更喜欢接受一种说教然后去传教。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找到了宪政、民权这样的说教，激进地要求政治改革。康有为还花时间论证了孔夫子也是支持宪政的。更激进的言论也有，比如说中国的人不行需要从外国引进人种。这样激进的言论自然引起了保守派的反击。

当时有实权也很开明的张之洞起初对维新派感兴趣，和他们谈了一次后，马上就分道扬镳了。维新派把希望寄托于同样没有经验也没有实权的皇帝，迅速失败。这一通折腾，葬送了大清的最后一丝希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戊戌维新派文人，在近代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实干放在一边，意识形态优先。

但在文人们叙述的历史教材中，他们都是英雄人物。

教材会告诉你，甲午战争的失败是洋务运动输给了明治维新，明治维新里有政治改革，所以中国也要政治改革。甚至有标准答案告诉你，洋务运动的口号“中体西用”和明治维新的口号“和魂洋才”不是一个意思，这不是扯淡吗？

明治维新是有政治内容，就是终结封建割据建成中国从秦朝就有的中央集权政府！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一样都是正确的道路，就是搞工业化。

日本人赢了是因为他们船小好掉头，从天皇到平民到知识分子上下同心。

清朝的那几个洋务大臣虽然有不少权力，但带不动整个社会。

文人们有的保守，甚至有人说我们可以靠道德精神打败洋人，学他们的武器干嘛？有的像维新派那样激进，就是没有人能干实业做实事。

所以洋务派只是建了几个国营工厂办了几个小学堂，买了很多武器，在发展工商业和普及现代教育方面成果有限。日本在供奉着皇帝搞工业化的道路上坚持了70年，中国则由于王朝崩溃陷入战乱中断了工业化的进程，和日本的差距越来越大，在后面的对日战争中付出了更惨痛的代价。

当然日本鬼子也有弱项，那就是战略，他们终有一天由于战略冒进受到了惩罚。

五四运动让更多的文人登上了历史舞台。打倒了皇帝实现了共和，中国仍然被欺负，文人们就开始责怪中国的文化。才20年，孔夫子就从宪政的支持者，变成了打倒的对象了。

今天回过头来看，儒家文化圈的国家都很成功，儒家思想一定有可取之处。中国受欺负的原因是因为工业落后武器落后没有现代化的军队，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实干。

对于传统思想，应该看看哪些还能适应工业的社会；对于外国的思想，应该看看哪些符合中国的国情。但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需要结合实践，这不是中国文人擅长做的事情。只有打倒孔家店，扔掉一套说教，才可以接受新的说教以便去传教。

实际上，对于中国的落后挨打，儒家思想本身责任并不大。中国真正的问题在于独尊儒术特别是实行科举以后培养出来的，在现代社会中显得愚昧又自大的文人领导阶层。

这些人是需要被启蒙的，但在中国的近代史上，他们经常觉得自己在扮演启蒙者的角色。

五四以后各种意识形态在中国激烈碰撞。以至于胡适说“少谈点儿主义，多研究一些具体问题”。但也没见他研究过什么具体问题，只见他谈论主义，他也只是一个喝过几天洋墨水的文人。

陈独秀、胡适这批文人还是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普及白话文，工业化需要大量有文化的劳动者。白话文将终结中国文字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历史，动摇文人的领导地位。

还好，陈独秀提出的赛先生口号被大家接受。继孔子提出六艺后，时隔两千年，科学再次成为登堂入室的学问。六艺中“数”排在最后，赛先生也排在德先生后面。

中国毕竟还是一个文人领导的社会，文人们需要把他们自己能明白、或者自以为明白的东西摆在更重要的位置上。但赛先生凭什么排在第二位？一百年以后我们再看，是哪位先生在中国发展得好？哪位先生帮助了中国的崛起？

鸦片战争80年后，中国才认识到科学的重要性；这80年里，中国的文人们都在想什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愚昧？自从听到了赛先生，大批年轻人开始学科学，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起点。

这个时候，一种新的学说进入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一个革命政党成立了：中共。历代的起义团队中，领袖一般出身市井或草莽或豪强，文人最多只能在旁边做谋士。中共却主要是由一个知识分子集团创建和领导的。

这些文人能够组织动员底层的工农群众，否则肯定是“秀才造反十年不成”。

真因为是秀才造反，中共的创业过程非常坎坷；即使在井冈山成功进行了武装割据后，还差点儿被几个熟读马列的布尔什维克败光了家底。没有毛泽东，这个党的成就不会比戊戌维新党强太多。

在那个时代，毛泽东是一个完全另类的文人。党内的其它文人，就像千百年来的文人一样，从书本上学习主义，然后要求现实服从主义。

毛泽东除了学习主义还研究具体问题，比如国情、中国社会的各阶层情况；他还亲身去做调查，到各个县乡了解情况写调查报告制定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到各个连队座谈确定现代军队的管理方法。他一遍遍地说：“理论联系实际”、“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想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党八股”、“实事求是”。这些话，实际上是给党内的文人们进行科学精神的启蒙。

完成了思想方法启蒙、也改造了文人的中共，终于夺取了政权。中共建国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大搞工业化，对于中国，这是迟到了1000年的工业化。

然而晚年的毛泽东，也没能避免犯文人病，白猫黑猫理论被批判，让原教旨的马列主义凌驾于现实之上。文革中宠信王、关、戚、张、姚几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文人，把国家搞得一团糟。

文革后，中央有过两派争论：凡是派（凡是毛主席说的就要坚持）和求是派。凡是派忘了，毛主席是求是派啊！

最终，中央确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小平说”不争论“，“发展是硬道理”。后来还有一个口号，叫做”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口号，不就是因为中国有太重的喜欢空谈不喜欢实干，喜欢凡是不喜欢求是的风气吗？

当代中国的文人病

新中国普及教育后，文字就不再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了。科学和社会科学也得到了应有的地位。旧式文人垄断话语权的时代本来应该一去不复返。

然而中国靠学习现代科技积累的财富，却养起了更多的文人。中国的教育在中学阶段就搞分科，文科生的科学训练普遍差。现在这些人充斥了各家媒体，有些还走上了领导岗位。两千年的文人病不但没有消失，近十几年反而越来越泛滥了（这个病是传染的，不限于文科背景的人士）。

才刚刚富裕了起来，就忘了当年为什么落后挨打了。其实对于为什么落后挨打，很多人从来没有明白过。

比如前些年网上“工业党”和“情怀党”两派在斗争，情怀党就是道德文章派。“高铁啊，请你停一停，等一等你的人民”！高铁现在成为了国家名片，但这些人曾经成功地拖延了高铁好几年的发展时间。

今天的市场经济尊重有用的人，不是仅仅读过书的人。跟一百多年前的地位相比，读书人是有失落感的。现代的互联网技术给了他们发泄的平台。不知什么时候，民国的“大师”们受到了推崇。

在民国时代成长起来的杰出人物很多，比如赵忠尧、李四光、钱三强、钱学森、华罗庚、黄昆、杨振宁、李政道；但不知为什么，只有文人才能算大师。

这些科学家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领域里有重要建树，民国的“大师”们留下了什么原创思想？哪个配得上大师的称号？他们对中国和世界的贡献比得上这些科学家吗？

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就是因为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士大夫从商鞅、公输盘退化成了朱熹、王阳明。民国的“大师”们，都还不配和朱、王相提并论。民国文人中真正配得上大师称号的只有毛泽东一人，不过他们不会把毛泽东算进去。

他们最吹捧老蒋都得给面子的胡适，其实就是怀念不用解决具体问题就能获得崇高地位（共治天下）的旧时代。他们还会赞扬那时教授的高工资，民国时代大多数人是文盲，读完高小就算知识分子，全中国才有几个教授？今天三流大学的讲师跟那时候的教授比不是做梦吗？

民国文人有一个口号：“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今天被某些人推崇。我们可以解读一下，特别是自由思想。有一位从来没有搞过科技的北大教授，曾经发表讲话说中国没有科技创新，都是因为没有思想自由。自由思想应该是好东西啊，可为什么很少听到科技领域里的人说，都是文人在谈呢？

原因很简单：科学研究是求是，技术开发是解决问题，都需要创造性思维；但你必须遵守已知的科学规律，你的想法必须符合实验，你的创意必须要产生有用的结果，真的没有什么自由好谈。科学界会要求学术自由，那是要求对事实和客观规律的认定不受其它因素干扰，比如对人类种族的差异研究不应该受到政治正确的限制。这和自由思想不是一回事，是要求主观思想在科研中靠边站。

只有在完全脱离现实，没有真理检验标准的情况下，思想才真正是自由的。所以，这个独立自由的口号有两层意思：第一你别来管我，我要话语权；第二我不想关注现实。看似很“反封建”，实际上和”封建“时代文人的诉求没有什么两样。

我们可以让某些文人有思想自由，但不能让他们把控话语权。

今天我们需要的思想，是能够反映现实，能够实操地指导解决实际问题的思想。和过往的文人一样，今天嚷嚷着要独立自由的人，很少有能够独立思考的，大部分只是学了一种说教然后去传教。

传教的人不会考虑国情，不会理论联系实际，只要求现实符合理论。

今天中国的文人里，无论是传统思想派还是反传统派，都是凡是派多，求是派少。

反传统文人，批完儒家批法家，骂完孔丘骂商鞅，就是没有检讨过文人阶层自身的问题。

自由民主派鼓吹民主才能带来富强，但现在中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他们不去研究一下为什么德先生一百年来在中国站不住脚，反而想方设法否定中国的发展成就。

自由市场派相信私营企业比国营企业优越，国企如果出问题就会马上嘲讽，发现国企比发展好马上就抱怨：“怎么可以国进民退？”

中国的成就使得国人更加有文化自信，这当然是好事。但五四时代对传统文化不加甄别地打倒，今天传统文化未经甄别又都回来了。

新儒家中的文人病特别多。比如很多人批董仲舒，说他为封建专制服务，只承认孔孟。然而儒教从孔子孤独的理想，到被正式接纳为国家意识形态，中间经过了近400年的社会实践，才变成了有用的东西；今天的学者凭什么否定400年的实践？这其实就是想说，凡是孔夫子说的都是正确的，如果孔夫子说得明显不正确他们还会想办法给一个新解释。这种幼稚，一如当年的布尔什维克们，认为马克思可以坐在图书馆里算清楚中国革命。

重新检视传统思想其实没那么难。你把儒家的教义一条条地给大家说明白，看看那些在今天还有用？哪些教义在今天可以促进生产力支持生产关系。

曾经有一位女教授在电视台讲儒家走红，文人们马上群起攻击，不光攻击她的水平还攻击她的人品。来自儒家阵营的攻击尤其猛烈，说她讲得不对。那你们出来讲啊，让大家能听懂就行，他们不讲。他们其实关注的是话语权，一个大家奉为神圣但又都不明白的理论，解释权就可以被少数人垄断。某些儒家学者还梦想成立儒生议会来管理国家，老天，这都什么时代了，国家该由只懂孔孟之道的人治理吗？他们最关心的不是儒家思想而是自己的地位和话语权。

如果儒学是个人修养，那你们尽可以在象牙塔里钻研，但必须感恩国家和纳税人养你们。如果儒学是你们所说的治理国家的意识形态，那就必须能给所有的人讲明白。

即使古典儒学也有可以给老百姓讲明白的东西，比如三纲五常。今天看，三纲可能都需要修正，五常应该都有重要意义的。

今天的中国不需要脱离实际高高在上的思想和文人。无怪乎在家长们都让孩子念《弟子规》、《三字经》，老百姓愿意回归传统文化的时代，新儒家并没有什么建树。

我们的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文化，但我们的文化不仅仅是儒家，不仅仅是儒释道，更不仅仅是负责纪录历史的文人。文人阶层对话语权的垄断让我们错失了赛先生，现在赛先生在科技工业和国家治理方面都好不容易站稳脚跟，我们要警惕文人传统的复辟。

物理学博士  @物理博士看天下

西方视点：

“暗示中华民族有劣根性，不能掌握、不能研究科学，这当然是胡说八道！”非常赞同作者的这一观点。事实上，在我看来，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是全球唯二的顶尖文明！而我们显然更加稳定，是人类文明大舞台上80%时段的主演。

不过，必须承认的一点是：古代中国只有技术而没有科学（----科学此处的含义是：研究自然界本质规律的系统性理论），而西方是古代唯一拥有科学的文明。

产生这样的差别，原因非常简单：古希腊近水楼台先得月，继承了古埃及、古巴比伦两大文明的科学成就，而且其最强大脑恰恰是科学迷！但是中国，却被赋予了发展古代农业文明的使命，更加注重实用的需要，使我们的最强大脑，几乎对科学毫无兴趣----有兴趣的墨子，成了中华文明的另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