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难理解史蒂芬·平克和《当下的启蒙》这种书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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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凌｜谁为现代立法？——《当下的启蒙》与中国学的未来

在谈论到人类世界摆脱贫困的原因时，史蒂芬 • 平克问道，“世界在做什么正确的事情呢？”他借用了一些发展专家的理论给出了人类脱贫致富的五大原因，但是在《当下的启蒙》这本著作的中文版中，五大原因被删减到了四个，被删去的那个原因在原版中排在第一位——平克引用了拉德列特（Steven Radelet）的话：“在 1976 年，毛泽东一个人就戏剧性地改变了全球贫困的走向，只用了一个简单的举动：他死了。”(1)

在平克看来，“第一个原因是共产主义（以及侵犯型社会主义）的衰落。出于有目共睹的原因，市场经济体能产生惊人的财富，而极权式计划经济体的苛政只会造成物资短缺、增长停滞，甚至经常闹饥荒。”（90）

作为哈佛教授，平克的几乎每一本书，一经出版都会成为畅销学术著作，《当下的启蒙》也不例外，据说该书对当前世界进行了全景式的评述，让读者了解到人类状况的真相，一上市就长期占据亚马逊畅销榜，《纽约时报》《经济学人》和《卫报》等媒体均将之列入年度最佳图书，比尔 • 盖茨甚至赞誉“这是我最喜爱的一本书”。多年来的努力写作，以及为“理性”“科学”和“进步”的不懈辩护也为平克本人赢得了“当代最伟大思想家”的头衔，台湾著名学者钱永祥则对其更早的另一本著作《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在平克的这本书之前，很难思考“进步”的问题，“还没有看到特别全面而有说服力的一套说法，能够显示历史有进步可言”(2)。如此看来，我们应该认真阅读平克的作品，因为他给我们展示的是现代世界的法则、现代人最应该珍视的价值，以及现代生活为何值得一过。但是，如上面删减的一段所示，平克的理解和论述又与我们的政治常识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无怪在封底的推荐语中，《枢纽》的作者施展虽然高度评价本书，却也机智又言语暧昧地表示，“我们不仅要阅读这本书，也可以和作者展开辩论，在这样的阅读过程中，参与这场全球范围内的认知框架的重构……”

本文试图完成的，首先是对照《当下的启蒙》的中英文版本，找出本书删减的一些内容。需要指出的是，这样做不是为了挑刺或者进行意识形态审查，毕竟不同语言版本之间有所差异实属正常。其实，一个有健全理论常识和学术训练的读者，即便仅阅读中本版，相信对平克的思想水准也能一目了然。不过作为畅销思想读物，中文版的翻译是否因删减而造成了对普通读者理解的遮蔽，是否需要更清晰地还原平克思想的完整原貌，这是值得探讨的。其次，结合这一基础，我们真正要追问的是，与这样一位“最伟大的思想家”展开辩论，是否真的有助于我们重构认知框架？在理论上，古今之争、经典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似乎均能构成与作者辩论的理论基础，但这种对话有多大的学术价值却很值得怀疑，除非我们做另一种尝试，即引入当代中国的实践，来参与到关于“理性”“进步”“现代”等相关话题的讨论，来回答平克自己提出的问题——“我们可以享受工业化长期带来的好处而不必承受工业化的残酷。人们可以想象工业革命在历史上的另一种可能，现代意识更早地得到应用，工厂不必雇用童工，成年人的工作环境也得到改善。……发展中国家无疑会有工厂可以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更人道地对待工人，同时还能实现盈利。来自贸易谈判和消费者抗议的压力大大改善了许多地方的工作条件。随着国家变得更加富裕，更加融入国际社会，这将是一种自然发生的进步。”(3)（笔者加粗）

显然，倘若我们有不同于平克的答案，正是因为对这里的“无疑”产生怀疑，认为“自然”的并不自然，“可以”的不一定可以。

一

对照《当下的启蒙》的中英文版本，我们一眼就会发现平克对马克思主义无处不在的反感，在他眼中，马克思主义绝不是启蒙主义的，相反，启蒙是走上了一条歪路才会遗憾地通向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对此类言论中国读者不应该感到陌生，因为在 1980 年代将启蒙与救亡对立的时候，难道不曾接触过相关的论述吗？在平克看来，选择共产主义是一种灾难，“20 世纪死于严重饥荒的七千万人当中，80% 是共产主义政权强制集体化、惩罚性资产充公、极权型中央计划经济的牺牲品。……给经济造成灾难性后果，比如大规模农业集体化；为提倡‘自力更生’而进行出口管制。”（78）

反观工业资本主义，“让 19 世纪的西方人摆脱了普遍性贫困，又在 21 世纪通过‘大融合’拯救剩下的人类。在同一时期，共产主义给世界带来了恐怖饥荒、政治清洗、强制劳改、种族屠杀、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令千百万人丧生的革命战争以及朝鲜式贫困……”（364）平克相信，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共产主义道路应当是不言自明的选择，甚至“无需依靠数字证明……从太空都能看见资本主义的好处。朝鲜半岛的卫星图像显示，奉行资本主义的南方灯火通明，信仰共产主义的北方则是黑暗的深渊，它生动地反映出两种经济体制在地理、历史和文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创造财富的能力差异。”（90）

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是一条人类发展的正确道路，反而在谈到恐怖主义与暴力时，“马克思主义团体和分裂主义组织”可以相提并论，因为他们经常发动炸弹袭击和枪击事件（195）。而对于为滥杀无辜辩护的意识形态，平克认为我们应该用更好的价值和信仰体系予以反击，这些滥杀无辜的意识形态包括了“激进的宗教、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197）在谈到第二波民主浪潮时，平克又认为欧洲的民主进程前有狼后有虎，在中文版里，民主浪潮因为“希腊和拉丁美洲的军事革命力量”而遭受挫败，但在原版中，这里还包括了亚洲的威权政体和非洲、中东、东南亚的共产党。（200）

进一步，“在苏联、中国和古巴等生活环境可畏的国家，五年规划的制定者们……就算让人们做到了不生病、无负债、识字，他们的生命可能仍然不是丰富而有意义的。”（247）也无怪平克会希望标准大学课程不要再那么关心卡尔 • 马克思和弗朗茨 • 法农（Franz Fanon）的作品（405）。

当然，作为中国读者，最关心的自然还是平克如何论述中国。如果仅仅看中译本，非常可能产生一种作者态度客观中立的误会，在为数极少的谈到中国的地方，平克说：“我们的世界又实现了另一个鲜为人知的非凡成就：尽管人口激增，但发展中国家正在自给自足。这在中国最为明显，13 亿中国人每人每天的能量摄入平均达到了 3100 卡路里。”(4) 然而在英文版中，作者对中国的描述则是极不友善的，一个总体的评价就是：“今天，生活在 60 个非民主国家（包括 20个完全专制的国家，40 个专制色彩大于民主的国家）的人当中，有五分之四来自同一个国家——中国。”（203）中国是一种威权资本主义，而人权状况则在“毛泽东死后有所改善，在上世纪 80年代民主运动期间达到巅峰”。（208）

平克认为，中国是缺乏民主的国家，而民主无法在这样一些国家扎根，或者是由于缺乏教育，或者是由于远离西方的影响，或者是由于这些政权是诞生在暴力和意识形态驱动的革命中的国家，比如中国。（206）正因此，平克在书中多次提到中国的内战，却是基于对抽象暴力的谴责，并将它与所有血腥的战争甚至种族仇杀等而视之，对解放战争的真正历史意义缺乏基本认知。在论证人类社会的进步时，他说现在人们都认为叙利亚的内战是一场人道主义灾难，但早几十年人们并不会这样看待中国内战等战争，尽管这些战争杀害了更多人。（49）从这里看，我们很难相信平克上一本谈论暴力和进步的著作能有什么说服力。

该书另有一些措辞就让人很遗憾了。在谈论到对人类生存的威胁时，平克认为关于核扩散失控的恐惧被严重夸大了，当然他也提到了金正恩的反例，但认为连“历史上癫狂的暴君——斯大林和毛泽东——也曾拥有核武器，但他们……都没有动用，世界因此平安无事”。（313）这样一本著作，倘若还值得通过有意的删减推广成畅销著作，想必一定有其他方面的学术价值？

二

需要再强调一次，费力去寻找中译本删减的部分，绝不仅仅是出于意识形态或立场的原因，只要这些删减对于一个普通中国读者的阅读不构成障碍（比如中文版中删节最多的可能是关于宗教、神学、信仰的部分），不把本来色彩分明很容易辨识的思想伪装起来。我们的不满来自完全相反的地方：如果将平克的一些论述补全，我们很难不去怀疑，这到底是一个学术研究者，还是一个意识形态家？以及我们要如何与一个意识形态家来展开严肃的学术对话，来探讨何为现代、何为启蒙？而中译本的最大问题，恰恰是将平克塑造成了一个仿佛是只通过热力学第二定律和由海量数据制成的图表来对人类的政治、社会事务发言的科学研究者，虽然也并不总是十分成功，但这种去政治化的翻译很容易让人们对其原本的政治性论述（有一些甚至非常激进）视而不见。

我们不必费太多力气，仅举一些简单的例子就能说明，英文版的平克更像一个新闻评论员而非严肃的学术研究者。一方面平克多次赞誉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仿佛对由此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一无所知，比如将 2015 年诺贝尔和平奖被授予了突尼斯全国对话机构一事认为是阿拉伯之春的一个成功案例，以及盛赞发生在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乌克兰等地的多姿多彩的颜色革命是第三波民主浪潮的延续（203）；另一方面，在谈论到战争时，他又旗帜鲜明地将近年来许多战争的起因责怪到俄罗斯和伊朗身上，比如他认为 2014 年和 2015 年，世界上各有两起内战，都是由俄罗斯民族主义引发的，那是一种反启蒙思想的意识形态，背后由普京策动。而叙利亚内战是最惨烈的，阿萨德政府为了打败叛军而摧残了这个国家，这也是在俄罗斯和伊朗的帮助下。（159）

然而，对于这个世界上最好战的国家，平克却几乎闭口不谈，相反，在谈及启蒙思想的影响时，平克说到，民主制度的政府会成为醉心功勋的领导人的制动器，防止激进的个人将整个国家拖进毫无意义的战争里。从 1970 年代开始，到 1989 年柏林墙倒塌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给了民主制度一个机会。（163）

不仅如此，很多时候平克能从令人意想不到的角度替美国辩护。比如在谈论废除死刑成为一个全球趋势时，平克说，美国之所以在废除死刑的潮流里掉队了，是因为它太民主了，因为美国政府是一个属于人民并忠于人民意愿的政府。当他列举了排在处决犯人数量前五名的国家时（209），他仅仅提醒读者美国名列其中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言下之意是中国这样的国家在名单中一点不令人意外，也许因为这毕竟是在谈民主进程和启蒙潮流。但这里为什么不是中国在回应民意或忠于人民，甚至对废死问题有更深刻的理解呢？毕竟中国法学界早有人提出质疑：什么是历史潮流？凭什么你学者看到的就是历史潮流，我们老百姓看到的就不是历史潮流？凭什么要听贝卡利亚的？知识分子为什么“总是拿自己的信念来欺负老百姓的信念”？(5) 而在论及贫富差距时，平克则认为必须理性看待贫富差距扩大这个问题，“当富人们在社会中青云直上的同时，穷人的生活也在蒸蒸日上。”(6) 他认为在发展中国家，越是经济不平等，人们的幸福感越高，而在发达国家，贫富差距对幸福感的影响很小，除非该国过去是共产主义国家。（101）因此在过去的 30 年中，更多的美国人实际上跻身进入了富裕中产阶级的行列，穷人比例下降，居民的生活条件普遍提高，美国的真实福利支出非常高，而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38。

平克同时认为，相比于贫穷而平等，富裕但贫富差距大的国家和地区拥有更健康完满的社会发展环境，例如中国香港。（105）

似乎只有在谈到特朗普时，平克才会流露出对美国的巨大担忧，而毫不意外地这又与普京相关。特朗普是民粹的、反智的，诋毁国际贸易，威胁退出国际协议，削弱国际组织。特朗普是普京的爱慕者，普京扭转了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试图通过网络攻击破坏美国和欧洲的民主，他在叙利亚、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挑起或发动战争，侵占克里米亚。特朗普政府的一些成员与俄罗斯秘密勾结，试图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破坏这项将战争非法化的重要执行机制。（335）

中译本不包含这些旗帜鲜明的信息是可以理解而又十分可惜的，这干扰了普通读者清晰识别作者的立场。在批判流行的谎言时，平克说真正效忠于集体的人更会有荒谬的信仰，比如相信民主党在华盛顿的披萨店经营了一个儿童色情犯罪集团（359），不知道在爱泼斯坦死后，下一个版本在措辞上是否会略作调整。但真正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另一些处理，比如在点名批评尼采、海德格尔、福柯、拉康和德里达时，平克认为他们带有目中无人的蒙昧主义，这些阴郁的文化悲观主义者认为艺术作品是压迫工具，认为西方文明已步入恶性循环。而在英文版中，这里还有一句认为“自由民主制度与法西斯主义是一样的”（406），不知中译本的出版是触犯了何种审查禁忌删去了。

三

虽然与一个意识形态家展开理论争辩总是无效的，但在很多地方，我们又能发现一种不同的对话可能，即不是在理论层面，而是以当代中国的实践作为对话者，来考察何为现代的品质、现代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说谁为现代立法的问题。如此一来就不难发现，平克对于现代世界的认知是完全浮于表面的，他确实看到了一些现代的结果，但并不打算认真地追问一下现代诞生的原因，所以经常倒果为因，有时候又将伴随现代而生的厄运误认为是前现代的遗留。我们甚至会产生困惑，平克到底是用热力学第二定律来证明自由民主制度，还是用自由民主来证明热力学第二定律。也许唯有如此，一个人才会希望马克思主义永远不要出现，并对着内心中美丽的启蒙喊出“停一停吧”。

比如在《健康》一章，平克认为现代世界进步的一大体现就是对各类可怕疾病的控制，在2000—2015 年，全球死于疟疾的人数下降了 60%，在可见的未来疫情也将得到进一步控制。平克在此提到了比尔和梅琳达 • 盖茨基金会的根除疟疾计划，却对在全球抗疟中贡献巨大的中国及中国企业只字不提。实际上，早在比尔和梅琳达 • 盖茨基金会 2007 年宣布这一计划之前，中国科学家和新南方集团已经在非洲小国科摩罗开始行动了。“当媒体还在频频关注西方捐助者为昂贵的、实验性的疟疾干预措施筹集资金时，中国的研究人员已经在采取一种经过较完整测试的抗疟手段。这就是群体药物配给（mass drug administration，简写为 MDA）”，肯尼亚医学研究所的伯恩哈兹 • 奥古图（Bernhards Ogutu）赞同中国的抗疟方式，并认为如果贯彻实行，“我们可以在未来五年内彻底消灭疟疾”。(7)

从这样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中，人们可以察觉中国创造或利用现代世界的方式与西方有所不同。这意味着，平克在 2018 年出版这本书时，并不清楚自己可能面对着一个更好的“现代”。而与冷战不同的是，这里没有并存的两个世界，平克珍视的许多现代物也并不为某一方独占，这个更好的“现代”是通过实践以及实践的成功向世界抛出了现代的品质问题：现代从何而来，现代要走向何处。

在所有的现代成就中，平克最为骄傲的就是“科学”，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类技术和工业文明的进步，科学“可以让我们大言不惭地在任何思想的审判面前夸耀”(8)。平克驳斥了对科学的敌意和妖魔化论述，并通过种种数据让我们了解科技和工业文明带来的好处。但科学和科学精神从哪里来？为什么一些国家有了科学和工业，而另一些国家没有？平克对此语焉不详，或者是笼而统之地提到，科学与理性、启蒙精神、自由民主制度、人文主义道德等等有关。这是显然的倒果为因，与人类实践不符却与流行的意识形态神话无异，即不加反思地认为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都发生在西方，是因为西方有自由民主的传统、私有产权保护和严格的法律制度。然而实际上，科学和工业一样，其秘密藏在近代以来西方残忍、血腥的竞争和历史中。“这段历史，以国家主导的‘打砸抢’为先导，以利润竞争和对外资源掠夺为目的，以服从国家利益的法律规则制定为手段，以国家财政和军事投入为工具，以‘战争—贸易’循环加速器为动力。”(9)

从以平克的言论为代表的神话中走出来，我们立刻会怀疑现代的品质，倘若没有一种可替代的方案，那么毫无疑问现代世界对于绝大多数人是一种灾难。科学革命可以离开平克所言的一切条件，却离不开战争，“对炮弹轨迹的研究刺激了经典力学与数学（包括笛卡尔坐标系和微积分）……对火药的研究则刺激了气体力学、流体力学乃至整个化学学科的发展（包括燃烧的氧气理论、化学元素理论以及后来元素周期表的发现）。还有，对枪炮制造工艺的研究开启了整个近代西方的冶金、炼铁、铸造、锻造等工程技术的不断创新与发明……”(10)；而工业革命所需要的资本积累和制度成本，则更是与殖民掠夺、奴隶贸易、种族灭绝、资源垄断和通过战争威胁来控制金融倾销商品一刻不能分开。并且，这种全球政治经济的不平等格局至今仍然存续。

我们不可能在一篇书评中详细完整地论述当代中国的实践道路，但与抗疟一样，实践的细节处往往提供了对话的可能。在《食物》一章，平克谈到了农业科学和发展中国家的大救星“绿色革命”，然而他完全无视了“绿色革命”属于美国冷战计划的一部分，其目的是防止了共产主义“红色革命”的爆发。平克应该不知道，中国对“绿色革命”曾持激烈的批判态度，“因为它掩盖了科学技术自身的政治性而将其装扮为绝对中立的力量，并试图利用这一力量来消灭意在改变结构性问题的社会革命。”(11) 离开社会革命，中国根本不可能实现工业革命，不可能有运转良好的市场，继而也根本不可能在科技领域获得持续性竞争力，最终也不可能达成食物充足和十几亿人脱贫的目标。不同于接受“绿色革命”，中国则尝试了“农村科学实验运动”，“以经验丰富的农民，受过现代教育、有革命热情的‘知识青年’和能够把握政治方向的地方干部‘三结合’的形式建立起大量的‘科学实验小组’”。(12)

当代中国的实践和成就提供了一种审查平克理论的最佳视角，我们仅需要追问平克所珍视的现代究竟如何诞生。比如市场，在平克看来，市场与计划、与威权政治是绝不相容的东西。“市场经济体除了能享受专业化的好处和激励人们生产其他人想要的东西之外，还通过价格极为广泛地散播关于需求和可获得性的信息，解决了协调亿万人人力的问题，坐在中央办公厅里的计划者哪怕再才智过人也解决不了这个计算难题。从 80 年代起，许多领域开始从集体化、中央管控、政府垄断以及令人窒息的颁发许可证的重重官僚机构（在印度人们管它叫做“牌照王国”）向开放型经济转型。包括中国邓小平对资本主义的拥抱，苏联以及苏东集团的崩溃，以及印度、巴西、越南等国家的经济自由化。”（90）

一个庞大的、运转良好的市场真的可能是自发形成的吗？市场真的与强政府相悖而行吗？任何一个有良知与常识的第三世界人民都不可能相信这一点。为了打开并占领世界市场，倾销自己的产品，西方发达国家几乎都曾经历过国家制度形态的转变，即在国家规模、专业军队建设、产业政策制定、税收信用体系、政府管理体系等各方面的改革。从资源到市场，战争替这种中心—边缘的现代世界体系解决了宗主国的工业化积累和制度成本的问题。平克以为抽象的人类进步会改变现代的品质，而实际上如果没有抵抗和斗争，现代将作为一种生产关系持续性存在。

当代中国的实践难道不曾遭遇过相同的问题么？在平克看来，农业集体化、资产充公、中央计划给经济造成灾难性后果。然而关键问题是，中国工业化所需要的原材料和能源是按照世界市场价格进口的，为工业品创造和维护一个有效、稳定的市场也不是靠枪炮。只有在完全无视现代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也无视国家行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的基础上，平克才能勉强建立起自己似是而非的理论。当代中国是以另外一种方式进入现代世界的：通过主权和政治独立重建海关和税收等国家能力，抵御国外商品倾销；通过“物资本位的货币体系”的建立去依附、塑造信用和金融稳定；通过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对农村劳动力的动员，成规模地投入国家工程建设，缓解资本稀缺问题；通过社会革命、政府逆周期调节和国家资本的崛起，解决了市场经济无法处理的分散小农经济和城市工业资本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创造市场发展工业。(13)

无论平克打算怎样歌颂他的启蒙和进步，人类社会期望进入现代世界都必须承担相应的制度成本，也无法回避资本积累的途径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不同的道路选择最终演化出不同的政治制度、社会组织方式和对人本身的想象。在平克那里，答案只能是民主、自由和人文主义的幸福，是福山、哈耶克和阉割版的康德，然而如果一个研究者真的重视数据和热力学第二定律，不可能不意识到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努力和追求普世价值孰优孰劣。

在所有为现代辩护的尝试中，我们曾听说波普尔被阻挡在芝加哥大学门外的学术轶事，倘若读到这本《当下的启蒙》，施特劳斯和沃格林恐怕更可以讥笑着宣布，波普尔的学术水平还远不是最拙劣的，现代的品质看来比他们所描述的更为恶劣。因此，是在史蒂芬 • 平克最为珍视却无力为之辩护的地方，当代中国的实践缓解了这种困境，我们自己也许可以称之为中国学的诞生。与古今之争或者后现代主义不同，中国学研究的是一个具体的当代中国的崛起，因其实践特性，它既将现代最坚硬的部分整个地吸纳入自身之中，又最必须彻底地反抗过去 500 年来所误认的一切自然法则，并让这种反抗成为现实，从而与那些半心半意的仅涉及话语层面的反现代的理论相区隔。归根结底，这是涉及现代的可能性，以及谁有资格来为现代立法的大是大非的问题。我们甚至必须争辩，中国学最终与任何传统文化都没有必然联系，传统对我们而言是一种偶然和幸运，只有当它被意识为普遍必然时才能被真正激活、理论化并被他者认同为共识。中国学是一个指向未来的漫长中介，在它的终点是更好的现代品质、更好的现代生活以及更好的现代人。在这个意义上，平克若果真要描绘一个“当下”的启蒙，又怎么可能是指别的东西呢？

本文注释

(1) Steven Pinker, Enlightenment Now: The Case for Reason, Science, Humanism and Progress, London: Allen Lane, 2018, p. 90. 下文中英 文版页码直接标于句末。

(2) 钱永祥:《放弃“历史进步观” 我怕陷入巨大的虚无主义》(2016 年 5 月 18 日)，搜狐网，http://cul.sohu.com/s2016/ qianyongxiang/index.shtml。

(3)〔美〕史蒂芬 • 平克:《当下的启蒙》，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 96—97 页。

(4)〔美〕史蒂芬 • 平克:《当下的启蒙》，第 73 页。

(5) 朱苏力:《朱苏力谈死刑存废问题》，《上海国资》，2011 年 7 月 18 日。

(6)〔美〕史蒂芬 • 平克:《当下的启蒙》，第 103 页。

(7) Jacob Kushner, “China Is Leading the Next Step in Fighting Malaria in Africa,” The Atlantic, July 4, 2019.

(8)〔美〕史蒂芬 • 平克:《当下的启蒙》，第 413 页。

(9) 文一:《国家为什么繁荣?——国民财富的起源与“空想市场主义”的中介》，《东方学刊》，2019 年秋季刊。

(10) 同上。(11) 易莲媛:《“群众科学”与新中国技术政治研究评述》，《开放时代》，2019 年第 5 期。(12) 同上。

(13) 参见董筱丹、温铁军著:《去依附——中国化解第一次经济危机的真实经验》，北京:东方出版社，2019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