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也许有美元，但是我们有真主和人民”

【文/ 观察者网风闻 王晋】

土耳其货币里拉近日持续贬值，周五土耳其里拉兑美元汇率跌幅扩大至13.5%，最低至6.57，与去年相比，土耳其里拉汇率在一年中已经下跌超过66%，创历史新低。面对危局，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当前正在面临“经济战”，并且表示将对美国“实施报复”。

此次土耳其里拉的走低，很大程度上源自于美国与土耳其双边关系恶化以及土耳其国内应对措施失当所引发的市场恐慌；而土耳其国内经济脆弱性，则是此次里拉暴跌的深层次原因。

来势汹汹的美国制裁

此次土耳其里拉暴跌的直接原因，来自于美国针对土耳其的经济制裁。美国与土耳其关系不佳已经是人尽皆知的秘密。

首先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在土耳其国内政坛地位日益巩固，其外交上秉持“新奥斯曼主义”，土耳其更加强调自己的“伊斯兰”和“中东国家”身份，“政治伊斯兰化”和“社会伊斯兰化”导致其土耳其身份的“去西方化”。身份理念的变化，使得土耳其与美国和欧洲的关系出现裂痕。特朗普自己在其社交媒体“推特”账户发文也承认，美国和土耳其当前关系“并不好”。

其次是2011年以来，土耳其与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出现分歧。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的立场，可以简单的归结为，支持叙利亚反对派武装“自由叙利亚军”在叙利亚北部，遏制叙利亚库尔德人政治力量“民主联盟党”在当地的扩张。

土耳其认为，“民主联盟党”与活跃在土耳其南部的库尔德“恐怖组织”“库尔德工人党”属于“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因此土耳其希望能够美国能够帮助遏制“民主联盟党”在叙利亚的扩张；而美国则认为，叙利亚战场的首要目标是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民主联盟党”可以作为打击极端组织的盟友，因此主张合作与协调。

除此之外，土耳其与美国关系最为敏感的议题，就是引渡“葛兰运动”领导人、侨居美国的土耳其伊斯兰学者法士拉·葛兰。埃尔多安认为，发生在2016年7月的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就是有葛兰“遥控指挥”的，因此要求美国引渡葛兰给土耳其受审；而美国则认为，葛兰的引渡需要土耳其与美国地方检察和司法机关接洽，美国政府无权干涉司法事件。

此次土耳其安全机构监禁美国在土耳其的传教士安德鲁·布鲁森，就成为了土耳其和美国关系的一个“导火索”。在此背景下，美国针对土耳其的经济制裁也就不可避免。

在美国制裁之后，身为土耳其能源与自然资源部长的贝拉特于8月10日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成为压倒土耳其货币的“最后一根稻草”。

由于贝拉特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女婿，而且埃尔多安也将出席此次会议并发表讲话，因此外界普遍将此次会议视为土耳其政府宣布应对美国制裁措施的重要时机。

但是人们当即发现，埃尔多安的讲话并没有过多的涉及“反制制裁”，而贝拉特本人更是就如何发展土耳其经济和实现金融独立而发表自己的“蓝图”，提出的“新经济路径”并没有涉及当前土耳其所面临的货币危机。当贝拉特召开的会议结束之后，里拉再次暴跌，与美元的汇率进一步跌至6.57：1。

脆弱的土耳其经济

应当指出的是，土耳其里拉的大跌并不是近期才出现的现象，持续的贸易赤字、高通胀和货币贬值相互影响，市场信心已经受到严重打击。美国的制裁仅仅是新一轮土耳其里拉暴跌的外部诱发因素，深层次原因还在于土耳其脆弱的经济增长基础，从根本上反映的是土耳其经济增长模式的危机。

2002年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开始执政以来，尽管土耳其经济保持了告诉增长，但是在2012年以来开始出现了增长率滑落的趋势。2002年以来，全球化、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成为其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正义与发展党政府通过加快国有企业私有化来激发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引入外国投资来激活市场活力，鼓励私人投资和对外出口，使得土耳其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

2002年以来，土耳其经济快速发展，人均收入达到了一万美元左右，城乡差距显著缩小。但是土耳其经济发展也蕴藏危机。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土耳其并未能够改变高度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国内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储蓄率偏低导致投资能力有限，因此过度依赖外部资本购入。

经济发展前景也在2008年之后受到挑战，尤其是在2012年之后，由于中东地区动荡和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土耳其的年经济增长率由2011年之前的6%-10%下跌到2%-4%。与此同时，多年高速经济增长，带来了高通胀率和失业率增高（将近10%），外资和私人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也逐渐弱化，最低工资的上涨也使得企业竞争力下降。

土耳其里拉贬值暴露出了土耳其经济发展的多重危机。

首先是土耳其对外贸易与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十分突出，由于土耳其严重依赖外部投资，国内工业基础相对较弱，贸易赤字长期较大，加之土耳其外汇管控相对较弱，土耳其里拉便成为了最易受到冲击的货币之一。近些年来，土耳其里拉持续贬值，土耳其的主权信用评级与经济展望也多次遭到国际评机构的下调，市场信心受到严重打击。

其次是土耳其经济以服务业为主，因此容易受到外部世界的波及。高度依赖外资的发展模式，使得土耳其容易受到国际资本快速流动的冲击。经济稳定需要保证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因此不得不采取相对较高的利率政策，而这与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和提升出口产品竞争力相互矛盾。有土耳其经济学家很早就预测了土耳其经济所面临的风险，严重依赖外资，一旦外部世界发生动荡，外资撤离，那么土耳其经济就很可能在短期内发生崩溃。

最后，土耳其在地区局势中的积极姿态，也使得政府开支迅速增大，无论是在叙利亚战场上的军事行动，土耳其国内接收的300万叙利亚难民，还是在巴以问题和其他地区敏感问题上的高调姿态，都使得土耳其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来彰显自己的影响力，而这与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所秉持的“新奥斯曼主义”政治哲学密切相关。沉重的政府开支，使得土耳其经济脆弱性进一步增加。

面对经济增长乏力的危机，土耳其政府缺少有效手段来应对相互抵牾的政策困境。扩张性财政与货币政策可以刺激出口、提振经济和稳定市场信心，但受到通货膨胀与失业率高企、债务比率持续上升以及国内有关制度性因素的制约，实施效果很不理想，政策手段的不足与失效凸显了土耳其经济遭遇的增长瓶颈与动力不足的危机。

当土耳其与美国和西方关系僵冷，转而“向东看”与俄罗斯关系走近时，创新能力和对外投资能力并不充裕的俄罗斯，难以成为美国和西方资本和金融霸权的替代品。因此当8月10号埃尔多安参与完自己女婿在伊斯坦布尔的会议，急匆匆的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商讨对策，而不是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沟通时，土耳其市场信心再次下挫，低至6.57里拉：1美元。

此前，土耳其已表示将在中国市场发行熊猫债券。中国工商银行也宣布，将为埃尔多安在伊斯坦布尔的一些关键基础设施项目再融资27亿美元。如果土耳其能够真心实意地融入一带一路的发展蓝图中，中方肯定欢迎，但土耳其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自身经济结构和各方面政策的调整。中国欢迎合作，但以土耳其的体量，要靠我们纾困显然是不可能的。

如何破解僵局，土耳其领导人似乎仍然没有好的办法。在面对公众的演讲中，埃尔多安并没有表示如何应对当前困局，尽管“喊口号”式的表示自己的信心：“他们曾经试图用坦克、飞机和军事政变打倒我们，现在则试图用金融和汇率打倒我们。但是我们会越挫越勇。”但是埃尔多安自己都显得无计可施：“这一切都将过去……他们也许有美元，但是我们有真主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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