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的“聊城于欢案”，如今打了谁的脸？

　　【文/风闻社区 风中智源】2017年春，“聊城于欢案”（所谓“辱母杀人案”）在中国互联网上掀起了一阵舆论狂潮。《南方周末》记者王瑞峰一篇名为《刺死辱母者》的报道，经过朋友圈、微博、各路媒体的转发评论，引爆了我们老百姓的眼球。“仁人义士”们义正言辞，群情激愤，一呼百应。老百姓也基于自身对忠孝文化的理解和对“仁人义士”的敬仰，纷纷站在道德的高地上或批判死者或力挺于欢。最终，于欢案二审改判。

（图片来源网络）

　　如今，一切早已尘埃落定。但随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一切又仿佛车轮般轮回，周而复始。从明星出轨，到市井争端，从大案审判，到家长里短，人们总是要站在道德高地，如得道高僧般，如跨过窄门的天使般，一边背负着文化属性，一边看着手机里的视频和文字，对屏幕中幻象世界评头论足。

　　回首此案，事实再清晰不过：债务方于欢一家长期涉足当地民间资本市场，债权债务一锅粥，同时伴有非法融资的行为。某日，杜志浩一伙债权人上门讨债，讨债行为“出格”（普通民众看来十恶不赦的“恶劣讨债行为”，在民间借贷市场可能只算“小儿科”），债务方报警，警方到场了解情况取证，其间债务方动手杀死了债权方的人。

　　围绕本案，存在争议的主要涉及几个问题：一. 案件的法律性质及一审量刑 二.围绕忠孝文化产生的道德问题 三.《刺死辱母者》这篇报道的业务问题。

　　与以上问题点对应，一.法律专业相关人士和政法人士的解读文章太多，笔者不了解，不予置评。二.有关本案与孝道问题。17年当时微博上很热闹，各个专业的“仁人义士”和“大师”们从各个角度给与解读。但是，文化视角的解读的结论却纷纷指向了问题点一，即量刑等等法理问题。例如易中天从历史角度来分析，“纵观历史”后得出“于欢无罪”的结论。文化视角“推理”出法理结论，实在令人忍俊不禁。三.王瑞峰的作品《刺死辱母者》背后的新闻业务问题。三年后，相关论文渐渐出现，涉及问题点主要有：1.报道中事实不清（王瑞峰最初报道中“生殖器蹭于母脸”，而一审判决书无此事实等等） 2.煽情（有研究指出此文煽情，且带有鲜明的目的性——干预司法） 3.忽略了于欢家庭的犯罪（《刺》文中并无提到于欢一家的背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借出高利贷等等）。

（《刺死辱母者》报道，来源网络）

　　根据这些问题，有人批判南方周末记者王瑞峰。认为此后其他媒体报道于欢一家事前也涉嫌犯罪是“打脸王瑞峰“。而“借报道之名大肆煽情企图制造舆论，最终对二审结果产生影响，以此干预司法”之类的声音，在于欢一家的非法融资“黑历史”被媒体报道之后逐渐清晰。但此时舆论狂潮早已退去，行凶的于欢一方早已减刑，成为了“民间英雄”，讨债的吴学占杜志浩一方成为了众矢之的，该进去的进去，归西的也再没回来。

　　(于欢辩护律师的微博截图，后被其删除)

　　既然“受雇”于杀人犯的辩护律师，那么为杀人犯“摇旗呐喊”自然也“在所不辞”。但王瑞峰记者显然内心有愧，后来他在接受《南方传媒研究》采访时谈到，那篇《刺死辱母者》“并非佳作“。从市场的角度考虑，”营销号“和王瑞峰这种记者异曲同工，急于通过抓眼球的”调查性报道“（能不能称得上是调查性报道，依然存在争议）而一举成名的心情是完全可以被理解的。尽管从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规范上讲其行为绝非”道德“。

　　就这样，许多人随着杀人者于欢的辩护律师的“同盟者“视角，进入了这个充满着残缺事实和煽情手法的幻象世界。尽管”横看成岭侧成峰“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尽管”客观“也因此被限制成了”相对客观“，但是人们并没有耐心等待，也并没有意识去对眼前幻象进行判断，却急于”制裁邪恶“而义愤填膺，以此向世人证明自己才是”正义的化身“。

　　如果，不是于欢的律师找的王瑞峰写稿子，而是讨债方的律师找到某个记者，会不会有一篇《富二代欠债不还，刺死艰辛讨债人》也会让大家“狂欢一下”？

　　《刺死辱母者》，区区两千字却引发舆论一边倒，究竟打了谁的脸？这无关当事双方的是非善恶，这无关民间借贷现象及所代表的社会问题，甚至无关司法、媒介与舆论的互动。

　　许多人总是靠看到“客观公正“的新闻报道，以此成为自身对他人他事进行“客观公正”评论的有力依据。靠媒体的报道，靠大V的意见，靠法律的约束，靠忠孝礼义的传统观念判断是非。总之靠来靠去，就是不靠自己。

　　也可能有人会反驳：我们又不是记者，没有采访当事人的机会，所以我们不可能全面了解什么是相对客观的事实，如果不靠新闻媒体不靠记者，我们怎么了解世界？如果不靠忠孝礼义观念，如何评判世事？

　　老子在《道德经》中写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认为，人应该遵循“自然之道“，应依据自然之性，顺其自然而成其所以然。我不知道答案。但我觉得，如果可以短暂地告别手机告别纷扰，去山林间看看小溪流水，在路旁看看树下蚂蚁搬食，或许能在自然之道中求索。

　　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能救自己的，不是“客观公正“的媒体，不是严肃的法律，更非忠孝礼义的道德，而正是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