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与明代政治文化 ——从明宣宗《花下狸奴图》谈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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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既隐喻为君主，也更多地被比喻为有德无私、恪尽职守的官吏，而猫鼠的关系常被视为君臣关系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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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猫鼠之道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猫鼠是一个有趣且喻意深刻的话题，被赋予了许多政治含意。猫既隐喻为君主，也更多地被比喻为有德无私、恪尽职守的官吏，而猫鼠的关系常被视为君臣关系的象征。明宣宗常将御笔书画赏赐给杨士奇、杨荣、杨溥、夏元吉等朝廷重臣以及身边的太监，借以表达对臣子的勉励、褒奖或赞誉。姜绍书《无声诗史》记载，宣宗的画作多“上书年月及赐臣姓名，用‘广运之宝’‘武英殿宝’及‘雍熙世人’等图印”。胡敏在《西清札记》中也说：“赐臣工御画流传后世未有若宣德之多者。”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宣宗《壶中富贵图》，纸本设色，纵110.5厘米，横54.4厘米。这幅画是明宣宗赏赐给杨士奇的。画中左上绘有虚悬着的古铜壶，中插三朵白牡丹花，花团锦簇，绿叶轻盈攀壶梁而上，画面的下方绘一只黄白黑三色猫，按《相猫经》中所载名为“玳瑁猫”。这猫儿仰头望着花朵，两眼炯炯，前足弓起，好像马上就要跃起，猫的神态细腻而生动。画面构图简洁古朴，用笔精细，设色典雅。
《壶中富贵图》
自古人们将长寿者称为“耄耋”，因为猫与“耄”，蝶与“耋”同音，牡丹花有富贵花之称，所以多用猫、蝶和牡丹花入画，称为耄耋富贵图。画上右侧有杨士奇的长跋。跋文除颂扬宣宗武功文德之辞外，也对宣宗的画作给予了中肯的评价。
跋文先是用骈体文描写了画中猫的神态、身形、双目、利爪和卷尾，或行或蹲，毛色斑斓，威严有势，鸟鼠远避。跋曰：“写此狸奴，允中程式，尔乃动必肖形，蹲不违性，毛点斑斓，日消雪映，身矗矗以披云，睃炯炯以夹镜，爪扬厉而钩连，尾卷曲而至颈，类驺虞而有章，号狻猊而胜称，飞鸟见而回翔，社鼷望而自屏，盖写生之神妙，洵超凡而入圣。”明宣宗将猫画得形神兼备，挥洒有度，杨士奇用文字对画作进行了传神重述。
杨士奇的跋文继而写道：“君臣一德，上下相孚，朝无相鼠之刺，野无硕鼠之呼，则斯猫也。”正因为有猫的存在，朝野才没有“相鼠”“硕鼠”之害。从画作继而讲到治理之道，杨士奇借画说明了君臣融洽、共同努力祛除弊病的重要性。
《壶中富贵图》跋文部分
在这里，杨士奇使用了两个典故来说明君臣需要共同面对和解决的“相鼠”“硕鼠”问题，这是君臣的职责。这两个典故都出自《诗经》。“相鼠”出自《诗经·鄘风》，讽刺那些用虚伪的礼节欺骗人民的统治者。“硕鼠”出自《诗经·魏风》，讽刺那些贪婪的剥削者。自古以来，猫鼠就是一对冤家。古人将猫鼠的关系引申到了治国理家时，常将鼠比喻成奸佞、无德、贪婪、盗窃的小人，将猫比喻为正直、廉洁、机敏和勤奋的君子。唐代舒元舆《养狸述》中说：“桀朝鼠多而关龙逢斩，纣朝鼠多而比干剖，鲁国鼠多而仲尼去，楚国鼠多而屈原沉。以此推之，明小人道长，而不知用君子正之，犹向之鼠窃而不知用狸而止遏。”这里的“狸”就指贤臣良吏。
如果君主和官员不能做到贤良，就容易走向反面。以“猫”来代表贤臣良吏之后，“猫”又泛化为官员的代名词，于是又诞生了“猫鼠同处”“猫鼠同乳”“猫鼠同眠”等成语。《旧唐书》和《新唐书》成为了这些典故的重要来源。《新唐书·五行志》中有“鼠妖”一节，记载了唐朝多起猫鼠相处之事，如“龙朔元年十一月，洛州猫鼠同处。鼠隐伏象盗窃，猫职捕啮，而反与鼠同，象司盗者废职容奸”，“天宝元年十月，魏郡猫鼠同乳。同乳者，甚于同处。大历十三年六月，陇右节度使朱泚于兵家得猫鼠同乳以献。大和三年，成都猫鼠相乳”。
唐代宗大历十三年“猫鼠同乳”的故事得到了史书的广泛记载。《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五对此事进行了详细记载：大历十三年，“六月，戊戌，陇右节度使朱泚献猫鼠同乳不相害者以为瑞；常衮帅百官称贺。中书舍人崔祐甫独不贺，曰：‘物反常为妖，猫捕鼠，乃其职也，今同乳，妖也。何乃贺为！宜戒法吏之不察奸、边吏之不御寇者，以承天意。’上嘉之”。军士赵贵家里出了家猫哺乳老鼠的怪事，陇右节度使朱泚认为这是祥瑞，上奏皇帝。在众多大臣争相庆贺时，中书舍人崔祐甫反对庆贺的理由值得我们思考。他上奏说：事物均有规律，反常的称为“妖”。猫捕鼠是职责所系，现在猫竟然给老鼠哺乳，这有什么可称贺的？崔祐甫进一步引申到治国之道，说：“猫受人畜养，弃职不修，亦何异于法吏不勤触邪、疆吏不勤捍敌？......须申命宪司，察视贪吏，诫诸边侯，无失徼巡，则猫能致功，鼠不为害。”将猫不捕鼠等同于官吏失职，官吏容奸，上下沆瀣一气。
明宣宗在宣德元年不仅画了《花下狸奴图》，还将《壶中富贵图》赏赐给了杨士奇，应不仅是“快一时之染翰”，更多的应是要告诉自己和臣子要恪尽为君王和做臣子的天职。如果我们回顾明初政治，不难看到从洪武至宣德，明朝经历了废宰相以强化皇权到执行内阁辅政制度的重大变化。明宣宗时，正是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参赞政务，他们共同辅佐明仁宗和明宣宗，才开创了“仁宣之治”。杨士奇、杨荣、杨溥，在历史上合称“三杨”，所谓“明称贤相，必首三杨”。杨士奇是“三杨”之首，《明史》称“时谓士奇有学行，荣有才识，溥有雅操”，深受明宣宗的信任。正因为这样，明宣宗才希望杨士奇成为“万世之良模”。
《灌木游蜂·山猫出谷》，唐朝刁光胤绘
清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卷五著录了明宣宗的《宫猫图》，是宣德三年(1428)四月八日杨士奇待直文渊阁时奉明宣宗之命以“仿宣和笔”所制题款。杨士奇题款共三章，其中一章云：
有狸有狸，或白或黄。
黄者猬缩，威敛而藏。
㧐身抖擞，白雄且犷。
我皇图之，妙尽厥状。
猛虎在山，百兽股战。
静者蓄威，动者御变。
《宫猫图》所绘黄白两只猫，一动一静，曲尽物情生动之趣。这一章主要是描绘图画本身，暗含君臣之道。而杨士奇第三章最后两句“乐我皇道，牙爪是司”，便将立意明确放在了要做称职的臣子上。
自古君臣关系是极其微妙的，“三杨”身处皇权至上、君臣疑忌甚深的明代初年，能够得到皇帝的信任，位居阁臣多年，且能“事君有体，进谏有方”“恩遇亦始终无间”，有所作为，杨士奇可以说是深谙君臣猫鼠之道的。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乾隆皇帝在《花下狸奴图》题诗中所云“责人则易责己难”一句了。无论是帝王还是将相，都需要做一只称职的“猫”，只是，每个管理者要求别人很容易，要求自己就不那么容易了。一直试图做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看来也是深解其中味的。
乾隆皇帝像，郎世宁绘于1736年
以美术作品去读明宣宗的《花下狸奴图》《宫猫图》《壶中富贵图》等作品，又因明宣宗养猫、画猫并养了一批画猫的宫廷画师，很容易将其只视作皇帝的赏心乐事，甚至误认为皇帝玩物丧志，不仔细去分析和评判，又有几个人能解其中真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