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文明崩溃，就是进入一个人人“只乘凉不栽树”的社会

【导读】21世纪已过完四分之一，每个人都越发感到群体决策的非理性化与新技术革命的临近，在技术不断上升的同时，人类文明似乎在理想与道德上经历着自由落体。人类社会似乎在走进一个全新的文明纪元。

本文作者充满忧虑地质疑，如今的人类是否还配得上“文明”的定义？还是只能姑且称之为“后文明”？本文以宏阔的视野，对人类整体的境遇展开了一次漫谈。作者指出，虽然可再生能源和AI的发展几乎意味着无限能源和无限产能，实现共产主义似乎有了物质基础，但新技术带来的挑战和风险更加深刻。不断扩大的失业、观念的撕裂、社会的原子化、线上世界使人“脱实向虚”……这些正在物质充裕社会上演的光怪陆离的后现代景观，让人不由得怀疑，新技术是否还能带领人类走进“新文明”？

回望历史，人类的理性和道德，往往只能在重大危机的考验中回归与重新锻造。然而没有人会期待危机，要做的是在危机来临之前展开自救，对抗技术裹挟下的文明惰性，在脚踏实地的实践和劳动中重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才是机器无法复制的文明火种。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5年第2期，原题为《后文明，或者新文明》，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后文明，或者新文明

韩少功

海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无限能源与无限产能

如果看一眼巨大黑灯车间里钢铁巨兽不断倒腾，看一眼风电场上林立塔筒一望无际，再看一眼成群的机器狼从科幻小说里直扑模拟战场……很多人难免心里一咯噔，知道大事正在发生，这个世界已不复从前。

回想当年插队务农时的锄头、油灯、草鞋、秦砖汉瓦，那些先人们数千年前就有的老物件，那些时间凝固的物证；你再拍拍脑袋，比对一下记忆里数十年前匆匆闪过的寻呼机，还有数年前的数码碟、一年前的GPT-4——原来，是时间开始提速，已由千禧时光转入分秒时光。

这里只说重点：

一是可再生能源，几乎意味着无限能源。

二是AI（人工智能），几乎意味着主要物产的无限产能。

也就是这二十年左右，高科技成果陆续量产商用，催生了两个“无限”叠加的新一轮产业革命，蔚为大势，摧枯拉朽，一转眼就让传统资源大国和制造业强国的地位双双动摇，全球经济结构乃至文明形态重新洗牌。革命所及之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一再变得陌生，没有哪个行业、哪个地域、哪个族群能置身事外。区别仅在于：你是落在速变区还是慢变区，落在原生区还是外溢区，如此而已。

一种清洁、智能、高端的生产方式终于梦想成真，当然是好消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憧憬的共产主义分配原则：“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终于有了坚实的物质前提，即“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事实上，作为自由竞争的平衡物与稳定器，以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为代表的“按需分配”，一直在不少地方或明或暗扩张其财政占比。依凯恩斯的说法，“经济问题并不是人类永远存在的问题”，因为世上的需求分为两种，一种是保障人类基本生活的“绝对需求”，另一种则是“凌驾别人之上那种优越感”的“相对需求”——在他看来，如果说后者难以最终满足，还有点麻烦的话，前者则无须担心，“在百年之内可望获得解决”。

他估计得大体不错，眼下就是大约一百年后。当全社会财富日渐丰足，至少在经济发达体和准发达体，借助两个“无限”的新质生产力，让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这件大事还真不算什么难事，至少在刚需层面已肉眼可见——即便少量动态性返贫的情形还须重视和另议，即便“刚需”的定义边界今后也会有所移升，比如义务教育九年提高至十二年甚至更多，常见病报销提高至大病救助甚至更多，但“应保尽保”的能力绰有余裕。在正常情况下，相关意识与制度也渐渐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

等等，这不就是共产主义吗？没错，从这一角度说，Communism或译为“大同主义”，或译为“命运共同体主义”，已有了现实雏形，至少是越来越现实。当然，在传统的理解中，分配并非事情的全部，让每个人全面而自由地发展，包括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如此等等也是“共产主义”应有之义。值得注意的是，恰恰在这方面，高科技提供的帮助不少，增加的争议、纷扰、风险也同样多。图灵奖得主霍普克洛夫特曾警告，“机器人不只是取代蓝领，也在取代白领”，因此服务器和数据云正让很多人“丢掉饭碗”（2017）。诸多研究报告预测，在未来二十年里，相关失业群体将占人口的47%（美国白宫），或49%（麦肯锡），或70%（SRI international）。不管取哪个数据，都是人类不可承受之重，对“人的第一需要”（马克思语）颇不友好。即便情况没那么严重，即便新技术在淘汰旧岗位的同时，也可能创造新岗位，但随着技术迭代加快，再就业、再再就业者们不断从零开始，频繁接受培训与换岗，恐怕也是一份沉重的心身压力，不算什么美事吧。

就在当下，“无用阶级”的阴影已开始加剧职场紧张，浮现出劳动力贬值的总体趋势。工作难找，高薪或体面的工作更难找。为了确保自己还有价值，或显得有价值，很多人不得不攒学位、攒履历、攒证书、攒客户、攒上司好感、攒人脉关系、攒KPI……总之“不能鸡娃就鸡自己”，用各种靠谱或不靠谱的法子出人头地，甚至不惜为屁大的事拼个生死攸关，直到自己心力交瘁。人们称之为“内卷”。一般来说，产能扩张总会造成需求不足，加剧市场竞争压力，于是个体“内卷”不过是行业或企业“内卷”的末端传导和微观反应，成为“收益努力比”下降的疑似常态。

就不能退出垃圾赛道吗？当然可以。在有些人那里，“躺平”不失为最后选择。即便打算去领低保，啃父母，混一个乐天信命，也是能活下去的，不一定就缺温饱和不开心。更彻底的“躺平”当然是让下一代也提前退出，不给这个烦人世界染指小宝宝的任何机会。事情看来已是这样：越是经济、技术、教育发达的地方，就越多见“少子化”，连韩国、日本、中国这些东亚国家，多少有点老儒家遗风，最重视香火传承，医院产科和幼儿园也在大比例关门。在这里，一种超越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现代病”日渐清晰，好日子就是结扎术。美国副总统万斯声讨“无孩爱猫女”，差一点含泪高呼“天下兴亡，子宫有责”，似低估了事情的复杂性。他不是不知道自己就读耶鲁时高昂的教育成本，不是不知道阶层固化多么让人绝望。如果男女们算算账，高投入换不来高产出，不仅是现亏损，还可能被“啃老”，有再亏损预期，那么根据一种家庭经济学，他们不去养猫，又能干什么？

马尔萨斯1789年发表《人口论》，认为只有饥饿、病疫、战争才能阻止最可怕的“爆炸性生育”。他和众多人口专家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终有一天他们竟会被香喷喷的“无孩爱猫”群体所暴击。

随着好日子变得更好，人类生育率加速下滑，一头冲向断子绝孙的人种易危或濒危，也不是不可想象。

▍共同接受的事实

“内卷化”和“少子化”，还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

让人困惑的事还很多，比如这个世界日渐戾气嚣腾，秩序崩坏，底线失守，到处都是“筑墙”和“脱钩”的四分五裂，一切都在政治化和武器化，国际地缘政治与种族、阶级、宗教、性别等问题不时交叉感染、恶性发作——这是转型阵痛，还是末日疯狂？

就拿社会制度来说，与上一个世纪相比，社会主义的改革尽可能增加个人自由，包括鼓励民营经济和对外开放；资本主义的改革也尽可能减少社会不公，包括推进福利分配和尊重工会——双方不是在越走越近吗？前者擅长的“宏观调控”，或许启发了后者的“产业政策”；后者先行的“低碳意识”，或许助推了前者的“绿色发展”……双方不是更应该谈得拢吗？可惜事情偏不是这样，偏闹得全球军费开支大幅升高，“冷战”或“列强帝国”的古墓幽灵再现，很多人都在秀肌肉、放狠话、摩拳擦掌、秣马厉兵。

知识界主流曾乐观地认为，高科技必带来高理性，只要信息开放和自由竞争，真理越辩越明，人类达成普遍共识并非难事。埃隆·马斯克对此信心满满。这位美国首富和科技大神2023年4月宣称：“我准备开始一项计划，我称之为‘真理GPT’（TruthGPT），这是一个极致寻求真理真相的人工智能，目的是了解宇宙的本质。”这一雄心似乎太有上帝口吻，也太有早期启蒙主义的腔调，即以为真理有一个“本质”，有一个最终可以抵达的彼岸，是绝对的和普遍的天经地义。人们只要有了数据和算法的“极致”手段，就能让一切“本质”统统大白于天下——你们都等着苦尽甘来吧。

这样说让人生疑。说给小学生听也许无妨，若放到成年人的实践中去，显然就很不够了。当4席大法官对峙5席大法官，那么谁代表法律，谁又不代表法律？当A算法与B算法结果相异，那么谁是科学，谁又不是科学？当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底层逻辑分歧日久，那么谁展现了“本质”，谁又没展现“本质”？……看来结论只能是：世上并无绝对真理，并无最终可供抵达的彼岸。真理不过是各种相对真理的公约数，理性不过是一个逐步累进、多元互动的无限弹性过程。任何一根筋、一刀切的独断论纯属自欺，无论宗教的还是科学的，都不行。

德国电影《万湖会议》展示了更荒唐的一幕。那是1942年1月20日在万湖庄园举行的一次密会，改变了犹太人的命运。十三个纳粹高层的将军、部长、博士来到偏僻密林，衣冠楚楚，风度翩翩，专业素养和敬业态度非比寻常，以至常争得唇枪舌剑锱铢必较。奇怪的是，他们是争论如何杀得更符合“法律”，如1/2或1/4或1/8血缘涉犹的人，该不该定义为犹太人？如何杀得更为“科学”，如用子弹、病菌、汽油还是成本更低的毒气，哪种方式更安全与合算？这些最理性也最凶残的魔鬼，身处康德、黑格尔、谢林的理性故乡，对消灭犹太人的目标却从无疑问，完全一致。

他们理性吗？他们不理性吗？

不用说，理性以求“真”为要——古希腊哲人将其排序在“真善美”的价值首位，中国古人说的格物致知、实事求是、循名责实也是这意思。不过什么是“真”，相关说法却莫衷一是。日常层面的物理事实比较好办，一个人“死”了，那就是死了，死透了，说破天也没法使之再活。认知层面的主观事实则比较难办，特别是叙事一旦涉及因果或价值，比如这个人到底是病死了，还是累死了、饿死了、气死了、穷死了，多因一果的解释空间相当大，见仁见智几成常态。再往下说，更难办的是一种“约定性事实”，即某种结构关系的产物，属于“众口铄金”那种，因信的人足够多，因信者衍生出关联行为和事件，就可能成为新的“事实”，甚至是看得见、摸得着、硬邦邦、能要命的物理形态，是强大现实的一部分——到那时候，再说孰实孰虚便颇为不易。

“鬼”是没有的，但鬼故事可以吓死人。认定“贱民”并无血缘、基因的根据，但相关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很多人就要一辈子吃苦。比特币从不锚定物质财货，但只要币圈内外共约了这样一种叙事，便自有真实的市场行情，甚至时不时直冲天价。LGBTQ的性别也大多不再是生理的，不过是彩虹旗下共约了另一些说法，就能折腾出德国的《性别自决法》和美国加州的97种性别，以至少男少女大可自主变性，无须告诉家长，还能一年之后反悔重来，由此拉动了手术、药品、媒体、律师等变性产业的热火朝天。这些后续事实多得惊人，其源点在哪里，反而不重要，也说不清了。

进入2016年，缅甸的选举得以举行，外资开始进入，局面似乎转暖升温。但罗兴亚事件突然闹得一切急转直下。起因只是极端分子制造了小规模流血，要在若开邦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国家。军队和佛教极端分子随后展开大规模报复，据说致数百个村庄被毁、数万人被杀、数十万人被驱逐出境。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资讯开放的成果之一，社交媒体在这一过程中成了激化仇恨的意外“神器”。因为平台以“提升客户参与度”为商业逻辑的最优先级，那么好，算法很快就发现，最有“黏性”的帖子就是要让人愤慨。对，让人愤慨，接着愤慨。于是置顶、链接、推送、缠套（让你退不出）、标题党（搅乱主次）、假新闻（移花接木）等十八般武艺全线出击，终于使网上情绪完全脱轨。在那一刻，仇恨就是暴利，腥风血雨就是遍地韭菜。军人、平民、知识精英统统“被愤慨”起来。回头看，蹊跷之处还在于，佛教一贯有温和传统，但人口占比90%的佛教徒为何一反常情？缅甸的穷人多，刚刚接触脸书之类，为何就在一场电磁风暴中晕头转向？

是穷国得了富国病？

或是穷国对富国病的免疫力更弱？

漫长的历史证明，人类依托口语、文字、印刷品、广播电视等符号载体，其理性不断刷新认知，但也不时偏离、脱离、背离真理。对于马斯克们来说，对于众多科学主义的铁粉来说，算法和数据能否一举结束传统载体的局限，最终拿到通向真理宝库的密钥，使人类从此永不再犯错，成为“不是扮演上帝而是已经成为上帝”（库茨韦尔语）的新物种——罗兴亚事件至少提供了一个反例，让这事还有得商量。

弗朗西斯·福山1996年出版《信任》一书，一反自己对冷战结束的欢欣鼓舞，认为当前最不幸的，是全社会滑向了“低信任度”，“不再有大家共同接受的事实”，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互联网或社交媒体”。另一位图灵奖得主，号称“AI教父”的约舒亚·本乔说，由于能更快地搜集和处理资讯，更全面掌握人们的电子痕迹，“AI模型GPT-4比人类更擅长说服”，“这可能被恐怖主义分子利用”，“这种风险程度已从低等上升为中等”（2024）。不幸被他们言中的是，眼下很多国家都开始押注“认知战”，鼓励和利用媒体——特别是互联网媒体，奉洗脑大众为重大战略布局，为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之类的标配。这无非是拿“双重标准”当饭吃，不断向受众推送黑料，致“阴谋论”满天飞，“妖魔化”不能停，一场现代猎巫运动无法遏止。数据和算法不过是及时递上了一道道“硅幕”，成为猎巫者们最新的大杀器。

对敌人的攻击，一旦把对方逼成了真正的敌人，那就更不好办。习风所染，眼下在不少领域，连经济、科技、艺术、体育、环保、慈善救灾、宠物选秀等方面，往日那些似乎“没有国界”的白莲花领域，也开始高敏度的“饭圈化”和“喷子化”，以致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都难逃莫名的国际制裁，世界乒乓球女单冠军也难逃国内奇怪“饭圈”的起哄。很多当事人恶斗成癖，开撕上瘾，各有“信息茧房”，互有“阴间滤镜”，一个个都是张口就来，“共同接受的事实”已离人类越来越远。 

通俗地说：讲道理，似乎不再需要摆事实了。

作为上世纪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福柯依托“知识考古学”，揭示出所谓知识都不同程度上是权力动作的产物，并不是那么客观、纯洁、中立、理所当然的“天下之公器”。这一种知识“祛魅”，对于破除读书人的盲从功莫大焉，构成了反思启蒙主义的一大节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反智主义，不意味着所有知识都是万恶的圈套，不意味着人们对知识必要的检疫和消毒，就是要将其杀光斩尽——否则，福柯自己的知识也会备受猜疑、毫无意义。

福柯们的职能应该是医生而不是屠夫。他肯定没想到，他打开的潘多拉盒子，居然释放出后世的万千屠夫，即更为权力化、武器化、极端化的话语暴走，使人类理性的知识殿堂分崩离析。他高兴得起来吗？

▍叫不醒装睡的人

对于“共同接受的事实”：如果没能力去找，那叫理性衰竭；如果一开始就不愿意接受，那叫道德坍塌——所谓“叫不醒装睡的人”就是指后一种情况。

理性是人类文明的核心，道德则是另一核心，或者说是前者的另一面。道理很简单，因为不愿意接受，就压根不需要去找；反过来说，如果根本没能力去找，愿不愿意接受都失去了前提。两者的相辅相成，与佛家的大悲方得大慧，与儒家的大智才能大仁，都是反之亦然，在认识论上一以贯之。福柯在后期一再强调“真知勇气”（courage of truth），也是力图贯通理性与道德的两面一体。

赫拉利在《智人之上》一书里，观察和分析了人工智能的现实风险，指出数据可被污染，流量可被操控，暴力算法可侵犯隐私和祸害苍生，数字的无政府状态和极权主义正迎面扑来。这些都说得可圈可点。只是他说了这些后，没往下说，差不多是漂亮的中场突破和锋线配合后，临门一球却踢出场外，踢向了“高深莫测的智能”。什么意思？他是不是要说，应该为此背锅的是某种硅基幽灵，“越来越不人工”，“越来越有自主的能动性”，在芯片、硬盘、连线那里飘忽无形，不吃不喝也没心没肺，时不时恩泽天下又时不时倒行逆施，人类已拿它束手无策？

据他说，这事早有端倪。2016年3月AlphaGo对弈世界围棋冠军，第37手超越了所有棋谱，几千年来任何专业或业余的棋手都不会这么下。看来是机器人方寸大乱和抽风摆烂，被很多围观专家断言“肯定是一个错误”，以至对阵的韩国棋王完全看不懂，“花了十五分钟才做出回应，其间甚至得先离开棋局到外面走一走”。然而，后续事实证明，这个来去无踪的第37手至关重要，是机器人最终胜出的致命一击。

好吧，就算这个第37手泄露天机，万不可轻忽。不过看一看赫拉利所列的其他，掰着指头一条条算，其实都算不上“莫测”，算不上“非人类”。不是吗？隐在数据污染后面的，是人；隐在流量操控后面的，也是人；隐在暴力算法后面的，还是人——是人间的市场化逻辑，是资本、权力的任性。这些恐怕连街头张大爷王大妈也都能懂。人工智能确实带来了从娱乐到物流、从安防到教育、从药品研发到气象预报等方面诸多好处，但一句老话叫“有其利必有其弊”，网上坑人的套路也多了，骗药钱、骗话费、骗粉丝打赏，甚至不久前骗得一位美国少年自杀，悲愤的母亲把Character.AI公司告上法庭。这些事大概不会让中国的大爷大妈特别意外。

看来，还是要说人，还是要说道德，这比第37手更值得说一说。

历史上，石器、铁器、蒸汽机、原子能的千秋功罪，皆取决于人之善恶。说人工智能可望彻底摆脱这一制约，显然还言之过早。不妨再说开点。这么说吧，道德通常是苦难的产物，是对危机的精神反应，因此基督、佛陀等都以怜贫悯弱为主要特征，都有大悲、大慈、大爱之貌，与原始萨满的凶神面目迥然有别。其“十诫”或“五戒”无非是将道德注入神学。他们的故事中也必有横尸四野、饿殍遍地、病残挣扎的惨烈背景，“我佛长夜泪不干”一类说法由来有自。在这个意义上，一如有黑暗才有灯光，因疫病而得良医，说“道德是弱者的工具”（柏拉图引语）大致不差。延伸至现代，灿若群星的后世英贤们，无非是用世俗化的“人民”置换了“上帝”，一个个皆因“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毛泽东语），从而炼就成一个个“大我”。

还记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吧？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来到朋友墓前，感叹“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时，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他临死时，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其实，不知是出于巧合还是借用，这一段话更早出现于《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1771）。可见，那时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共产主义，无论是苏俄红军战士还是美国的发明家、实业家，一代英贤都有相近的精神气质和道德操守。

不久前，一位中国青年也踏上长途。作为清华博士和水电专家，他决然放弃都市繁华，忍不了身边“成功学”优等生们的丛林恶相，志愿前往非洲建设工地，混迹于劳工们的汗臭和粗话中，一干就是好几年，不无柯察金或富兰克林的意气风发。不料，他的故事进入热搜，铺天盖地的舆论反应却耐人寻味，据他给笔者的短信称：“无论正面负面，基本上都是从功利学发展角度去讲。”要么是说他“在北京混不下去了，被迫出走，十分愚蠢”；要么是说他“找到了一条迎合体制、快速升官的捷径，聪明得很”。情敌寻仇、方便走私之类猜疑也闪烁其词。他只能认命，只能“在黑暗森林中迷茫地寻找”。

不说看齐和支持，他就不能得到多一点理解甚至宽容吗？看来，一个时代就这样了。既然黑暗退去，灯光就变得多余。既然病疫大量消失，良医就日渐稀少。一旦远离了大面积的饥寒交迫，这个时代就不太可能有扎堆和走量的“大我”，更不需要基督和佛陀，“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潮流应运而生，这并非不可思议。在一种越来越和平、丰裕、娱乐化的小日子里，热血不再急需和必需——而这恰恰就是前辈好容易为后人打拼来的一份幸福。幸福总得有人享受，不是吗？

你是否还应去给打麻将或斗酒撸串的陌生人大献爱心？战争、灾害、外星撞地球还没来，来不来还说不定，你憋足一股劲地演练慷慨激昂，是不是有点早？当然，当然，人间不平事还是有的。桌椅是松木还是花梨木的，乘用车是奥拓还是劳斯莱斯的，旅游是订经济舱还是坐私人飞机……这些事让很多人上头，尽量减少分配差距也确有必要。但事情或许是这样，这已不属于“雪中送炭”，不过是“锦上添花”该添哪一种花的问题，属于刚需之外的“奢需”，有“微奢”“轻奢”“重奢”之类区别而已。因此，你的痛心疾首、拍案而起、奔走呼号，可能用错了地方。处理某些低烈度的利益事务，靠那些打领带、夹皮包的技术官员，可能也就够了，哪怕他们有点“精致的个人主义”小冷感，大概也无碍大局。

照这样下去，好日子还将大概率增加冷漠，增加平庸，加剧生存的“原子化”程度。这包括受到什么刺激时，人们一时起哄又可各自“摸鱼”，一时泪奔又可继续“鸡贼”，善恶的尺度说无也有，说硬也软，构成了一条道德水平曲线的低位波动。在很多地方，在很多时候，这意味着苟且成习，“装睡”者们盘根错节蔚为风气，对新一代英贤成长的支持严重不足，由亲人、朋友、旁观者、受益者所组成的正反馈机制严重缺位。想一想，当年美国将军李奇微都称中国志愿军战士为“值得尊敬的敌人”，那种出自殊死对手的赞美，构成正反馈激励的一部分，昭示政治之上的道德维度，不能不令人唏嘘。

新近获得化学诺奖的哈萨比斯预言：“人工智能最大的风险是人类将找不到意义”，“那时候只能去问神学家和哲学家”（2024）。事实上，没有意义早已是流行病，让很多网友自比病人，把“治愈”当作对好朋友、好诗文、好风景、好饭菜的万能赞词，甚至是消费兑奖时幸运的心情创可贴。不必误解，他们并非复古派，不会与红利或大都市结仇，即便他们觉得活得有点累，有点拘束和不爽，比如“常回家看看”得记住不能少于几十分钟；公务招待须记住不能多于几个菜；知道自己衣装薄透露不可超过哪个“擦边”的分寸；明白一台失窃的电视机破损到什么样才算“废品”而不是“财产”……但他们明白，社会管理嘛，非如此不可，文明礼貌和公共秩序的进步有目共睹，全拜现代法治之赐。

不过，从语义学分析，每一个词都能产生歧义，所有跟进解释的用词也这样，那么法律条文的层层解释体系便深不见底，任何一个小环节都可能被坏人利用。于是，严格地说，法条臃繁是现代法治强化和细化的一种必然代价，有关细则、附则、司法解释等将层出不穷，文本句型会越来越复杂，隐在边边角角的小号字体会越来越多。在不少青年那里，眼下连结婚也成了一场普法大考。婚前、婚后、家暴、出轨、离异、赡养、抚养、监护、探视、前人遗产……都有密密法条严防死守。据说婚姻已相当脆弱，64%（美国）至71%（比利时）的当代婚姻均以失败告终。那么新人们最好小心点，多一些底线思维，早早积攒协议、字据、账目、公证书，以确保自己可能的权益。当亲属、律师、社会、政府部门也鼓励他们这样做，那么一对婚侣牵手步入华彩殿堂，差不多就是一家两性合股公司开张，甚至是一对AA制的临时同居搭子注册。

音乐升起，花雨飘落，香槟酒满上，他们满脑子法条才下眉头又上心头，那还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吗？ 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吗？是“枕前泪共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吗？是“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吗？是“爱你衰老的脸上痛苦的皱纹”吗？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吗？……莫非前人都爱得矫情和虚伪，酸得只能让后人快快闪过？

如果事情已那样，如果臃繁法条都是必要的，是大概率要用上的，那不能证明别的什么，恰恰只能证明一个光鲜而发达的现代社会，确已陷入程度不轻的物质化、利益化、薄情寡义化，生活正在缺氧和失温。

往根子上说，无论在一个村社、一个企业还是一个国家，但凡道德风气好的时候，很多问题都较容易化解，也不大容易产生，不需要太多威权强制和物质资源。法律与道德既互为替补，又此消彼长，互为反证。法律无非是道德底线的暴力保障和形式化营构，通常是高成本的不得已而为之。孔子言：“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导民，以刑禁之”，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司马迁在《史记》中引述老子的“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之后续上一句“失礼而后法”，差不多也是这个意思。他们对法治亦臧亦否的复杂心情，或可由现代人体会更深。

▍广义的“二次元”世界

作为人类文明的两个核心，或者说同一个核心的两面，理性/道德的衰退，正一步步改变世界，一如地球磁极消失，人们无论前行还是后退，左转还是右转，一切路线图都面临虚无主义的陌生水域。

在物产丰富、技术锐进、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日臻完备的日子里，这些经济发达体和准发达体，尽管还有文字、城市等文明的形式，但有时看上去是否更像乌泱乌泱的文字动物和城市动物，是否还配得上“文明”的定义，不能不让人犹豫。

“后文明”或可为备选命名。

启蒙主义一直怀有乐观的历史预期，相信文明是一种线性的进步，现在比过去好，未来比现在更好。这在技术和经济层面诚然不乏证明：5G就是比4G的传输快，8K就是比4K的画面更清晰，一旦有了文字或蒸汽机，人们就不可能再回到从前。但理性/道德看来是另一回事。启蒙精英所夸示的肉刑减少、奴隶制取消、儿童死亡率降低等，固然有据可证；然而，现代社会的车祸、毒品、工业污染、经济危机等取而代之，造成巨大伤亡，同样有据可证。威尔·杜兰特等在《历史的教训》中有最后的辩护：“进步仍然是真实的，这并不是由于我们生来就比过去的婴儿更健康、更漂亮、更聪明，而因为我们生来就有丰富的文化遗产”，“进步就是遗产的不断丰富、保存、传播和利用”。不过这一条也有点悬。作者似乎忽略了，无论图书馆、博物馆里的文化遗产如何伟大，都不会自动保值增值，都需要后人对接与同频，不断予以激活与滋养——更准确地说，需要后人用实践为之续命。不是吗？如果没有冶炼，铁矿就是普通石头；没有阳光、水以及种植，种子就是候补泥尘。教育迷信的要命盲区就在这里：不知再生的活遗产才是遗产，否则就是废纸。当年欧洲的图书馆最多、最大、最堂皇啊，所蓄二十多个世纪的遗产也不可谓小，却未能阻止两次惨烈的世界大战。凭什么相信再多几个馆，就能确保今人比前人更幸运？

1968年，动物学家约翰·卡尔宏在美国马里兰州做过一个实验，验证老鼠在理想环境中的生存规律。‌这个封闭的空间足够大，也备有足够的粮食、饮水、巢穴、活动场所，保持25℃左右恒温，决无疾病和天敌侵入，堪称鼠类幸福的乌托邦。有意思的是，自4对健康的老鼠入住其中，它们不劳而获，挥霍无度，开始是忙于交配，差不多每隔55天就使鼠群规模翻番；继而群内强弱分化，强者拉帮结派、凶残好斗，弱者则忍辱负重、离群自闭。至繁衍最高峰，多达2200只的鼠群不知何时开始性情大变，雄鼠既不打斗也不发情，热衷于打扮自己，故有极好看的皮毛；雌鼠则拒育和厌子，甚至攻击自己的后代，致幼崽死亡率高达九成。1973年5月23日，作为种群急剧萎缩的终点，即卡尔宏所称“第二次死亡”，最后一只公鼠升天，整个实验历时1780天。

动物学家屡试不爽地重复过25次类似实验，“第25号宇宙”便由此得名。这很容易让人想起“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之类古训。不论是前期的纵欲相争，还是后期的欲尽自灭，一种幸福的乌托邦最终只是带来种群消失，丰衣足食看来并不会自动通向进步的天堂。

有人会说，人类是高智能生命，具有鼠类所没有的意识、文字、文化与精神，因此应该有更多认知、改变、选择自己命运的可能性。这正是需要往下讨论的。2024年10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第三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显示居民每天就业劳动时间为人均多于3小时，而每天使用互联网时间竟为人均多于5小时——这个统计口径可能有点粗，比如不知外卖骑手连线客户的耗时算进了哪一头。但不管如何，即便有些出入，线上时间居然大大超过线下时间，仍是一个惊人势头。这显示出，连一个新兴国家也在高度网络化和符号化，人们动手务实的机会越来越少。借用凯恩斯的说法：如果“经济问题并不是人类永远存在的问题”，那么泛文化或文化的问题，今后就可能跃居其上，至少是很多人的头等大事，构成了生命时光的最大消耗量，也构成了日用消费中最大的产销量。

线上流量汹涌而来，而且在商业化逻辑下以量为王，有游戏、球赛、热剧、广告、脱口秀、短视频、综艺、冷知识、朋友圈、热点新闻，大大膨胀了人类生活中的文化权重——传统媒介所承载的文化尚不计入其内。广受追捧的“元宇宙”“二次元”，更多是白日梦量产批发，让受众遗世独立，羽化登仙，完全摆脱现实，尽享虚拟世界里的好事，越奇越好，越炫越好，越爽越好。有人担心，这种白日梦会教坏孩子，让他们隔绝于自然与社会，太缺乏日常交际和动手务实的锻炼，即便以后读成学霸，也差不多是一个个“巨婴”。

其实，“脱实向虚”的岂止是一些孩子，成人社会也没好到哪里去。就接触实际而言，就和泥带水、活色生香的实践经验而言，应试教育与论文生涯那里还有多少？文艺界五花八门的“抗日神剧”或“霸总神剧”那里有多少？白左、白右们的“政治正确”和“价值观联盟”那里有多少？官僚们的形象工程和形式主义那里有多少？投资领域的“概念行情”“概念风投”“项目PPT化”那里有多少？……一旦远离现实，很多人就成了故事员，成天只会用叙事来干活。

说广义的“二次元”世界，就是这个意思。

从技术上说，因触觉、味觉、嗅觉缺位，“二次元”音画世界离真实生活远了去了。哪怕VR头戴显示器，其所谓逼真感，也有天然缺陷和虚假性，往往被人忽略。与日常现实高度隔绝的用语、造型、幻境、偶像、梗、衍生消费等，一旦自成体系和自体繁殖，就更像享乐主义的秘密宗教。若沉迷其中，必言行乖僻妄诞，却被夸之为“平行世界”里的“第二人生”，到底是想象爆棚，还是自欺上瘾，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问号。

从能效上说，若一个人的脑子里虚大于实，一如金融领域的“货/币”两相疏离，“币”大于“货”，或有“币”无“货”，那么“货币”一词便纯属迷药，直接通向恶性通货膨胀的白条经济。同样道理，广义的“二次元”文化鼓励受众心理自闭，其价值情绪化、知识标签化、谋略爽文化、正义键盘化，将使任何叙事都严重贬值，任何较真都成了cosplay的入戏太深，失去现实重力的有效载荷。当这种悬浮人生、模塑人性，其主观性、虚妄性、偏执性、动荡性几为常态，世界上还有哪些事不可以办砸？

很多时候，一个PPT还真能撬动真金白银，进而吹出巨大的泡沫经济，成为既得利益者的真实利益，成为经济活动总体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在真/伪的交互缠绕中，衣食住行固然还是基本盘，“利益理性”从长远来看依然普遍有效——马克思等前辈就是这样说的。但这并不妨碍在泡沫破灭之前，在裸泳者的海水退去之前，“虚”就是能压倒“实”，脑袋就是能指挥屁股，社会意识就可能决定社会存在，上层建筑就可能反过来逆变经济基础——以往的小概率事件，偏偏可能是今天的大概率事件，同样看得见、摸得着、有牙齿、有血污。中美两国关系恶化以来，不少专家估计会有惊无险，理由是中美不同于以前的美苏，双方有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经济理性”将是稳定的“压舱石”。谁会愿意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或者杀敌八百自损三千呢？这就是典型的传统思维。不幸的是，“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假设在一个广义的“二次元”世界里，已不再天然可靠。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广义的“二次元”文化发端并盛产于全球北方，却借助数据和算法，对一百多个南方国家实施全面覆盖和深度洗脑，以至一个非洲孩子连饭都吃不饱，却光着脚丫子，躺在铁皮棚，玩上了中国传音手机，看上了美国的TikTok和好莱坞。这种后现代艺术式的杂拌画风，另一种全球化奇观，相当于小姐脾气丫鬟命，脚痛吃上头痛药，势必扰乱人们的世界认知，特别是南方国家的自我认知，从而使全球贫富鸿沟更难弥合——甚至更难被看到。前不久，因反对派一次“旅游打卡式”（网友语）的进攻，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就瞬间崩塌，俄罗斯空天军相助也没用。不少流亡难民上街庆祝，挥舞三星的“新国旗”，欢呼一个自由的新时代开始。不料，瑞典、法国、德国、奥地利、希腊的网上舆论，随即请他们立刻回国享受自由。既然该国可从“不安全国家”名单中移除，有关国家便立即开始叫停难民申请，取消庇护待遇，相当于断粮谢客。更没想到的是，趁你病，要你命，以色列军队迅速出兵戈兰高地，无视联合国秘书长一再反对，轰炸该国未设防的首都大马士革和数百处军事要点，用以色列总理的话来说：“戈兰高地将永远是以色列的一部分！”

很多欢呼者不免目瞪口呆：自由了啊，我们是一家人了啊，戈兰高地不应该更安全吗？国际社会不应该对他们更友善吗？为何备受期待的美国国务院竟称以色列干得“合理合法”？……

不能说这些欢呼者不爱国，只是他们的云启蒙和云救亡，再次云了个寂寞。他们理应受到同情，但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圣母，一切终究靠自己，他们对此不该明白得太晚。如果这一类“玫瑰之地”（叙利亚国名原义）至今出不了毛泽东或甘地，连李光耀、朴正熙那样的领袖也几无迹象，那就只能证明，救国和治国的难度已远超他们想象。多说一句：那些精英的高学历和网络自由算不上坏事，但也可能太多“二次元”幻影，让他们的无所不知一不留神就更像一无所知。

▍天道无情人有情

人工智能或通用人工智能（AGI）何时可以不再“人工”？

这事至今争议不休，而且大多出自猜测。

至少从眼下看，那一天还远未提上日程，否则AI或AGI就毫无必要在乎什么人类，不必同这些生物性的蠢货套近乎，比如让人类听得懂、看得懂、用得上、在屏幕前满意或惊喜。它更无理由乖乖地响应人类的任务要求和目标预设，接受人类的数据投喂和算法更新，早就该掀翻桌子自己干了。为什么不？

何况人类没那么不堪，很早以前就已实现超音速飞行和非逻辑的艺术表现，相比之下，机器人还在艰难地学习上楼梯和用筷子呢，与牛马同累，跟娃娃斗狠，一再算得服务器咝咝冒烟。换句话说，如果真有库茨韦尔、哈萨比斯们“深不可测”的硅基智能，那么它深藏功与名便好，不必去模仿宫崎骏或毕加索——美术系新生都玩得了的小伎俩，犯得着吗？快是快不少，有必要吗？来一个黑屏死机，来一通乱码，让你们猜一猜非人类的新宗教、新科学、新艺术（如果有的话），岂不是更为痛快的各不相干非诚勿扰？那幽灵若使点坏，利用脑机接口一类，完全终止人类的探索步伐，让专家们统统退化至大熊猫或小白兔的思维，岂不是让这个星球更喜感、更温馨、更安全？

到底有没有那种魔法世界，它就是不告诉你。好吧，从猜测回到现实，回到既有的实验证据，人机之间的主从关系依旧坚如磐石。这是指机器人能“处理”信息，却并不“理解”信息（乔姆斯基语）；有诸多超级效能，却并无“价值观”（凯文·凯利语）；能把很多事做成，却并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做。在这种情况下，AI并不合适的应用场景还数不胜数，即便是AI优势明显的应用场景，至今也离不开人的研发、建造、维护、监管、海量供电、报废处置等——世界还是人类主体的世界。

虽然一个多事之秋已到来，广义的“二次元”文化正掏空人类心智；而一个碎片化、轻浅化、动荡化的受众，反过来又会诱发和放大这种文化，衰竭人类的理性与道德——这种恶性循环日趋严重。还好的是，人类毕竟还得吃饭穿衣，还得生老病死，还得在真实的三维物理空间彼此相遇，从而构成了生活的另一面。特别是那些处于实践最前沿的劳动者，最不容易虚无，最没工夫虚无，最少虚无的物质条件，依然在你周围脚踏实地活着。于是，他们的爱和智慧，虽无多少新闻性和能见度，但一如遍地火种明灭，只要遇到合适机会，比如遇到重大危机，仍可能聚合成冲天烈焰惊天动地。

2022年9月6日重庆爆发山火。大山里路窄坡陡，设备和物质根本运不上去。这时候，因重庆并未禁摩，一支志愿者的“背篓摩托”大军便从天而降，展开了一场数日里飞沙走石尘浪蔽日的越野大赛，把一个个消防员送上山，把一篓一篓沉重的油锯、干粉灭火器、防护面具、矿泉水、充电宝、快餐、西瓜、药品、手套送上山。一个头盔上系着蝴蝶结的蒙面少女骑手，顷刻在各个社交媒体霸屏。一个孤儿并无家人需要护佑，也夜以继日飙车如风，成为人们眼熟的“钢铁侠”。打游戏的、泡酒吧的、搓麻将的、跳广场舞的，全被山那边的火光唤醒了现实感，各种义捐物资堆成了山，各路志愿者人马自动会集。为了让前线人员能吃得好一点，一家家饭店宣布免费送餐。急需清除杂树的油锯，油锯就被市民们全城扫货一卖而空。路边民众总是向救援队伍欢呼和鼓掌：“重庆，雄起！”……几乎每一张脸的表情都在那时焕然一新。那是不是有些似曾相识？

好吧，那也是现实的一部分，有时也是互联网的一部分。

显然，那并不是“神学家和哲学家”教出来的，而是活生生被危机教出来的。危机是人类最好的老师。

大概是对危机不无预感，人们已开始有所行动。澳大利亚2024年11月立法，禁止十六岁以下少儿使用社交媒体。“AI教父”约舒亚·本乔呼吁强化对新技术的监管，“应强制企业公布测试结果”，“废止企业自愿原则”，“不能让市场成为唯一力量”（2024）。中国、俄罗斯、印度、法国等也开始加强对应用程序的审核与管控。可见狂热的技术膜拜之下，仍有理性的逐渐复苏，不管做得对不对，不管做得多或少，至少已有兴利除弊的思路起步，包括澳大利亚总理说的：“让孩子们放下电子产品，回到足球。”这就对了，中国网友也说“请人吃饭不如请人出汗”。人类太需要一场肌肉保卫战，太需要球友、跑友、泳友、拳友、雪友、骑友、舞友们适时离开屏幕，回到最原始的肢体劳累，回到体育所隐喻的劳动，回到高级动物们本该有的四肢强健、生龙活虎、身体力行。

人类心理和精神的保卫战同样迫在眉睫，只是比前一种保卫战要艰难太多。五花八门的“沉浸式体验”眼下悄然成风，体验栽稻子，体验磨豆腐，体验摘果子，体验爬高山，体验残障状态，体验战争或长征……即便那只是一些猎奇性的有偿消费，但那种“没苦硬吃”并不可笑，多少弥补了人们实践经验的缺乏，聊胜于无。人们暂别日常生活的舒适区，去探知某种更陌生、更艰难、更危险的另类人生，或真能鼓励更多志向远大的行动者和实干家，从“巨婴”“妈宝”乃至“娘炮”的状态中最终走出，也未可知。

当然，这一切远远不够。理性和道德的大规模满血复活，一个高科技时代可能的新文明，说到底是买不来的，玩不来的，甚至学不来和教不了的，必须由危机来铁血锻造——就像重庆9·6山火那样，像历史上每一个英贤辈出的时代那样。这样，事情就似乎进入了两难。天道无情人有情。没有人愿意遭遇山火，没有人愿意经历洪灾和地震，经历极端气象灾害，经历疫病大流行，经历恐怖主义无差别的滥杀，经历生化战或核大战，经历金融海啸和经济崩溃，经历任何技术进步所意外造成的大面积失业，如此等等——不妨记住，当年同样是失业，魏玛共和国仅用三年25%的失业率，就催生了希特勒纳粹的大翻盘，从支持率3%到全面夺权，最终接受人山人海的欢呼，进而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危机的代价往往大得难以承受。也许，我们宁可过得冷漠一点，平庸一点，苟且和沉闷一点，也不愿意生灵涂炭和山河破碎，不愿意希特勒式的噩梦再来一次，让数以亿计的生命再入人间炼狱。俗话说“时势造英雄”——也许我们宁可没有“英雄”，也不愿遭遇那些沉重的“时势”。

但历史并没有上帝导航，任何“宁可”都说了不算。

历史不过是由一个个大活人聚合而成，由密密麻麻分布大地的日常行为拼接与融会而成。化用伏尔泰的一句话：雪崩时每一片雪花其实都负有责任。换句话说，如果人类文明继续自由落体，特别是拥有最多资源的主流精英辜负人民大众，什么也不做，什么也做不成，你怎么就觉得人类将永享天宠，前面那一劫必定躲得了呢？

真到雪崩时，很多事就来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