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谈古代知识分子参政言政的看法与评价

毛泽东谈古代知识分子参政言政的看法与评价

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大多想以仕途为依归，但有的是天生的文人秀才，即使遇到、甚至拥有了施展政治抱负的空间，也终无建树；有的满腹经纶，甚至初露政治才干，但却没有机会或身不由己，终以文人学者名世；有的因主客观条件具备，得以风云际会，遂成为政治集团中的重要智士或颇有建树的政治家。知识分子命运如此同途殊归，抛却客观因素不论，其大体缘自政治器识上的差异。所谓政治器识，应该包括观察事物的敏锐眼光，判断时事的深刻洞见，处理人际关系的练达胸襟，以及知行合一的行动能力，等等。 

关于文人秀才搞政治的毛病，毛泽东曾有两次鲜明的论说。1959年6月，他同吴冷西谈及《人民日报》工作时说：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报，还是书生办报。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没有要点，言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1975年又同身边工作人员讲：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噢。因为秀才有两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文人相轻嘛。两次所谈，直指一些知识分子所缺少的政治器识。 

掌握了知识，不等于拥有了智慧和才华；拥有智慧和才华，也不等于就具备了政治识见和谋断能力。从知识分子到政治家的转变，需要机缘，更需要主观的努力和实践的砺练。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须有某种自觉，培养出必备的政治器识。宋代有个叫刘挚的学者，曾官至尚书右仆射，算得上朝廷的重臣，他经常告诫晚辈，“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意思是知识分子应该把器度与见识放在第一位，一旦被称作文人，就没有什么值得显扬于世的了。他是把文人秀才和从政之士分得很清楚的。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从《宋史》里读到刘挚这番话，感慨万千，在一封拒绝为他人去世的母亲写传记的信中说：“仆一读此言，便绝应酬文字，所以养其器识而不堕于文人也。悬牌在室，以拒来请，人所共见。” 

毛泽东比较赏识的知识分子，是他1945年4月24日在七大上谈到的这类人：“能说明中国的革命运动，说明这个运动的各个方面，说明它的内部联系，包括军事、政治、文化、经济，整个革命工作的各个侧面及其内部联系，并总结经验，把它提高起来，使之条理化、系统化。”说明革命各个方面的内部联系并提升为理论，不是普通知识分子所能为，非有政治器识不可。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从政，纵使以理论见长，也需要着眼于时代精神和现实需求，懂得社会实际的情形，具有社会实践的经验，才能创造出可以指导实践的理论。对此，毛泽东1958年6月说的一句话切中肯綮：“单从学院中过来的哲学家大都不行，必须务点实。马克思因为是搞革命的，才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作为知识分子出身的大政治家，毛泽东早年既研读和崇尚过宋明理学和心学，也研读和崇尚过明清实行之学。像颜习斋提倡的“要在行字着力”，以及“试观天下秀才晓事否？读书人便多愚，多读更愚”之论，毛泽东是知晓的。他在《实践论》中多次提及“知行”问题，强调既要知，也要行。 

历史上的知识分子中，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是毛泽东颇为推崇的一个。顾炎武虽不以政治才干名世，但其器识却远非一般文人秀才可比。他有政治抱负，也有比较充分的政治素养和对时事的深刻洞见，只是缺少机缘时会而已。这不仅因为他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后世学子所敬慕，更在于其讲求经世要务、民生利病的治学之道，在于他年轻时参加复社反对宦官专权，明亡后又参加抗清斗争的政治实践，在于他后半生遍历华北各地，结交豪杰义士，观察山川形势，了解民生疾苦的“尚行”作风。其心血之作《日知录》，以“明道”“救世”为宗旨，按经义、吏治、财赋、史地、兵事、艺文等分类编入，绝非书生的空泛之论。毛泽东1913年底在湖南第四师范读书时，便把顾炎武的学生潘耒为《日知录》所写序言中有关顾的政治行宜和讲求实学的内容，抄录在自己的《讲堂录》里，奉为立身行事的准则。在1917年4月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中，毛泽东还把顾炎武标举为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可师”的“文而兼武”之人，向往之意见诸笔端。毛泽东如此推崇顾炎武，可视为他后来作为理论和实践大家的思想品格的一条伏线，也是他后来主张知识分子必须融入实践才能有所作为的一个端倪。 

历史上知识分子从政，免不了通过疏策书谏等方式发表政见。毛泽东读史，很注意他们在这方面的见树。对切中时弊又能给人启发者，推崇有加，并常常根据现实的需要作些发挥。比如，读战国时宋玉借与楚襄王对话写成的《风赋》，毛泽东认为赋中描述了贵族之风和贫民之风的区别，“有阶级斗争意义”，还说对政治形势也要在宋玉说的“风起于青苹之末”时看出动向。读李斯献给秦王嬴政的《谏逐客书》，毛泽东认为“有很大的说服力”。读西汉时贾谊向汉文帝进的《治安策》，认为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读枚乘借吴客与楚太子的对话写成的《七发》，他认为对现实政治有“颇多的批判色彩”，“是给吴国贵族们看的”。读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他的体会是受到错误处理，可以锻炼意志。读东汉末年李固致黄琼书，他强调“人贵有自知之明”。读西晋江统为杜绝“四夷乱华”向晋惠帝建议把少数民族从关陇一带迁走的《徙戎论》，他批注说“迁亦乱，不迁亦乱，封建时代非乱不可”。读唐代李百药写给唐太宗的《封建论》，他总结出“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读马周贞观十一年给唐太宗言得失的上疏，他认为是“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读朱敬则就“览秦、汉之得失”、“窒罗织之源，扫朋党之迹”等问题给武则天的上疏，他批注说“朱敬则政治家、历史家”。读姚崇奏对唐玄宗的十条建议，他认为“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读姚崇劝谏皇帝节制佛事、削减僧尼的奏对文字，他赞其为“大政治家、唯物论者”。读柳宗元的《封建论》，则赋诗说“百代都行秦政法”，“莫从子厚返文王”。读刘蕡在唐文宗策试贤良时关于铲除专权宦官的对策，也赋诗称道“中唐俊伟有刘蕡”，“万马齐喑叫一声”。 

对古代知识分子的器识政见，毛泽东觉得有现实意义的，还常作古为今用的发挥。仅以读《明史》而论，朱升本为教书先生，在朱元璋“召问时务”时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毛泽东对此颇为欣赏，说朱升“很有见识”，并在1972年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现实策略。明朝嘉靖皇帝即位之初励精图治，几年后便疏于朝政，御史杨爵沉痛谏奏，期望嘉靖“念祖宗创业之艰难，思今日守成之不易，览臣所奏，赐之施行”，毛泽东读后批道：“靡不有初。”“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出自《诗经 大雅》，意思是万事万物无不都有一个开始，但是很少能有善始善终的。1970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曾引用这两句话来提醒中央委员们要注意保持晚节。读海瑞给嘉靖皇帝的著名上疏，毛泽东认为“海瑞是明朝的左派，代表市民阶级和经营商业的大官僚”，并称赞海瑞批评皇帝的勇气“比包文正高明”，由此在公开场合提倡人们学习海瑞。 

相反，对那些空泛之文，毛泽东则很不以为然。读马周给唐太宗言得失的上疏时，他想到宋代一些人的书策，批注说“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这个看法不是随便提出的。毛泽东读宋代一些散文大家的史论和政论文章，评价普遍不高。即使像欧阳修这样在政治上颇有作为的散文家，毛泽东读其《朋党论》的批注是“似是而非”。欧阳修在《为君难论》中提出历史上的一些失败现象，原因在于“乐用新进，忽弃老成”，毛泽东颇不以为然，批注说“看什么新进”，况且老成之人开始的时候“皆新进也”。读曾巩的《唐论》，毛泽东批注：“此文什么也没有说。”读苏洵的《谏论》，他认为是“空话连篇”，“皆书人欺人之谈”。读苏洵的《六国论》，对文中提出六国如果联合起来“并力向西”，就不会为秦国所灭的议论，毛泽东批注“此论未必然”，因为“凡势强力敌之联军，罕有成功者”。 

毛泽东爱读古代知识分子的史论、政论文章，自然与他想从中体会和疏理出一些为政治国的历史经验以及带规律性的东西有关。而他的评点及其包含的所褒所贬、所扬所抑，也明显反映出他对我们的知识分子在从政言政时所寄予的期望和要求。宋代一些知识分子虽然也搞些政治，有的还担任了很高的官职，但毛泽东明显不喜欢他们抽象说教、言不及义的书生意气。 

书生意气和政治器识之间，毕竟隔着一道不浅的沟壑。 

补充阅读1：裴行俭眼中的“初唐四杰”

裴行俭(公元619年-682年，汉族，绛州闻喜人)。唐高宗时名将。隋朝礼部尚书裴仁基之子。出身望族河东裴氏（中眷裴），是裴行俨（隋唐演义裴元庆的原型人物）的弟弟，李靖的徒孙，苏定方的徒弟。

李唐初期，是唐军征西，讨伐突厥的行军主帅。唐高宗时，出任礼部尚书。

裴行俭能文擅武，最具识人之才，经他选拔的将领，如程务挺、王方翼、黑齿常之等，都成为一代名将。所以历史上的裴行俭，不但有武功文治，还有识人之明，不用龟卜不用嗜，靠的他的一双慧眼，其中最为经典，最有传奇色彩的，是他对初唐四杰的“评判”。

《资治通鉴-唐纪》记载， 裴行俭碰到刚中进士的王眘（王勃的哥哥），和咸阳尉苏味道（相当于咸阳市公安局长）一起逛街。裴行俭跑过去，对他俩说：“二君他日必定为相，仆有弱息，请多多关照”。

果然，王眘，苏味道后来分别成为唐高宗，武刚天的宰相。

但对于当时，名震天下的四大才子：初唐四杰。裴行俭一个都不看好，他说：“士所以致远，当先器识后才艺，王勃等人，虽有文华（非化），但个个浮躁浅露，绝非享爵禄之器！

有朋友对裴行俭说：“你说王眘，苏味道有宰相才，而名扬天下的四大才子，最后会是什么命运？”

裴行俭说：“杨炯最多能做一县长，其余三人，能得善终，就是他们家祖坟烧高香了！”

最后，王勃溺水而死，骆宾王死于徐敬业叛乱之中，卢照邻染上恶疾（药王孙思邈一时半会儿都没治好他的病），英年早逝，杨烔老死在盈川令任上。

补充阅读2：亦隐亦仕的高人李泌

方如行义，圆如用智。动如逞才，静如遂意。

《咏方圆动静》

这首并不太像诗的“小诗”，是唐代一位奇人所作，他当时只是一名年仅七岁的小小孩童。此人就是有白衣丞相之称的李泌。

千古闻名的诗仙李太白，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像谢安一样半隐半仕，玩票似地搞一把政治，就“为君谈笑静胡沙，强胡逆虏一扫光。”然后，在万丈荣光中潇潇洒洒地一甩袖子，回白云深处的山里，继续修道求仙。所谓“功成拂衣去，归入武陵源”。然而，李白却一直没有实现他的“理想”，而且就太白在政治上的表现看，他是性情中人，喜欢冲动，这是搞政治最忌讳的。所以，如果真让太白当帝王之师或者宰相的话，指不定要出什么乱子呢。

历史上名声并不显著的李泌，却正好做了李白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情。李泌一生，身经四朝，于安史之乱等危难之时，他鼎力相助，以大智慧定策平贼，居功甚伟。四朝皇帝都对他恩宠有加，奉为师友，亲密之极，是名符其实的“帝王之师”。李泌如果想要一般人梦里也想的高官厚禄，那简直是唾手可得。但他却身在朝堂，心在山川，天下稍有安定，就退步抽身，远走隐退。正所谓“大隐隐于朝”，实在是深得道家精髓的绝世高人。

关于李泌，虽然他不是帝王，但由于他的事迹太过神奇，所以他出生时也有“异象”。据说，他在母腹中呆了三年才出生，生出来就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颈，活脱脱一个小哪咤般的形象。但李泌却不像哪咤那般招灾惹祸，据说母亲生他时一点也不痛苦和困倦。所以给他起小名叫“顺”，意思是生得顺利。

李泌聪明过人，书看一遍就能背。开元十六年，唐玄宗亲自登楼大宴天下文士，并让儒、道、释三教开坛辩论。人家这唐代的“百家讲坛”似乎开放性远强于我们现在央视搞的这个。当时，李泌姑姑家的孩子名叫俶，才九岁，请他妈给他做了一身儒生的衣服，穿了起来，小大人似的也坐在台上高谈阔论。唐玄宗大奇，把他叫到楼里问他姓名。结果俶说：“我舅舅家的顺弟弟，比我小两岁，他比我聪明多了。”玄宗马上派了几个太监像偷小孩的一样偷偷把李泌抱入宫来。

太监抱着李泌来了，当时玄宗正和张说在下围棋。唐玄宗一看，就非常喜欢地说：“仪状真国器也。”意思说他长得好，又命张说出题考考他。张说就对着棋盘说：“方如棋局，圆如棋子，动如棋生，静如棋死。”张说是当时的文坛权威，说了这四句后，让小李泌也以“方圆动静”四字为题作诗。他看李泌年小，还特意启发一下说，最好是说棋而不提棋字，这样才更高明。小李泌说，这太容易了，张口就道：“方如行义，圆如用智，动如逞才，静如遂意。”就是本篇说的这个。我们看小李泌说的，行义时方正，用智时圆通，在宁静中适意，但却在必要时机如龙飞九天，逞才报国，扬名天下。这正是深得道家真义后才能悟出来的至理。有些人糊糊涂涂地活上八辈子还明白不了这个理儿，而小李泌七岁小童居然能说出这话，着实令人惊奇。相比之下，堂堂“燕许大手笔”张说的那四句倒像是小儿所说。唐玄宗当时就大喜，将小李泌搂过来，让他坐在自己怀里，亲切地抚着他的头，并让太监们赶快拿宫中的御制糕点、珍奇水果来给李泌吃。张说也在一旁向玄宗道贺说：“有这样的神童，实在是国家的祥瑞。”张说虽然是“三教珠英”编辑部的，给皇帝拍马屁是拿手好戏，但此话倒也没有说错。李泌后来给唐室出力极多，虽不能说唐室完全赖他才能保全，但李泌起到的作用还是无与伦比的。

普天下的父母，都喜欢自己的孩子多和聪明的小孩多接触，现在也有好多父母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和学习好的学生当同桌，而向班主任请客送礼的。唐玄宗因为小李泌非常聪明，所以就安排他和太子李亨一块玩。因此，后来成为唐肃宗的李亨和李泌关系非常好。唐肃宗初登大宝之时，其实非常仓皇狼狈。当时安禄山在洛阳称帝，长安和洛阳都陷落于贼手，唐玄宗远避四川，唐肃宗跑到宁夏灵武这样的偏僻小城当了皇帝。当时半壁江山都在安禄山手里，而且贼焰正炽。肃宗这个皇位能坐多久，实在心里没有底。

这时候，肃宗想到了李泌，要封他做宰相，但李泌坚决推辞。虽然如此，肃宗但凡国家大事都先咨询李泌，对他的恩宠也是无以复加。肃宗和他“寝则对榻，出则联镳”——睡觉时也在一个屋里，外出时并马而行。当肃宗皇帝乘车外出时，也让李泌坐在身边。因李泌当时没有官职，只穿一身白衣（唐代无官职的只可着白衣），故而李泌有“白衣山人”之称。宴会上，因李泌不吃荤腥，唐肃宗亲自烧梨给李泌吃，皇帝的弟弟颖王等也联句献诗曰：“先生年几许，颜色似童儿”（颖王）；“夜抱九仙骨，朝披一品衣”（信王）；“不食千钟粟，唯餐两颗梨”（益王）；最后肃宗亲自结句说：“天生此间气，助我化无为。”臣子做到这个份上，实在是荣宠已极，比起太白借酒撒疯让高力士脱靴不知强了多少倍。

李泌绝不像李白那样只会胡吹海侃，空谈“南风一扫胡尘净”，他实实在在地提出了剿灭安禄山等贼寇的计划。他的意见是：因安禄山定“都”洛阳，但老家却是在范阳（今北京附近），山西等地此时都在唐朝军队手中。所以，安禄山所控制的地域有个特点就是南北狭长，活像一条长蛇。李泌根据这种形势，劝唐肃宗不要急于收复洛阳，而是像解放战争中我军常采取的战术一样——“围点打援”，在运动中调动敌人，歼灭敌人。李泌的意思是，一会儿猛攻贼人的范阳老窝，让贼军主力火速北上增援此处，一会又佯攻洛阳，贼军必然又要回救，贼军顾头难顾尾，在这之间长途奔袭，必然疲于奔命。唐军再找机会，必操胜券。正所谓“彼救首则击其尾，救尾则击其首，使贼往来数千里，疲于奔命，我常以逸待劳，贼至则避其锋，去则乘其弊……”肃宗听了大喜（但后来没有完全将此战略贯彻到底，因为唐肃宗刚开始登位有点名不正言不顺，但根源还是出在唐玄宗身上，玩弄政治平衡术，让唐肃宗始终没有安全感，最终可惜了李唐的江山）。说来安史之乱，唐王朝没有当场玩儿完，一方面多亏了郭子仪、李光弼等大将的浴血奋战、殊死报唐，另一方面也多亏了李泌这条“山人妙计”。

安史之乱初平后，宦官李辅国和权臣元载嫉恨李泌，开始在肃宗面前说坏话。李泌一看风头不对，就自请隐退。其实，李泌一直生有仙骨慧根，俗人眼中的什么高官显位，在李泌看来都是粪土一般。正像庄子说的那样：“不知腐鼠成滋味，猜忌鹓鶵竟未休”，元载、李辅国他们拿着相位正像夜猫子看死耗子一样，人家李泌凤凰一样的人哪里稀罕这个。相传李泌小时候就身轻如燕，能在屏风灯笼上行走，有道士说，他将来必然会飞升上天。但李泌的父母舍不得，只怕神仙从天上下来接了小李泌走，于是准备好狗血、大蒜、韭菜等神仙厌恶的东西，为了增加效果，大蒜、韭菜还得捣出汁来，一听到天上有音乐声，或者有香气弥漫，李泌家的人就纷纷破口大骂，并派人带狗血、捣烂的蒜韭向天上泼。李泌虽然没有上成天，但求仙向道之心不变，一直不娶妻室，不食荤腥，静心修炼。他不当官了，就隐居衡山。李泌后来练得“引指使气，吹烛可灭”。看来已达到能内气外放的境界了。这也非常难得，大家看电视剧《射雕英雄传》上，只有南帝等武功好手，才能一点指就可以打灭蜡烛。

元载和李辅国等人死后，唐代宗和唐德宗两代皇帝又想起李泌来，强迫他出任宰相。当时唐德宗急于削藩，弄得天下大乱，朱沘等叛贼攻入了长安。唐德宗被叛军围城，叛军的箭射到离皇帝的御座三步之内，情况危急万分，多亏大将李晟、马燧等人忠心报国，才又度过这一劫。李泌奉劝唐德宗切勿因谗言杀害功臣，他说“陛下万一害之，则宿卫之士，方镇之臣，无不愤怒反厌，恐中外之变复生也。陛下诚不以二巨功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则天下永无事矣。”唐德宗听了，深以为然。李晟等功臣也感激不尽。

唐朝皇室中，历来争斗不休，父子兄弟相残者屡见不鲜。唐德宗受奸人挑唆后，疑心太子不轨，竟又动了杀心。李泌十分恳切地劲谏德宗，列举唐朝历代皇帝中父子母子相煎的悲剧，并吟诵李贤的《黄瓜台辞》来感动德宗，于是太子终得保全。德宗后来醒悟之后，感动地向李泌哭着说：“非卿切言，朕今日悔无及矣！”说来李唐肃宗、代宗、德宗三代皇帝，甚至包括德宗的太子后来的唐顺宗，都要感谢李泌的。有道是“上德不德”，唐德宗虽然名号里有个“德”字，实际上却是“小人头子”（赫连勃勃大王语），重用卢杞等一干奸臣。唐德宗曾问李泌：“人们都说卢杞是奸人，怎么我觉得他这人挺好的。”李泌说：“天下皆知其奸邪，独陛下不知，所以为奸邪也。”这句话说得真是一针见血，但凡奸邪之官，都是欺下瞒上，马屁功练到最高级，专门按上司的心思做事，而不是为了国家和百姓，这正是奸臣的表现。

李泌后来请求辞职归山。唐德宗坚决不许，并强迫他娶妻吃肉，给他修了个豪宅，娶了名门贵族卢氏女为妻。但后来过了没有多久，李泌就死了。然而，有人说在蓝关旅馆里又见到了李泌，他单骑常服，和人聊起身历四朝的往事。难道是李泌诈死隐退？也未可知。

纵观李泌一生，正切合了他七岁时所咏的这四句：“方如行义，圆如用智。动如逞才，静如遂意”的要旨。这正是道家思想的真义所在。李泌一生行义用智，游刃有余，逞才于危世，静意于山川，实在令人钦服不已。

附：李泌幼年有长歌云：

天覆吾，地载吾，天地生吾有意无。不然绝粒升天衢，不然鸣珂游帝都。焉能不贵复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气是良图。请君看取百年事，业就扁舟泛五湖。

此诗狂放桀骜，大有太白之风。但当时的丞相张九龄见了，告诫说：“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韬晦，斯尽善矣。藏器于身，古人所重，况童子耶！但当为诗以赏风景，咏古贤，勿自扬己为妙。”李泌听了，流泪相谢，就此不再出此狂言。本书也以《咏方圆动静》更能体现李泌一生的作为，而未选此诗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