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另一条道路——五一随想

        这个五一节，想给大家讲讲1985年根据王安忆中篇小说《流逝》改编的电影故事片《张家少奶奶》中的故事：

        嫁给上海大资本家之子张文耀的欧阳瑞丽（小说原著中为“欧阳端丽”），一直过着养尊处优的全职“少奶奶”生活。但在文革中，因为张家的小洋楼被抄去很多东西，一楼又被阿毛娘一家强行占据，为了维持一家生计，欧阳瑞丽不得不让自己的大女儿出去典当家里的名贵衣物，还生怕让一楼的阿毛娘一家看到了告发。

        但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呢？欧阳瑞丽送女儿下楼的时候，阿毛娘还是看见了，并向她投来了鄙夷的目光。 

        阿毛娘打苏北来，一家原来都是住棚户区的工人，长得粗壮结实，面相不善，瑞丽一看到这“工人阶级”的充满敌意和仇视的目光，就打了个寒战。

        后来，因为家里小孩想吃鱼，欧阳瑞丽不得不去半夜起来去农贸市场排队买鱼。

        当时物资紧缺，每天都规定了每人能卖多少，每天能卖给多少人，由农贸市场工作人员在排队的顾客身上用粉笔依次写上号。

        欧阳瑞丽毕竟是大学毕业，又是张家的“少奶奶”，觉得买个鱼还得在身上写号，囚犯似的，太难堪了，就让工作人员给她把“27”号写到衣襟里面。

        后边不远处，阿毛娘和弄堂里的老邻居金花阿姨也在排队买鱼，金花阿姨指着瑞丽的背影对阿毛娘说： 

        “看看，她都出来买菜了。你知道这家以前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吧？” 

         阿毛娘凛然道：

        “什么日子？还不是资产阶级那一套！”

        瑞丽听了又是心里一惊，但还是跟着买鱼的队伍往前挪。

        终于轮到她了，可是里襟上的数字不知道什么时候给蹭掉了。

        于是掌秤的售货员认定她没有号，要她出去。瑞丽当然不甘心，可是排队的人流都指责她，还把她往外推搡。

        正在瑞丽绝望之际，身后传来了一个沙哑响亮的苏北口音：

       “她排在这块的！我证明，她排在这块的。”

        说话的正是那个面相不善的阿毛娘，她在瑞丽身后探出身子向大家解释：

      “她把号头写在褂子里面，大家可以查查看，她前头那人是几号，后头那人又是几号，查得出的！”

        顾客们在阿毛娘提醒下，也终于想起这个年轻女子确实一直排在这儿没动，掌秤姑娘狠狠训了瑞丽一句：

       “不要把号头写衣服里了！要好看就别吃鱼！”还是把两斤鱼倒给了她。 

         买鱼回来，瑞丽很感激阿毛娘：“多亏你了！”

         阿毛娘只是粗腔大嗓地回了一句： 

        “嗨！实事求是嘛！” 

        金花阿姨跟阿毛娘感叹说瑞丽她们一家现在日子可真难。阿毛娘还是粗腔大嗓地一句： 

       “难啥？有手有脚的，自己去工作嘛！”

        这话虽然有点儿刺耳，却让瑞丽受到了启发。她先是让金花阿姨帮忙找了一个帮人看孩子的活儿，后来又到制造收音机零件的街道工厂上班，慢慢地竟也支持起了一大家子紧巴巴的生活。

         由于出身不好，瑞丽一家不时受欺负。有一次，她订的牛奶被不知哪个邻居家的孩子连收牛奶的箱子一起砸了个粉碎。

        瑞丽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又是阿毛娘出现了，对她说：

       “哪家小伢子这么捣蛋？找他去，要他赔！”

        瑞丽摇摇头，苦笑了一下。

       “不知道哪家？那你骂，对着弄堂骂，骂他十八代灰孙子！” 

       瑞丽又摇摇头。

      “你不会骂，还是不敢骂？怕什么！你公公是你公公，你是你，共产党的政策重在表现，不能把你们当一路人看。”她开导瑞丽。 

        瑞丽不响，笑笑。 

       “做人不可太软，要凶！”阿毛娘传授着她的人生哲学。 

        瑞丽抬起头看看她，心里倒是一动，似乎领悟了什么。 

       “就象上班挤汽车，越是让越是上不去，得横性命挤。”

        瑞丽点点头。

        就这样，瑞丽不但学会了劳动，学会了自食其力撑起一家，还学到了底层劳动者的那种粗犷强悍的血性，当起了一大家子的“保护人”。

        到了工宣队上门以“出身不好更需要改造”为由要挟她不到十五岁的女儿多多下乡插队的时候，瑞丽竟然学着阿毛娘教给她的话，“怼”起了这些人：

       “多多的出身不好，是她爷爷的事，就算她父亲有责任，也轮不到她孙囡辈。党的政策不是重在表现吗？你们今天是来动员的，上山下乡要自愿，就不要用成分压人。如果你们认为多多这样的出身非去不可，又何必来动员？马上把她的户口销掉好了。”

        在瑞丽这一番强硬的表态之下，工宣队无可奈何，多多竟然真的留在了城里。昔日那么柔弱的这位“少奶奶”在张家也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威信，在那十年的风雨中成了一家人的屋檐。

        文革结束了，张家被落实了政策，又恢复了原来衣冠楚楚灯红酒绿的生活。 

         可瑞丽却发现，重新得到的地位、财产，让这一大家人婆媳之间，兄弟之间，姑嫂之间，勾心斗角，嫌隙丛生，彼此反而不如文革期间那样相濡以沫、温暖融洽了——由于公公给了她一笔钱报答她患难中对家庭的扶植，一直受她照顾的小姑子文影反而觉得她做的那一切就是为了得到张家的钱。 

        瑞丽也不用再去上班了，家里人也不让她再去上班，于是她请了长期病假在家休息。

         然而她却感到前所未有的空虚和无聊，感到自己曾经有的那种力量在一天天地流失掉。 

        而影片没有正面表现，小说中却有的情节是：

        房子重新给了张家，当年强行搬入的阿毛娘一家必须搬出去了。

         端丽想起阿毛娘对自己的种种好处，倒有点过意不去，买了一只蛋糕，表示恭贺乔迁之喜。

         阿毛娘不接蛋糕，眼睛望着别处，冷冷地说：

        “还是老板有钱，住洋房，工人穷得响叮当啊！”

         端丽不知说什么才好，站了一会儿，把蛋糕放在已搬上卡车的一张小桌子上，上楼了。她站在三楼窗前，默默地看着一筐筐煤饼、劈柴，一件件破烂的家什搬上卡车。最后，卡车“嘟”的一声，走了。

         她走下楼，推进门去。房间很干净，地板拖得发白了，墙壁用石灰刷得惨白，墙上还留着一张新崛起的电影明星的画片。他们尽自己所能保护这房子，装饰这房子。

        她想起阿毛娘说过：他们从没住过这么好的房子。她又想起，当咪咪（瑞丽的二女儿）听说他们原先住草棚子，老气横秋地说：“作孽！”

        这时，心中升起一丝歉意，她想，现在他们搬到哪儿去了？但愿不再是棚户区。

        小说的结尾，欧阳端丽决定明天还是要回到街道工厂去上班；

        而电影呢？可能觉得一个大学毕业生去街道工厂劳动似乎不太合适，安排的结尾是瑞丽决心去找一份代课教师的工作。 

        五一劳动节，我为什么会想起和大家说这个故事呢？ 

        这个故事其实远远不是那部小说或者那部电影的全部情节，但我所复述的这部分，至少点出了这部作品最重要的主题：

       1. 劳动是最无可争议的谋生手段，劳动挣来的钱让我们用得最踏实；

        2.劳动给了我们力量和尊严——在那风风风雨的十年里，正是劳动让瑞丽打心眼儿里感到自己和其他人是平等的，不必被仰视，但也不应该被歧视：谁敢对我另眼相待，我就和其它劳动妇女一样，理直气壮粗腔大嗓地反击；

        3.不劳而获的生活是空虚的，没有生气的——在文革之前，瑞丽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有了那段经历之后，她就再也不能忍受自己去过那种“少奶奶”、“阔太太”的日子，甚至她也不希望张家真的回到从前那样。 

        因此小说的最后一段是： 

        端丽的头发湿了，天，开始下露水。夜，深了。丁香花香更加浓郁，客厅里的大钟“当当当”地打着。时间在过去，悄悄地替换着昨天和明天。它给人们留下了露水、雾、蓓蕾的绽开，或者凋谢。然而，它终究要留给人们一些什么，它不会白白地流逝。 

        当有人抨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都是“崇洋媚外”、“否定socialism传统”的时候，我曾经多次说过：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事实上，当时确实有很多作家——至少在那个阶段上——力图弥合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代之间的某种精神断裂。

        欧阳瑞丽的故事就是在向我们表明：

        对资本家的教育改造，让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其实是必要的，应该的。尽管当年我们所用的有些手段确实可以商榷，但有时我们也不妨想一想，即使有那样激烈的手段，张家的大多数人还是在改革开放后又回到了之前历史惯性的轨道上，那么如果当年完全没有那些压力和手段，结局又会是怎样呢？那样的话，瑞丽这样的人，还能有之后的反思和觉悟吗？如果没有这些反思和觉悟，我们的改革开放会变成什么样呢？

         阿毛娘也是一个引起我注意的形象： 

        这个形象说不上有多高大。她一家强行入住张家的一楼，从今天的眼光看来，和当年的抄家一样，是非法的，而且甚至也没有得到当时的上级的同意，说不上是什么革命行动，只是想要改善自己的生活罢了。

        然而，正是她家的入住，给张家，给瑞丽带来了剧烈的冲击和改变。

        我们必须承认，也只有在当时那种环境下，作为“根正苗红”劳动妇女的她的粗糙直白的几句话，才会让大学毕业且身为“少奶奶”的瑞丽丝毫不敢质疑，更丝毫不敢轻视，而是认真地听，认真地照做，并且在生活的历练中发现这劳动者的“人生哲学”竟然有着那样实在，那样强大的力量。

        阿毛娘搬走的时候，瑞丽有些过意不去，这并不是什么“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而是真实地感到她帮助过自己，真实地希望她一家不要再回去住草房子，也真实地感到这个社会不应该回到以前那样，回到阿毛娘愤懑地描述的“老板有钱住洋房，工人穷得响叮当”的日子。

        这部小说是1982年发表的，当时王安忆只有28岁，那时的她还是表现出受到自己母亲——著名红色作家茹志鹃的影响，那就是一种对普通劳动者的敬重和对社会平等的追求。

       这也难怪后来她在《乌托邦诗篇》中表现出对台湾左翼作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陈映真的那么强烈的崇拜与敬畏了。 

        那时还有一部根据作家姜滇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影片《清水湾，淡水湾》（由我的两位偶像张瑜、谢芳主演），讲述了上海一个资本家的养女顾婷婷（小说原著中名为“顾丝丝”）在历尽文革等等磨难之后，把落实政策后返还她的巨额遗产捐献给国家，决心过自食其力的生活的故事。

        而顾婷婷的故事是根据当年苏州纺织女工杜芸芸的真实经历和事迹改编的。

        顾婷婷放弃遗产，继续当她的纺织女工，可是小说和电影都没有写到可能也没有想到的是：

        十几年后，故事的原型杜芸芸下岗了，经历了一段非常艰辛的生活； 

        而欧阳瑞丽呢？

        阿毛娘搬走了，金花阿姨也不在身边了，她回到街道小厂工作也好，去当代课教师也好，最终又会是什么结局呢？ 

        是和杜芸芸一样经历风雨，终于铅华洗尽地屹立在平凡而真实的世界？

        还是像《长恨歌》里的王琦瑶那样，又回到那种充满魅惑的“老上海”生活而重新入梦，而最后与这个梦同归于尽呢？ 

        渐渐地，八十年代那些曾经热切地关心这些的作家，有些人不再关心这些了，他（她）们写作的技巧也许更加圆熟，但却不再引起我这样的普通读者的兴趣（当然感兴趣或者装作感兴趣的人还是很多）。

         比如王安忆后来写的《锦绣谷之恋》，让我感觉是作家的自恋之作，一部矫情而失败的作品。

        她的《长恨歌》被人津津乐道，我暂时也没有读出多少意思来，只能说：

        这也许是好作品，但却是我目前看不懂也不太想再看的作品。

         有时候我感到： 

         当一个作家没有那么强的“我是作家”的意识，而只是老老实实地去生活、感受、写作，好好地把故事讲给大家，把人物塑造好，把自己想诉说的主题表现出来，想要大家接受自己，想让这个世界因为自己的作品而有某种好的改变的时候，他（她）的作品是诚实的，耐看的，也是我愿意读下去的——而且就在这一过程中，他（她）的眼界、个性、才华，会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 

         而当他（她）心中那种“我是作家，所以我必须表现出自己不同一般的文字技巧、写作风格以至于奇思怪想”的念头占了上风的时候，他（她）就很难引起我的兴趣，甚至让我感到此人黔驴技穷，江郎才尽，不过尔尔了——而且我隐隐还知道：不引起我这样的普通读者的兴趣，大概正是这类作家自我标榜为“纯文学”、“专业写作”、“高级文本”的一个资本，那我何如遂了他（她）们的意呢？

        总之八十年代的文学，后来走到了一个分叉路口——王安忆说她很畏惧陈映真，不如说是她自己还在这个分岔路口徘徊，因此不敢面对那些早就果断地做出了选择的人：

        有一条是走向死的道路，就是把对历史的反思变成无穷无尽的甚至高度扭曲的幽怨和咒骂，这也就是陈映真为什么严厉告诫王安忆“不要为反对你母亲而反对”； 

         有一条是走向生的道路——而这道路，在一些我们今天不太注意的作品上闪现，也包括王安忆这样的作家自己的。

          应该有人沿着它继续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