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科研考核标准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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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本人与某高校老师在其博客评论区,就如何应对学术不端、造假问题进行了讨论、交流。本人由此得到了一个启发,那就是高校、研究机构是否对于包括发文数量等指标在内的基础考评标准设置得过高?是否同时存在互相攀比的问题?如果是,可以想象会给研究人员带来不必要的负担,造成他们无法静下心来进行长期、深入地研究,这也许是不少人追求“短平快”项目的主要原因。同时有可能催生出某些不得已的“灌水”行为,比如一篇已发表文章可能稍作修改,在重复度仍较大的情况下又再次发表。所以说考核标准问题可能是学风不踏实、甚至出现学术不端现象的一个重要的诱因。

     我对考核要求的看法是,既要通过一定的压力激励大家认真工作,标准又不至于高到影响真正的思考、研究,同时应该包容一些创新能力相对不足,但认真传道授业的老师。这个最低标准建议各学校在充分调查之后,根据自身情况来确定。对外可以保密,从而避免恶性攀比。

      标准如果不是激励大家前进,而是成了绊脚石,就值得我们反思了。 论文发表的首要原则应该是对创新性和质量的追求。为发表而发表,浮躁、片面地追求(攀比)发文数量和被引次数是一种低效、粗放的学术扩张方式,学术价值观出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因为相对缺乏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导致不自信,只能退而求其次,用表面数据(量)掩盖实质(质)的问题,同时一定程度上形成恶性循环。

      那么为什么会缺乏创造力?是生理性(天生)的还是文化性的?为什么有的人在国内平平无奇,到了国外就能出成绩?我看根源就在于人文精神的缺失。作为为人类文明的两个方面,人文(包括哲学、社会心理学等等)和自然科学的实质精神是一致的,就是探索各自领域存在的客观规律,及其成立前提条件、应用范围等等。只不过一个解决的是物质需要问题(物质文明),另一个解决精神需要问题(精神文明),两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并且可以相互启发。站在一方的角度看另一方的问题,往往会有"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奇效。虽然对具体个人来说有主次之分,但如果某一方面的素养相对太差,“一条腿走路”,忽视两者间的联系性,个人专业造诣方面可能会受到严重制约。

      更重要的是,最困难、令人痛苦的磨难往往不是来自贫穷、压力、危机等恶劣外部因素和环境,而是源自人精神财富的贫乏与不自知。从这个角度来看,“物质决定意识”并不尽然。

      创新的实质是否就是(在拥有足够多知识支撑之下的)想象力?又是什么限制了它?人长大后往往学了知识、涨了经验,却丢了童心科学家应该“两耳不闻窗外事,安心只读圣贤书”吗?那样的话在某些方面是否是一种人性的退化?

      不知您对此有何看法(uwt7)?

      补充一点:

      最近国内学术界似乎有一种“去SCI化”的趋势,我想起因除了学术造假、刷被引次数等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在疫情爆发之前,一些学者早早将病毒有关情况和预测写成文章投到国外期刊,而任由国内大部分人被瞒在鼓里,所以公众感到不满,甚至自尊心受到伤害。科学家如果缺少人文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就像智力机器一样,关键时刻靠不住,写再多的文章也无法赢得人们的尊重。作为比一般人更了解疫情传播情况的专业人士,却没有主见,畏首畏尾缺少监督意识。光像个听话的“孩子”一样按部就班向上汇报是远远不够的。

      倒是李文亮、艾芬等临床医生面对医院激增的病例,凭借对时态严重性的直观感受,勇敢站出来发声(  或支持发声)。

      我们希望科研人员能更多结合实际,有足够的预见性和社会责任感、勇气。我们可以鼓励、期待英雄主义行为,但同时又没有资格要求别人为我们牺牲(因冒犯上级而受排挤、丢工作等等)。

      所以建议公众和社会舆论还是要提高分析思考能力,找出问题的真正原因,进而反思价值观教育、文化方面存在的不足。有关部门、学校注意可能存在的意气用事倾向(把气撒在国外期刊、SCI上)。如果用计划命令直接干涉市场竞争,长期来看不利于国内期刊水平和国内学者国际影响力的提高。

      现在有了像腾讯翻译君这样中译英效果表现很好的智能翻译工具,国内期刊是否可以将网络版文章做成双语版本的(可切换),这样不用变成英文版就能消除语言障碍,同时方便国内外读者阅读和学术交流,进而提高国际影响力被SCI收录,最终和国外期刊公平竞争国内(外)稿源。

      这才是SCI有关争议问题的治本办法。

参考文献

1.刘慈欣:想象力对人类的意义,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2.爱因斯坦: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学会释放“可能”的力量 

3.你的想象力,决定了你的人生边界

4.科技改革聚焦:给年轻人让出机会 减轻科研人员负担 

5.30岁清华女博导,离开清华后入选美科院:我不欠任何人一个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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