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埋》与日记的千丝万缕

《软埋》与日记的千丝万缕

作者 忠君爱国洪承畴    编辑  吉他手

编者语:  方方日记是不是偶然现象？方方日记和软埋有没有必然联系？我们且看看日记和软埋两个作品的主要脉络。日记和软埋有一个完全相似的脉络：惨！真惨！惨绝人寰！土改运动中地主阶级的惨是暴力，是人祸。武汉疫情爆发初期，罹患新冠肺炎病患者的惨，是政府不作为，是人祸。你不需要真相，但历史却需要真相。所以必须记录下那些阳光下的阴影，为那些死去的人呐喊，追责！说到这里，我们已经清楚了，方方两个作品春秋笔法下的脉络几乎同出一辙。所以，说软埋与日记有一种千丝万缕，实在不为过。虽然软埋和日记所描述共和国的历史事件完全不一样，但在方方春秋笔法下，渲染出的艺术效果，依然能够达到她期望的目的。不过，我们都应该知道，任何人的的行为都是有动机的，任何作品都具有鲜明的世界观，价值观，鲜明的观点和立场！ 方方说：一旦软埋，或许就是生生世世，永无人知。或许这就是方方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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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埋》与日记的千丝万缕

以天下之至诚，胜天下之至伪；以天下之至拙，胜天下之至巧

人民文学出版社原副总编、《当代》杂志原主编何启治代表“路奖”评委会向方方颁发了荣誉证书

　去年１２月份尤其是今年三月份以来，在互联网上，以社交媒体和红色网站为主要平台，爆发了一场围绕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方方的长篇小说《软埋》的批判，这场批判在今年五月份达到高潮。参加讨论的各界人士，包括学者、退休干部和普通网民，普遍认为《软埋》具有严重政治错误，是一部否定土地改革，抹杀新民主主义革命贡献的有害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软埋》最先发表在２０１６年第２期的《人民文学》上。２０１６年８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软埋》单行本。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３日，《软埋》获第三届路遥文学奖，获奖理由是该小说“让批判性与文学性达到了很高程度的融合”。《软埋》所描写的故事主要发生在１９５０年新中国成立后在新区展开土地改革运动期间。故事的核心是川东地区的大地主陆子樵一家自杀并且被软埋的经过。“软埋”一词来自四川一带的方言，是指人死之后，不用棺椁，直接埋进土里。按照当地迷信的说法，被软埋者是不能转世的，所以人们都害怕被“软埋”。《软埋》作者试图借由这样一个故事，将诘问的矛头对准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是中国历史上天翻地覆的重大事件。事实上，自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后，海内外这类题材的作品就没少出现过，从内容上说并无新鲜之处。但《软》………………仍然出版这样具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小说，这一现象引起了大家的严重忧虑和关切。但令人感到费解的是，尽管《软埋》出现了如此严重、明显的政治问题，但主流媒体和文学批评界不仅始终没有严肃的批评，反而出现了对《软埋》的追捧。有评论称赞《软埋》“寓意深远”；也有评论称赞“犀利，用小说的方式记录历史，善莫大焉”；《文艺报》等多家媒体还刊发了对方方的长篇访谈。从２０１６年下半年开始，这种不正常的状况终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互联网上开始出现批判和质疑的声音。

                   方方说：一旦软埋，或许就是生生世世，永无人知。

面对批判，方方顽固坚持其反动立场。她对“《软埋》究竟是不是在翻土改的案？是不是在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不是在诅咒土地改革把人变成鬼？”等一系列在批判文章中提出的关键性问题，一律避而不答，只是抡起“极左”的大棍子，横扫一大片。谁批评她，谁就是“余孽”，就是“极左”。方方扬言：“我是多么感谢自己：不入党、不当官，只当一个自由且独立的作家。”“感谢自己”是多么的厚颜无耻，宣称“不当官”却又享受着湖北省作协主席厅局级的待遇，单看她把“入党”与“自由且独立”看作是完全对立，这就是对党的严重敌视和污蔑。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７日，红色文化网发表了湖南湘潭红色文化研究会卜礼雨的文章———《〈软埋〉：一篇颠覆土改的小说》

卜礼雨在致红色文化网编辑的附言中说：“长期以来，文学界的历史虚无主义是十分严重的，还居然有《软埋》这样否定当年土改的作品发表。”这令他感到不可思议。他说：“小说《软埋》极端扭曲土地改革的本质真实，为陆子樵甚至所有的‘陆子樵’抱打不平，控诉土改的不人道，歌颂‘要脸宁可不要命’的地主精神，只能表明她对中国共产党、对亿万农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农民求解放怀有狭隘的偏见。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相互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同样是以土改为题材的，为什么对土改采取基本歌颂的态度呢？这就是立场问题，屁股坐在哪一边的问题。”

卜礼雨的文章，打破了关于《软埋》讨论的沉闷局面，揭开了盖子，拉开了批判《软埋》的序幕

原国防大学政委赵可铭上将在《〈软埋〉是对土改的反攻倒算》一文中深入分析道：“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党领导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消灭了延绵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千年梦想。几十年来，全国各族人民和各界人士，对土地改革的合理性及其伟大意义有着最高的共识，就连国际反华势力也少有拿土地改革来批评新中国的。被赶到台湾的蒋介石集团，总结败亡的一条教训，就是在统治大陆期间没有进行土改，到台岛很快地也搞了土改。土地改革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必然成果和伟大成就，是解放军得以打败国民党军队、新中国得以建立和巩固的重要基础，是我国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前提条件。”赵可铭上将认为：“中国土地改革具有极大的历史合理性和社会进步性。中国封建社会具有两千多年的历史。长则几百年，短则几十年，就发生一次王朝更替，其基本原因就是地主阶级的统治集团依靠广大农民起义力量，在刚取得政权时，向广大贫苦农民做出一些让步，抑制地主阶级豪强势力对于农民的土地兼并，减轻地租对农民的剥削。不久，王朝的控制势力衰减，地主豪强又开始新一轮的土地兼并，加大对佃农和雇农的残酷剥削，广大农民没有了活路，被迫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以帝王为总代表的地主阶级，迫使地主阶级又一次让步。中国历史上几十个大大小小的王朝如此更迭往复。正是这种万恶的封建土地制度，阻止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以致在西方进行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中国就彻底落后了。广大贫苦农民始终未能根本解决温饱问题，地主阶级造成了太多太多的人间惨剧

中央宣传部研究室原主任刘祖禹在《〈讲话〉之后发表〈软埋〉是极不正常的》中强调：“刮翻土改案风的那些人，无视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阶级社会的基本事实，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压迫广大农民阶级的基本事实，充满‘吃人’惨剧的血淋淋的基本事实。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半封建阶级的阶级基础就是地主阶级。地主占有最多的生产资料。占有少量或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广大贫苦农民都是耕种地主的土地。据统计，在旧社会，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只占农村人口的１０％，户数占８％左右，其占有的土地则达全部可 耕 地 的７０—８０％之 多。而 占 全 国 农 民 近６０％的贫雇农占耕地总数不到１５％。地主户均占有耕地是贫农的４０倍。我们从《白毛女》、收租院以及多地许多恶霸地主、大地主、大庄园剥削农民的事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敲骨吸髓的剥削和压迫的程度，在世界各民族中是极为罕见的。地主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中国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他们是帝国主义和大买办资产阶级统治中国最主要的社会基础，是中国人民革命的主要对象之一。“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就是要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是我们党的政策，是最彻底地消灭封建制度的正确政策，完全符合中国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土改运动砸碎了铐在农民身上的枷锁，使广大农民在经济、政治和精神上得到解放，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农民阶级的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飞速发展，农民生活逐步改善，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事实。要撼动这一历史，要翻这段历史的案，如同蚍蜉撼树，是不可能得逞的”

赵可铭上将还以土改亲历者的身份回忆：“我本人年纪不是很老，但也可以称得上家乡土地改革的亲历者之一。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被枪毙的地主很少，凡是被枪毙的都是恶霸地主有杀害农民或直接迫害农民致死的，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不杀不能平民愤的。即使是这些恶霸地主，也必须经农会组织农民充分民主讨论，一致要求枪毙的，还必须经县、市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召开农民大会斗争地主，也只斗地主一人，而不是把全家老小都拉到台子上斗。土改工作队和农民协会骨干还找地主谈话做工作，动员他们把家里的地契等拿出来，农会则在工作队的指导下，经过充分讨论，在得到绝大多数农民认可后，实行土地的公平分配。地主也同农民一样，根据人口多少，分得相应的土地。《软埋》所说的杀灭地主满门的事，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那么，土地革命过程中就完全没有暴力吗？也不是。赵可铭上将分析说：“结束封建土地制度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确确实实是发生过、经历过血腥和暴力的，但那是发生在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战场上，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以贫苦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军队消灭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无数战役战斗中，是在三大决战中。把国民党军队从根本上打垮了，我们党才开展大规模的土改。所以，土改阶段对不拿枪的地主是不需要暴力的。“如果我们把中国的两次土地革命联系起来看，倒是让我们看到‘地主还乡团’穷凶极恶地报复分他家田地的贫民，杀的杀，关的关，血淋淋，令人不忍卒睹。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胡汉三，就是基于生活的典型形象。值得指出的是，‘地主还乡团’不仅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从苏区转移后出现过，在解放战争时期，有的地方进行了土改后，解放军大部队调动了，‘地主还乡团’同样疯狂过。可是，以土改为题材的《软埋》，却对‘地主还乡团’的罪恶只字不提，反而捏造事实对善良的翻身农民肆意进行妖魔化。”

同样生活在武汉的独立学者老田在《告别革命之后的文学想象力问题———评方方的土改题材小说〈软埋〉》一文对土改中的暴力提出了自己的分析。他说：“地主阶级成员的多数能够经历革命而活下来，不仅是因为地主很少参军上前线，还因为革命的权力基础在最后胜利之前就已经高度稳固了，这个时候就无需通过镇压反对者来巩固政权，这被美国学者亨廷顿称为东方型革命。”“方方的亲戚们大多数没有上战场，他们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土改过程中间，才与共产党的有组织力量相遇的，这个时期政权足够稳固已经无需镇压敌对阶级了，所以地主在战争中间生存下来之后，会进一步因为革命的东方型特点而继续生存下去，当然，要失去他们曾经拥有的不相同的份额。”

老田认为：“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时期，对于旧统治阶级成员的肉体消灭很是严重，这不是别的原因：任何政权都不可能宽容那些足以威胁自己的不信任力量存在。黄巢起义期间，韦庄亲眼目睹过‘内府烧成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的悲惨情景。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革命，因为采取新民主主义革命手段，能够快速在农村建立起有执行力的稳固政权，革命胜利之后能够迅速地稳固局势并因此拥有高度自信，地主阶级无论是否选择合作都无损大局，这才有消灭一个阶级同时改造地主阶级个人的政策出台。换言之，依据历史经验，与新政权不睦的旧统治阶级成员，其生存机会取决于新政权是否拥有切实的自信，而这一自信只能够依靠切实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来确立，至少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另外的成功经验。亨廷顿所谓的东方型革命，人类历史上就只有中共这一家符合其特点，苏联革命的过程和结果就完全两样

“方方所设计的讲故事情节中间说，村子里工作队某人就能够决定地主一家的生死，斗争会上人还可以任意打人甚至打死人，基于这样的信息，就有地主作出决策要进行决绝的反抗———软埋自己和家人。据老田访问所知这绝对是不可能存在的，不仅新区土改有着明确的政治建设的目标，而且具体操作方面死刑批准之权都在地委级别。后来在朝鲜战争鼓励下全国地主起来暴动杀了四万干部，受此影响进行了权力下放，并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与土改形成相互穿插，但依然是地委派人到县里复核案件，只是简化了批准程序，任何时候土改工作队手里都没有杀人权，更何况某一个工作队成员。方方自称看过土改资料说很多地主被随意处置，这个恐怕是看错了，建议再回去认真看看。”

文学博士，德州学院副教授张永峰在《对土改算旧账、造假账，〈软埋〉为谁招魂？》一文中指出：“无论川东作为新解放区还是山西作为老解放区，这种不分青红皂白把地主全家老小全部杀光的做法，绝对不符合土改政策法规和具体实践，根本不可能出现，更枉谈是普遍现象。如果是普遍现象的话，划分地主成分还有什么意义？哪里还会有‘成分论’？哪里还有会有地主家庭出身的子弟？土改是为了消灭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而不是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地主家庭也要按人口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以便把地主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即使是镇压少数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也只限于作恶者本人，怎么可能把全家人都杀掉？不必说有汗牛充栋的历史资料和研究文献可供了解当年土改的实际状况，就是退一步讲，全国哪个村当年没有‘地主分子’呢？哪个村没有‘地主分子’的后代呢？

“或许方方的吹捧者和唱和者们会辩护说：《软埋》控诉的灭门惨剧只是揭露土改运动中发生的偏差和过火行为，并非全国普遍现象。但方方的谈话正好打脸！就《软埋》的创作，方方接受《文学报》记者采访时说：‘土改的历史进展时间并不长，但影响了中国整个社会的生态，尤其是农村，因土改而改变命运的人，何止是千千万万！无数人在这个运动中有着惨烈的伤疼，不愿意记忆，或是不想述说，几乎成为经历者的共性。’“显然，以上所言恰恰是强调《软埋》揭露的是全国土改的普遍状况。其所谓因土改而改变命运的‘何止千千万万的人’，不包括土改中获得土地翻身解放的广大贫苦农民，而是专指‘在这个运动中有着惨烈的伤疼，不愿意记忆，或是不想述说’（原文是这样）的地主家庭的‘无数人’，丁子桃正是这‘无数人’的代表，她 的‘软 埋’土 改 记 忆 正 是‘经 历 者 的 共性’。”为了在政治上否定土改，《软埋》刻意采用以点带面、以偏概全的手法加以渲染。

曹征路教授在前文中指出：“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能够在历史逻辑和生活逻辑之上建立起自己的艺术逻辑，其间的叙事是建立在人物性格发展的合理轨迹上，而不是建立在偶然性上。换句话说，小说是通过大量的细节铺排，用人物性格发展来推动情节陡转的，其内涵要旨与情感指向是自然形成的，是必然要发生的，而不是强加给人物的。只有那些非理性非逻辑的所谓‘后现代主义’写作，才会混搭戏仿，玩那些架空穿越游戏，因为它们无需逻辑。你不信，他说我本来就是魔幻，越荒诞越先锋。它们可以依靠偶然误会巧合推动情节，唯独现实主义写作不能。《软埋》正是使用了一系列偶然巧合事件，得以缝合起这个叙事的。本来方方是具备写实艺术能力的，但被虚假的理念所绑架，导致了在艺术上的失败，殊为可惜可叹。也许方方可以否认这是现实主义写作，她不过是玩了一把魔幻穿越，那么就把《人民文学》和推波助澜的媒体晾在沙滩上了，同时也从反面印证了对作品大量鼓吹是站不住的。”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董学文在《为什么“过去的故事”要“反着讲”？———对长篇小说〈软埋〉的一个质疑》一文中，引用列宁的教导分析说：小说“尽量凑集各种各样‘骇人听闻的事’，单个地看，在生活中都会发生。但是，把所有这些凑在一起，并且是这样地凑在一起，这就意味着是把骇人听闻的事加以渲染，既吓唬自己又吓唬读者，使自己和读者‘神经错乱’。”这话是列宁当年批评‘自我欣赏、自命不凡的双料蠢货’、乌克兰民族主义作家温尼琴科长篇小说《先辈遗训》时说的，现在我们用它来批评作家方方的《软埋》，不是同样也很合适吗？所不同的，前者凑集的多是‘桃色秽行’、‘揭人隐私’，后者凑集的则是一个被‘土改’改变了命运的女人的各种经历及地主被杀戮的‘故事’”。

红旗文稿杂志社副社长闫玉清在《中国当代文学该传递怎样的精神力量？———兼批方方小说〈软埋〉中的历史虚无主义》一文中指出了两点：“《软埋》以隐喻手法解构历史、影射现实，反映了作者背离唯物史观、随意编排杜撰、误导大众认知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隐喻是一种修辞法。通常的解释是：隐喻是在彼类事物的暗示之下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此类事物的心理行为、语言行为和文化行为。在《软埋》中，触发暗示作者形成隐喻的‘彼类事物’是什么呢？就是作者从友人处得到的‘她母亲故事’和方方自己的‘家族史’的影子，由此出发，她开启了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此类事物’的写作机器，正如她在《后记》中说：‘我小说里写到的土改部分，正是她母亲（指友人）经历过的一段历史。非但她家，我自己的父母、我诸多的朋友家，以及我四周很多邻居的家人，无数无数，也都共同经历过。’从这里，我们无法得知作者所表达的‘无数无数’这一概念是何等含义，难道作者住家周围上代人恰恰都是土改的对象不成？面对中国土地革命这样宏大的历史叙事，作者选择的创作入口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历史阶段被打成‘地富反坏右’阶层的人生经历。作者以‘现时的同情’取代了大革命年代的血与火的斗争，以心理分析法的想象功能来臆断历史发展的其他可能性，以虚构的人物形象来虚拟重合历史中的人物原型，从而达到随意编排杜撰历史、造成某种‘纪录’历史的错觉。“《软埋》以象征手法篡改历史、折射现实，暴露了作者背离历史辩证法、否认历史进步、抹黑贬损现实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想。象征是从具体向抽象的延展。

在这方面，《软埋》的叙事逻辑是：以土改之后地主阶级所遭受的‘不公正’为判断依据，来反证土地革命的‘恶行’；从刻意怀念民国时期地主阶层的闲适生活为情感依据，来判定民国时期地主家庭是‘充满人情味’的‘乡 愁’之 源，而 将 新 中 国 象 征 为 ‘地狱’，且为十八层之深。这何止是居心叵测！！

在批评《软埋》的高潮中，传来《软埋》被下架的消息。有些人认为对《软埋》的批判已经取得了胜利。察网的专栏作者鹿野发表题为《不必为〈软埋〉下架而欢呼》的文章，提 醒 大 家 不 要 过 早 放 弃 战斗。他梳理道：“我们可以看一下１９７８年以来当代文学史的书写方式，那些受到热捧的作品是不是几乎全是攻击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有哪怕一部是肯定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吗？有人说，这可能是因为１９７８年以后文学作品中本来就没有肯定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内容。但事实上并非如此，１９７８年以后这一类文学作品还是不少的。比如说，《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作者魏巍，在７０到９０年代这３０年间写了三部长篇小说，第一部是描写抗美援朝的《东方》，第二部是写红军长征的《地球的红飘带》，第三部是解放战争的《火凤凰》，其中《东方》还获得了第一届茅盾文学奖。可是这三部小说没有一部文学史提到他们。另一个知名作家刘白羽，早在建国初期就通过电影剧本《中国人民的胜利》荣获斯大林文学奖一等奖，当时贺敬之的《白毛女》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的是二等奖，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获得的是三等奖，可见其文学地位。这个老作家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又集中力量写了一部关于解放战争的长篇小说《第二个太阳》，并且荣获茅盾文学奖，但是今天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也没有一种提到过这部小说。这种评判标准的扭曲难道不令人深思吗？”他充满忧患意识地指出：“一个方方并不可怕，可怕的是………………”

“批评的结果表面上看起来算是好的，莫言的这部臭名昭著的小说《丰乳肥臀》下架了，但是从长远上来看，莫言并没有因为这次批评受到太大的损失，反而名声大噪，打着所谓‘受到批判的最后一位作家’的旗号而名利双收，一方面在国际连连获奖，最著名的自然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另一方面在国内职务也不断上升，逐渐升至了全国作协副主席的高位。甚至，《丰乳肥臀》这部小说在下架几年之后又重新上架，特别是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又成为了当代文学最成功的畅销书之一。相反批评莫言的两位老作家魏巍和刘白羽的境况则不太妙，在９０年代中期高校的当代文学史当中还多多少少要提一下他们的作品《东方》和《第二个太阳》。但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文学史不仅对于他们新时期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成果只字不提。中学语文教科书中《谁是最可爱的人》等红色经典的退出只不过是文学评论界的外在反映而已。

“试问，有这么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前面摆着，谁又敢说赵上将对于方方主席的批评结果不会像魏巍和刘白羽对于莫言的批评一样呢？”鹿野还针对方方关于省作协主席“没有实权”的自我标榜，指出，“在文学与文学评论界这样的一个圈子里边儿，省作协主席的实际权力甚至要比省长省委书记还要大。”他们实际上主导了文学和文学评论圈的政治倾向。鹿野忧虑地指出：“正因为这种情况，笔者才不看好看好赵上将与方方主席之间的对决。因为现实社会中的人往往是更大的依附于日常所密切接触的圈子。而且现在的舆论状况较之２０年前魏巍和刘白羽这两位老作家批评莫言时候的情况又恶化了很多。方方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诸如莫言、余华、格非等等………………

到本文截稿时为止，关于《软埋》的争论仍在进行当中。批判《软埋》的一方，遵循了摆事实、讲道理、与人为善的原则，在辩论中取得了压倒性优势，相反，《软埋》的作者方方本人和少数支持《软埋》的写手，在不能称之为反击的“反击”中，除了扣“极左”、“搞”的帽子外，基本没有进行过像样的辩论，他们已经用自己的“反击”证明了自己的失败。总的来看，这次由广大党员、人民群众主动发起的讨论是健康的、严肃的，澄清了政治和历史的大是大非，教育了社会公众和读者，保卫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也保卫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政治效果是非常积极的。广大群众自发起来保卫土地革命的历史，表明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新中国的成就是高度认同的。

关于《软埋》的讨论意义重大，这标志着“文化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分裂的局面有可能终结，也标志着自由派、新右派知识分子对话语权、历史叙述权的绝对掌控正遭遇严重挑战，他们再也不能用所谓文学、艺术的方式肆无忌惮的搞历史虚无主义，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斗争已经开始了！而这一变化，对于重建“四个自信”，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