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民众为何如此恐慌？

【文/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 刘超】 

不确定的灾难很可怕，但比灾难更可怕的是无处不在的恐慌。

一、静悄悄的一切

小县城的生活原本无比安逸，好像城墙边静静流淌的水，轻风吹来只有一丝涟漪，从来不会有惊涛骇浪。腊月二十八，小辉从江西南昌回到了南边的老家，那几天，全国的疫情已经很严重，县城的人们觉得武汉离他们很远，甚至很多人从来没有去过武汉，病毒也离他们很远，因为身边很少从武汉打工返回的，他们当地习惯的打工地点是不远的广州、中山一带。

小辉返回县城时还戴着口罩，但是看到大街上说说笑笑的人们，居然没有一个戴着口罩的，他不自觉地将口罩摘了下来。生活依旧平静，外面的风风雨雨也影响不到小城的生活。

南方的村庄大部分是宗族性村庄，宗族的规模很大，过年的仪式很多，当然少不了挨家串门走亲戚。初一，他们家要回乡下，去祠堂祭拜祖先，家族为了兴旺发达绵延子嗣，当然要在祠堂摆宴席。作为家中的长子，小辉也参与了这些聚集性的群体活动。

在宴席上，长辈们谈论的核心问题依旧是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情况，唾沫星子横飞，说那里的人太紧张，听说有些地方把路都给挖断了，不让湖北人出去，还是我们乡下好，虽然小了点，但是相对来说安全。有的说，没事的，听说，解放军都上了，问题很快就会解决的。大家情绪依旧乐观饱满，继续谈论着谁家要娶媳妇了，彩礼多少多少，谁家要抱孙子了……

但是，那一刻，整个县城社会突然静止了！

二、“谣言四起”

1月26日，即农历正月初二，县城里流传着已经确诊两例的消息。

随之，这个消息几乎在所有的微信群里面爆发了，朋友圈也被这个信息刷屏。家族的微信群一直响个不停，大家都在讨论这些问题，到底是不是真的。

又过了一段时间，传言县里某乡镇某村里的三兄弟，之前在武汉打工，1月中旬从武汉偷偷回来，不知道现在“逃”到哪里了，还把这三兄弟的身份证号、头像发到了群里，恍惚觉得这三人是逃犯一般。

之后群里又陆续爆出真真假假的“武汉返乡人员名单”，上面的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码都齐全。他们家原定的拜年计划在大年初二终止，多年传承的拜年传统被打破了。

1月28日，微信群里突然爆出说赣州当日新增的确诊病例有一个是本地人。也有一些聊天记录的主人公是医院护士，不同版本以不同地方方言发声，向亲友报告自己的工作经历，内容无外乎疫情有多严重，医院有多恐怖。又说，政府不敢通知，怕引起大家的恐慌。

这时，大家都开始不安了，突然意识到原来大家离病毒并不遥远，似乎就在眼前。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恐慌情绪弥漫在空气中，父亲更加害怕了，从此禁止他和妹妹出门，也开始担心空气被污染了，担忧风里会不会吹来病毒……

前几天，家族微信群里突然有人说，超市里的大米都快抢完了，三人成虎，父亲当时就慌了，当即拉上他和母亲，戴着口罩，开车前往超市买大米。他们一开始去了一家开了多年的超市，里面的大米果然一袋都没有了，散装大米也只剩一点点了，母亲想把剩下的这点大米先买了。但是，父亲当机立断，阻止了她，出门开车去了另一家新开的超市，这家超市里的商品价格普遍偏贵。果然，他们在货架上看到还有一些大米没被别人抢走，价格很贵，算下来要6块钱一斤，但是父亲管不了那么多了，指挥他和母亲一起，赶紧把所有剩下的大米都搬走。结账的时候数了数，总共11袋大米，每袋十斤，他和妹妹都在外地工作，这些大米够他父母吃上一年了。

过了几天，家族微信群里又有人说，超市里重新堆满了大米，根本不需要抢，当时他们正在吃饭，父亲说，“这特殊时期，家里多囤点米总没错，只是不要让别人知道我们买了这么多米，免得别人笑话。”

又过了几天，网上说双黄连口服液对对抗病毒有作用，父亲赶忙出门。过了一会儿，他从客厅听到父亲上楼的声音，脚步沉重。他心里暗暗有些高兴，于是把手机收起来，走出去看到父亲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了几包东西。难道他买到了？

便问父亲，“你买到双黄连口服液了啊？”

父亲说，“没有，等我去买的时候，早都被别人抢光了，我只好买了几包板蓝根回来，还有藿香正气水。”这一刻他真的感受到了什么叫哭笑不得。他赶紧解锁手机，上面是特意收藏的微博内容，“安慰”父亲说，“没事没事，你看网上最新消息是双黄连口服液对这次的肺炎没有用，人民日报也说了大家没必要去抢，而且板蓝根不是早就说了没用的吗？”

父亲走进客厅，摘下口罩，扫了一眼他的手机，就转头开始把板蓝根和藿香正气水放到架子上，一边说，“官方当然劝大家不要去抢不要恐慌，但是有总比没有好啊，你看别人都在抢，我不抢心里都没底。”

正如武汉协和医院一名医生说，“我的感觉当前疾病是一分，而恐慌是十分”。恐慌依旧持续……

三、恐慌缘何发生

民众恐慌的症结源于“谣言四起”。

第一，微信等移动互联网工具大大加速了信息传播的速率，“谣言”也随之扩大，县城有边界，信息传播无门槛。

微信实现了一种公域与私人、现实与虚拟、线上与线下混杂互嵌的移动场景。网上流传着一句话“我终于知道非典那年不怎么害怕了，并不是因为小，因为不懂事，是因为那年没有微信。”微信是熟人群体之间的交往工具。处于自媒体爆发的时代，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发布视频或者文章，比如快手、抖音等工具，而且是实时的，信息的透明度非常之高。

家族的微信群正月初一便收到了好几个视频，皆已聊天微信聊天记录的形式传播，聊天记录里有语音，有图片，其内容不是疫情通报，也不是谣言，而是“恐慌”情绪，此类信息可以称之为“软信息”，非真非假，似是而非，场景真实，不传播具体信息，通过营造场景，现身说法传播“恐惧和焦虑”，以传播情绪为主要内容，其信息内容就是情绪，所产生的效果是看到的人，很容易相信，很容易被这种情绪“感染”，增加恐惧，放大人们认知中的疫情。

所以，谣言传播的成本很低，而且更多是在个人化的非正式关系中传播，速度非常快。微信群则加速了这些信息的传播。由此，病毒防控不仅仅是医学工作者的事情，而且深入到每一位民众的日常生活，他们也都无比关注着这个问题。

当大家都开始在微信群转发一些未经证实的内容时，就会让人产生恐慌情绪。因为，在这个巨大的舆论场上，一点火星可能引起巨大的爆炸，一些人不经意一句话，很可能会引起巨大的反响。普通群众不懂得专业的知识，没有办法分辨信息真假，只能按照最坏的打算做最好的安排。更加可恶的是，一些别有用心地造谣，更加加剧了民众的恐慌情绪。奋战在前线的工作者“白天日日战疫情，晚上夜夜战流言”，工作更加难了。

第二，基层政府的一些粗暴武断行为也加剧了普通民众的恐慌情绪。地方政府为了对抗疫情，往往会采取较为简单有效的行为，但是行为简单往往意味着粗暴蛮干，影响每个人的生活，引起了更大的恐慌。一些人看到基层政府的蛮干行为，便以为情况一定比这个还严重，要不然政府也不会采取这种行为。甚至，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更好有利的采取行动，也会利用一些过激的说话，操纵民众的恐慌情绪。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恐慌行为也更加容易发生。比如这个县城位于江西的最南端，与广东福建接壤，真实的疫情并没有引起如此大的恐慌，但是封城封路的说法本身也在制造恐慌。

第三，县城民众的行为模式依旧处于熟人社会结构中，更容易产生跟风行为。

恐慌的根本原因是生活的不确定性，但是恐慌的信息对个人起作用则高度依赖人们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西部县城是一个扩大了的熟人社会，生活在县城的人们的关系结构依旧与村庄产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朋友连朋友，亲戚连亲戚”。在县城里面，两辆车发生碰撞等事故，双方都打电话叫人，大概率的结局是双方叫来的人可能互相认识，事故所产生的愤怒情绪便烟消云散了。

这几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县城也成为农民进城的主要选择，一些县城已经容纳了全县50%以上的人口。县城信息的传播依靠以社会关系为网络的社交工具，这就意味着人们宁愿相信周围人的话语与行为模式，相信大家的选择与判断，一旦一个人相信了网上流传或者现实生活中流传的信息，将这些“谣言”告诉了周围亲密的群体，信息像石头砸在湖边的波纹一层一层地散播出去，很快其他人也会知晓，但是经过讨论后的信息更容易极端化。

并且，县城社会本身有众多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人士，他们可能本身就是县乡干部或者他们的家属，政府的一些信息没有办法完全保密，很容易散布出来。权威人士一旦采取了行动，大家便跟风似地采取一致行动，更加极易滋生社会恐慌，进而产生“溃散逃离”“抢购囤积”“排斥驱赶”等反应过度的行为，类似于哄抢大米，哄抢双黄连口服液的行为便屡屡发生。

四、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

谣言止于事实，战胜疫情后，舆情终会转好。目前，防疫作战是两线作战，需要政府与社会高度动员。

第一，政府组织要高度动员，打好防控谣言的歼灭战。政府的舆情引导和管控能力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民众封闭在村，主要信息来源就是电视新闻、微博、微信以及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其中片段信息，类似的村庄交流群、家族交流群就是这个重要的发源地和中转站。宣传部门要善用这些新的网络阵地，应该积极宣传病毒防疫的科学知识，增加民众抗击病毒的信心，同时运用权威媒体信息，适时做好相关辟谣活动等。基层组织需要及时反应群众的情况，抓重点人群，了解群众动态与心态。另一方面，主流新闻媒体应当减少对于一线工作人员的新闻播报，避免各类“直播”，减少对一线防控工作的干扰，保障他们的工作环境。

第二，加大对网络谣言的打击力度。网络并不是法外之地，一言一行是实实在在发生着的。在现在的特殊时期下，任何散布谣言，引起恐慌的行为，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地方政府应当联合网信、公安、安全等部门加大对谣言的打击力度，将这些成功的案例广泛宣传，及时消除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净化网络环境。

第三，普通民众应该不信谣，不传谣，不恐慌，相信科学。毛主席说：“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面对不确定的外在环境，普通民众应该更加临危不乱。普通民众应当获取正面信息，做确定、积极的事，没有必要过度恐慌。这里，需要强调返乡大学生、驻村干部等群体的作用，他们大多受过高等教育，将这些群体组织起来，应该主动站出来参与宣传工作，主动辟谣，压缩谣言发生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