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冷战”一词流行的传播学大师，为何中国媒体人很少谈他的思想

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是传播学史上的重要学者，他的《公众舆论》被认为是传播学领域的奠基之作。“冷战”这个词，就是在他与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的论战文章中使用，成为流行术语。然而，他1000多万字的专栏文章，30多部著作，翻译到国内的寥寥无几。

中国知识界翻译英美思想著作不遗余力，传播行业的人，掌握着新闻出版的话语权，为什么自己学科的奠基人，都不大力引进介绍？

我因为不是新闻传播专业，原先也没有读过李普曼的书，经过王孟源先生的推荐，才去认真一读。读后方知，他在国内受到冷落，原来是因为他的观点与现代英美新闻传播体制格格不入，相反，他是把媒体人、公共知识分子所信奉的民主与新闻自由理想，从根子上彻底批判、颠覆的人，他讲的可不是新闻报道是Fake News这么简单，而是落到政治哲学的基本前提上，要打掉公众舆论监督社会的幻想。

要是完全按他说的指导新闻媒体，差不多是要把这个行业大部分都关闭掉了。我原本对公众舆论很悲观，没想到李普曼更悲观。

下面算是我对《幻影公众》一书的读书笔记。我并不赞同他的全部观点，但敬佩他对理性精神贯穿始终的追求。

李普曼否定民主政治理论的前提：公众引领公共事务。他认为公众只是纯粹的幻影。在他眼里，公众不是公民的集合体，只是一些对公共事务感兴趣的人，由随机聚合的旁观者构成，而且他们始终不是行动者，能影响事务的手段，只是支持或反对执行者。

公众不可能付出时间精力，只有事件成为通俗易懂的矛盾冲突时，才能唤起公众的关注和兴趣。只要能辨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对他们来说就足够了。而这种判断，只需要粗略的信息，不需要专业能力和天赋。公众舆论就连反抗专制都难以做到，除非有危机发生，除非先有局内人对专制统治提出挑战。

说民主政府的职能体现人民意愿，李普曼认为这也是幻想，公职人员通常也在事件的外围，问题的解决还是有赖于利益相关者的协商。

公民的个人能力如此有限，所以亚里士多德说，社会应该维持较小的规模来与之适应。而民主政治理论既然不能排斥“伟大的社会”，反而夸大公众的政治能力。

究竟能不能平衡复杂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的有限能力？李普曼本着笛卡尔的怀疑精神，来试图解决。通过一系列思想实验，他指出一切问题产生于至少两个互相依赖的独立变量，比如经济问题是因为欲望与满足欲望方式的失衡（供需不和谐），军事问题是双方实力的对比，在静态社会是不会有问题的。

由此，李普曼走向了多元主义。所有的价值观念，都来自宇宙中事物之间的对比，人类为了吃果实，就要消除飞虫，没有不以牺牲为代价的和谐。人类社会也无法消灭差异和冲突，走向统一。因此，解决社会问题意味着寻找妥协方式，法律、道德都是承诺权利-义务系统，寻求妥协的方式。利益群体为此都尽己所能，李普曼的观点是，在利益交战中，公众并不能成功参与讨论，而只能以支持某一直接利益相关方的形式参与。如果没有人异议，各方都接受的规则，对公众来说，就自然是对的。

因此，公众无需知道某人的动机和需要，他应不应该做，做什么。公众要关心的是，他是不是按规则和承诺办事了（我认为，这里的例子可以考虑李洪元案的舆情）。所谓公众利益，就是对规则、契约、习惯的维护过程，而非制定这些规则。公众精力和能力不够，但可以作为被动员的一种储备力量。要注意的是，具体问题还是应该交给专业人士，公众通过支持、反对、选举、罢工等方式能够产生影响的前提，依然是有局内人提出新的规则（我认为，这里可以考虑反面例子，格蕾塔·桑伯格提出了什么）。

那么，规则是否有缺陷，如何修订，谁是修订规则的代理人？李普曼认为，这些问题，公众如果要明智回答，是难以做到的。

1、大众的观点被一些假托大众的个人观点搞得含混不清。隐藏的私利无法被辨别。

2、公众并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明确判断规则存在缺陷。个别人的纷争不是公众问题，而人类命运的重大抉择必然是少数人的事情。而在关乎许多人，需要公众介入的事情中，公众无法检验破坏规则的行为是否获得了足够的认同。

3、受到质疑挑战的规则，必定是不清晰明了无可争议的，事实最模糊，最难分胜负的论战中，公众被请出来，根本无法胜任。何况，规则的缺陷可能只有在实践中发现，人类智慧根本无法预见。

4、当事情非常复杂微妙时，难于理解时，公众往往并不能坚持理性。

因此，作为旁观者的公众，如果无法运用检验，在价值争论中，往往是添乱而非帮忙。

与民主理想定义的公众职能不同，李普曼指出：

1、具体执行工作，不适合公众。

2、洞察问题的内在价值，不适合公众。

3、对问题进行预测、分析和决定，不适合公众。

4、掌握解决问题所需要的特殊的、技术性的标准，不适合公众。

公众能做的，最多是依据局内人的行为样本，判断论战各方如何行事，是遵从了已有规则，还是只按照自己的意愿。

民主理想是虚假的，并不能推动公民教育，选民自视为社会管理者，实际上是业余的庸才，重要决定只能由个别人来做，公众舆论是不知情、不相干的人爱管闲事。社会事务的处理能力，仅仅与职责功能有关，不够优秀的人也能做好某些自己职责内的事情，而培养民主理想中的好公民，好比希望方形的木桩也能契合圆形的孔。培养公民意识、公民权，也不等于培养了公共事务能力。

社会真正的代理人，隐藏在幕后，民主的虚假理想，不仅不能指引公共事务，反而可能走向幻灭和暴政。政治家为了安全，也必然隐藏真相，因为没有人会为了追求坦率真实的表达，而甘冒军队安全的代价，或让外交谈判陷入危机。大众越是被视为不可分割，真实反而越是要被置于次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