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美国崛起时代的治理哲学（2019/12/15）

我从儿子懂事（6嵗）开始，一直向他强调我对他的头号期许，是“Be a decent man.”这是中文里正人君子的翻译，美国人一般不会这么说，所以我还反復解释了“Decent”和“Good”的不同：前者是无愧於心，后者则是社会所外加的评价。至於“Nice”，那是更加浮面的表象，常常带有虚伪的反面意义。

期许的第二条则是“Be an intellectual.”用中文说，就是做一个理性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这个词在中文里常被滥用或扭曲：例如在中国的所谓公知，其实与理性思考完全背道而驰；在台湾则是把思维能力和文凭混为一谈，以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就算是知识分子，以致於迷信风水、鬼神的教授、主管层出不穷，他们对英美的洗脑宣传自然是全无抵抗力。其实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尊重事实与逻辑，因而同时拥有足够的客观知识以及理性推理能力的人。这一点，我以前已经多次讨论过了。

美国的爱国教育是非常广汎、深入而且彻底的。所谓的新闻自由，就是製造多元意见的假象，从许许多多的不同角度，在无数的杂讯之中，以隐性的手法维持重点洗脑教条的一致性，从而使一般民众自然接受它们成为“常识”。在基础教育上，更是睁著眼睛説瞎话，从小就灌注美国例外论，把美国和善良、正义划上等号，例如感恩节明明来自灭绝了一个印第安人部落之后的庆功宴（参见前文《美国的开国神话》），但是99.99%的美国中小学教师和学生都以为歷史上第一个感恩节大餐是清教徒请印第安人来作客的跨民族和睦相处。

等到我儿子有了独立思考能力，他因为中文太差，很难完全认同中华文化，但是我至少确定他不受美国基础教育和大众媒体的洗脑，对歷史事实和国际现状有清楚诚实的认知。换句话说，他熟悉美国干过的很多坏事；承认美国体制被设计来维持巨富的利益，很不合理；所谓的民主，也只是一个幌子，绝大多数选民根本没有能力做出正确的政策选择；白左的圣母心态和其他极端，他也知道是愚昧可笑的。

我们日常散步聊天，有时谈到国际事务，他的世界观颇让我满意。例如他主动说中国有最高层这样兼具理想和能力的领袖，实在非常幸运。对香港年轻暴徒的无知、愚蠢和自私，他也嗤之以鼻。今天他才又遇到同学拿新疆来对中国説事，他当场反驳，说你们只看了一两篇片面之词，就急著下结论，但是如果中国人读了一两篇《Fox News》（Trump的传声筒，在我儿子就读的白左学校很受敌视）的文章，也对美国白左指指点点，你们却一定会说他们狂妄无知。

在美国歷史和文化方面，有时他反而比我知道的多。本周稍早，我又在家里批评美国体制下大众传媒的负面作用（参见前文《大众媒体的内建矛盾》），他说我在“Preaching to the Choir”（“对唱诗班传教”，意思是他完全同意，我不必浪费口舌），然后推荐我去看看Walter Lippmann的著作。Walter Lippmann这个名字我以前见过，知道他是20世纪的一位公众人物，“Stereotype”和“Cold War”两个词匯都是他发明的，但是对他的思想和作为并没有什么详细的瞭解。去找了些资料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正是20世纪中叶，美国崛起过程中，幕后的理论奠造者。

我以前曾多次介绍过，小罗斯福主导了美国崛起成为世界霸主的过程，是20世纪最伟大而且最成功的政治人物。他为了霸权地位和国家利益，不择手段，有意地引导大众走向原本极不受欢迎的方向。例如美国国内本来种族主义严重，对纳粹十分同情；小罗斯福在1941年，藉著对日本禁运，逼迫日方主动发动战争，从而把美国带入二战。到了1943年，小罗斯福为了遏制西欧在战后復兴，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故意从中作梗，让盟军在意大利战綫吃瘪，即使美军必须因此付出数以千计的额外伤亡為代价，也在所不惜。（参见前文《访意大利有感（二）》）

小罗斯福的作为和成就，固然筑基於极高的战略智慧和政治手腕，但是也必须有正确的哲学基础。如果迷信现代的英美民主理论（也就是70年代以后，财阀资助的智库所推行的群众意见至上论，认为民主越直接越好；其实这只是方便由资本控制的媒体对大众洗脑、从而掌控政策决定来掠夺内部的利益分配，参见前文《谈Brexit》），认为政治人物的道德理想是做选民的代言人（Delegates），那么小罗斯福根本就不应该考虑违反民意来参战，更别提有意製造公民的大批死亡。但是他在权衡局势之后，认为短期的牺牲小於长期的利益，因而可以欺瞒民众来为国家谋取最大的福利。换句话説，他认为自己只要是无私为公，就可以专断独行，不须要有民众的参与讨论和同意。这样的观点，在民主政治理论里叫做Trustee Model of Representation（托管式代表），和它对立的就是上面刚刚提到的Delegate Model of Representation（代言式代表）。

最早把这两种民主制度背后的哲学分清楚的，是原籍爱尔兰的英国思想家和国会议员Edmund Burke。他在18世纪末，英国的世界霸权即将奠定、也是近代西方民主理论还在启蒙之际，倡导托管式民主。虽然公开附和者不多，但是因为随即在19世纪初的头30年，英国的选民资格逐步放宽，由人口的3%增加到17%，开始有选举结果不能事先由精英阶级完全决定，他的哲学成为国会和政府的实际运作原则。换句话说，这是英国版的“外儒内法”，表面上是民众投票，私下却是先吸收新进议员进入精英社会，然后共同主导政策。他们虽然不是全然无私，但是严格的政治传统和道德规范要求他们对公共利益有足够的尊重。19世纪是英国的全盛时期，肤浅的观察说这是选举的功劳，仔细的检验却会表明执政的精英其实是以托管人的方式来运行的。

美国在建国之后的头100年，通讯科技不发达，在广大的国土上事事探询民意根本不切实际，联邦政治组织又还很小，所以执政的细节基本是少数在位者说了算；虽然不是有意走托管式路綫，但是实际执行起来自然如此。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报纸、电报和电话先后普及，人口和经济迅速成长，人多嘴杂、媒体偏颇的问题越来越明显。顺应经济和社会的需求，联邦政府的权力不断扩大，但是并没有產生与之对应的责任和效率。后来老罗斯福和Wilson终於做了初步的政治现代化，然而在Wilson之后，一连三个自私自利、庸碌无能、只知和资本合作来操弄民意的总统，把一战胜利之后国内国外、政治经济上的红利都挥霍光了，反而引爆了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不但造成极大的人民苦难，也间接地在国际上準备了欧亚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土壤。

Lippmann生於1889年。在就读哈佛期间，就是《Harvard Crimson》的编辑。毕业后因为看不惯资本势力扭曲舆论，而在1913年与朋友合作创立了《The New Republic》（《新共和》）杂志，成为Liberalism（翻译比较困难，参见前文《放任经济学的逻辑谬误》；这里指的是20世纪美国政界的左派思想）的前锋。一战期间他靠政治关係，被直接任命為上尉，在美军总部做情报官。战后出任Wilson的顾问，参与了《十四点和平原则》的草拟。这时他还是一个纯粹的理想派，对Wilson手下宣传机器对新闻的管制多有批评。

1920年，Lippmann31嵗，开始明白自由放任的新闻媒体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发表了《A Test of News》一文，严厉指责了Liberalism旗手《纽约时报》对俄国共產革命报导中的偏见。到了1922年，他把大众媒体的乱象总结起来，出版了《Public Opinion》一书，建立一个新的媒体政治理论，后世称为“Almond-Lippmann Consensus”。在此后的数十年中，Lippmann以《Today And Tomorrow》这个联合专栏（Syndicated Column）為平臺，佐以多本书籍，成为美国政治哲学的主导人之一，被并列为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专栏作家（另一位是与其对立的保守派作家Westbrook Pegler）。

在二战之后，George Kennan倡导围堵战略，Lippmann批评它是损害全人类来图利美国上层阶级的错误政策，并且发明了“冷战”这个字眼来强调它已经是战争行为。后来Johnson总统颁给他美国平民的最高荣誉：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总统自由勛章），但这并没有阻止他猛烈抨击Johnson参与越战的舛讹。他在1967年退休，1974年过世，刚好是美国盛极而衰的转折时期。

Lippmann的核心观点，其实就是我在过去五年多一再强调的几个现代人类社会的基本现象：群众总是非理性的（“Bewildered Herd”“困惑的牛群”）；新闻总是过度简化的（“When distant and unfamiliar and complex things are communicated to great masses of people, the truth suffers a considerable and often radical distortion. The complex is made over into the simple, the hypothetical into the dogmatic, and the relative into an absolute.”  机翻：当把遥远、陌生、复杂的事情传达给广大群众时，真相往往会遭到相当大的歪曲，而且往往是根本性的歪曲。复杂变成了简单，假设变成了教条，相对变成了绝对）；大众传媒进一步减低社会集体智商（“When all men think alike, no one thinks very much.”“The Private citizen, beset by partisan appeals for the loan of his public opinion, will soon see, perhaps, that these appeals are not a compliment to his intelligence, but an imposition on his good nature and an insult to his sense of evidence.”机翻：当所有人的想法都一样时，没有人会想太多。“被党派之争所困扰的普通公民，也许很快就会明白，这些呼吁不是对他的智慧的赞美，而是对他的善良本质的强加，是对他的证据意识的侮辱。”）；美式民主制度原本就是被设计来压迫底层民众（“What we call a democratic society might be defined for certain purposes as one in which the majority is always prepared to put down a revolutionary minority.”机翻：我们所谓的民主社会，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定义为多数人随时准备镇压革命少数人的社会。”）；政府的好坏应该以民生结果来判断（“It is perfectly true that that government is best which governs least. It is equally true that that government is best which provides most.”机翻：“治理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这是完全正确的。”同样，提供最多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民主制度先天假设人民的素质极高（“No amount of charters, direct primaries, or short ballots will make a democracy out of an illiterate people.”机翻：“再多的特许状、直接初选或短期投票也不能使一个文盲成为民主国家。）；极化的社会必然导致政治的腐化与瘫痪（“In government offices which are sensitive to the vehemence and passion of mass sentiment, public men have no sure tenure. They are in effect perpetual office seekers, always on trial for their political lives, always required to court their restless constituents.”机翻：在对群众情绪的激烈和激情敏感的政府机关里，公众人物没有固定的职位。他们实际上永远都在寻求官位，总是因为政治生活而受到审判，总是被要求讨好那些不安分的选民。”）；代言式民主是骗人的花样（“False Ideal”）。

Lippmann的解决方案，也同样是我已经反復解释过的，由“Specialized Class”（“专门阶级”）根据“Public Interests”（“公共利益”）管制“Unseen Government”（“无形政府”，指控制媒体舆论的力量）来“Manufacture Consents”（“製造赞同”）；这其实正是小罗斯福的执政哲学，也是美国崛起时代的思想基础。

到了1970年代之后，财阀的反扑就始於思想层面，完全反Lippmann之道而行，利用民众的牛群属性和新闻内建的偏见趋势，一方面鼓励社会议题上的极化和对立，另一方面吹嘘代言式民主以利用愚蠢的民意来挟持政府官僚，促使其迅速腐化并瘫痪，从而容许美国富豪们在全球进行掠夺，独占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成果。可悲的是，马英九这类台湾政治“精英”取经回来的，不是Lippmann理论这样的精华，而是财阀新生產的糟粕，所以台湾政坛在过去30年的迅速衰落，其实是在解严之后就已注定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