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游击队》谱写人民解放之歌——新中国经典文学札记之五
渔洋山人
中国人2019-12-20 14:14
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知侠著，上海文艺出版社西元1954年1月首次出版。
这部小说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鲁南一批煤矿工人、铁路工人和农民不堪日寇的欺压和屠杀，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铁道游击队”，在枣庄、临城和微山湖一带铁路线上和农村、湖区对日寇进行游击战的故事。
小说秉承优秀高超的中国文学手法，以生动的故事情节彰显主题、刻画人物，叙述语言朴实晓畅，没有繁琐枯燥的心理赘述。
小说故事情节峻奇壮阔，但又充满了生活气息，比如“老洪飞车搞机枪”、“血染洋行”、“票车上的战斗”、“打冈村”等，都展现了铁道线上游击战的特色，而“微山岛战斗中化装成鬼子突出重围”和“教训伪军和伪保长为抗战效力”等情节，则反映了游击队员们机动灵活的战斗作风。总之，小说以一个个故事展示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战士机智灵活、英勇顽强、以少胜多的英雄气概。
小说细致描写了刘洪、李正、王强、彭亮、林忠、鲁汉、小坡、芳林嫂等一大批游击队英雄，这些英雄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塑造而成的。
这些人，大多数曾经是靠卖苦力为生的煤矿工人，“整天在煤里滚来滚去”，“一年到头手脸黑，穿的黑”，被有钱人称为“煤黑”。这些“煤黑”创造了枣庄的财富，提供了“工业的需要和万家住户的烧用”，但他们却被那个“中华民国”社会视若草芥，只成为少数权势财富阶层榨取血汗的来源。
这些人，“他们豪爽、义气、勇敢、重感情”，但“身上也沾染些旧社会的习气：好喝酒、赌钱、打架，有时把勇敢用到极次要而不值得的纠纷上。他们可贵的品质，使他们在穷兄弟中间站住脚，而取得群众的信任；但是那些习气，也往往成了他们坏事的根源。”
这些人大多数大字不识一个，因为他们的父、祖辈都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家庭起码的温饱尚得之艰难，更遑论上学读书。
就是这些人，中国共产党启发他们的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把他们组织起来，在带领他们抗击日寇侵略的同时，也给他们提供思想和文化的培训教育，使他们成长为革命新人。
比如煤矿工人刘洪，经过八路军队伍的培养锻炼，成为智勇兼备的铁道游击队大队长，他的变化使他以前的穷哥们啧啧称奇：
“咱们的老洪，真和往日不一样了呀！过去咱们穷兄弟谁会讲句话呢？……就说老洪吧，他过去老是蹲在墙角上，半天不说话。可是你们看现在，他讲起话来多有劲呀！每一句话都像小锤一样敲在我的心上。”
“他不仅会讲话了，他干事也和过去大不一样了！”
“从山里回来后，他是比过去更能干了。”
而铁路工人林忠，以前迟钝寡言，沾染了赌钱的坏毛病，不但使自己的穷家生活雪上加霜，自己也到了沉沦的边缘。参加铁道游击队后，尤其是在抗日根据地受了培训后，他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赌钱的毛病自然消除了，而且“沉默的性格有些变化了。过去有话他都闷在肚子里，别人在谈笑的时候，他在旁边捏着草棒，有话在心里，自己对自己说。可是进山以后，一切使人兴奋的新事物，使他也想对人说说了。从这次做报告后，他的喉咙像被通开的水道一样，肚里有什么，总想哗哗地流出才痛快。”他在同志们面前发自内心地感慨道：“我今天，才感到我是个人，真正的人，感到做人的光荣！”他成为铁道游击队里第一批新党员，成为勇敢而沉稳的游击队分队长。最后，他在对日寇的战斗中，为了抢救战友而陷入重围，在击毙了大量敌人后，枪里只剩一发子弹时，他从容地“举起枪，向自己的额上打去”，英雄气概惊天动地！
小说中的铁道游击队英雄们都与刘洪和林忠有相似的人生经历，他们投身抗击日寇的斗争，也就是投身革命，这不仅使他们摆脱了原本被“民国”注定了的悲惨命运，更重要的是，使他们的思想、意识和精神面貌都有了质的提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让原本被践踏的“煤黑”成为了“真正的人”，显然，那场革命的本质就是解放人民。解放了的人民，就再也不是只能被国民党反动政权捆绑虐待拉去的“壮丁”，而成为“感到做人的光荣”的、有国家主人意识的、气壮山河的中华脊梁！
可以说，《铁道游击队》就是一曲人民解放的壮丽之歌。
这部小说的作者知侠，本名刘知侠，出生于西元1918年，自幼在铁道线上捡煤核，十一岁时才开始上半工半读学校。西元1938年，他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学习结束后，他被分配到山东抗日根据地，从事宣教、文化工作。在工作中，他结识了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们，被他们的战斗事迹所感动，曾两次越过敌人封锁线去鲁南的枣庄和微山湖，与铁道游击队的战士们共同战斗、生活。文学源于生活，作者的幼年艰苦生活和参加革命斗争的经历，为他提供了丰厚的文学创作土壤，对《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领会，又为他提供了文学创作的思想理论支撑，这一切，使这部小说既有真实的历史场景和人物形象，又具备了更典型、更真实的文学性。
这部小说激情澎湃地书写了铁道游击队战士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同时也揭露了日寇的侵略暴行和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倒行逆施。
日寇强占了枣庄煤矿，“从山里和河北抓来成千的俘虏，到矿上做苦工，四下安上铁丝网，每天只给几个黑窝窝头。”
日寇把“扫荡”时抓来的老百姓关进兵营，“绑在木桩上，给鬼子新兵练刺刀，训练洋狗”，或送进军用医院“供鬼子大夫做活体解剖”。
日寇在火车站“开了一个国际洋行”，“枣庄煤矿所有运出的煤，从外边运进来的东洋货，和四乡收买来的粮食，都得经过这个洋行。商人往外发货，都得向他们要车皮。”“洋行里有三个日本鬼子当掌柜的。他们都是在侵华战场上受伤的军官，不能随军队杀中国人了，就下来做买卖，吸中国人的血。”日寇“将中国的财富，煤、粮食，不分昼夜地往外运，像淌水似的”，“接着他们又把些熊东洋货源源不断地运进来”。三个鬼子还贪婪地盘剥脚行（装卸货物的）发财。
残忍杀戮，掠夺资财，同时以倾销本国多余工业制成品的手段控制经济，这是当年侵华日寇的罪行。当今一些侵略成性的西方国家，对不愿完全服从它们的第三世界小国仍在这么干，只不过挂着“反恐”和“民主”、“自由”的幌子罢了。
在小说中，铁道游击队既要与日寇进行血与火的斗争，又要警惕、防范和反击顽军（国民党军队）的袭击。铁道游击队初到微山湖地区，大队长刘洪就在顽军的偷袭中负了伤。经常出现日寇与顽军配合对付铁道游击队和其它八路军部队的状况：日寇白天对微山湖附近进行“扫荡”，晚上撤回城，而国民党顽军则连夜对激战一天、未及休整的八路军部队发起进攻。日寇投降时，国民党匪军“接收”了鬼子设立的临城监狱，“因犯罪而被鬼子下狱的，一律释放；凡是八路军、共产党嫌犯，坚决抗日的，都一律继续监禁”，宁死不屈者都秘密地活埋。这些描写，正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势力罪恶行径的缩影。
这部小说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鲁南一批煤矿工人、铁路工人和农民不堪日寇的欺压和屠杀，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铁道游击队”，在枣庄、临城和微山湖一带铁路线上和农村、湖区对日寇进行游击战的故事。
小说秉承优秀高超的中国文学手法，以生动的故事情节彰显主题、刻画人物，叙述语言朴实晓畅，没有繁琐枯燥的心理赘述。
小说故事情节峻奇壮阔，但又充满了生活气息，比如“老洪飞车搞机枪”、“血染洋行”、“票车上的战斗”、“打冈村”等，都展现了铁道线上游击战的特色，而“微山岛战斗中化装成鬼子突出重围”和“教训伪军和伪保长为抗战效力”等情节，则反映了游击队员们机动灵活的战斗作风。总之，小说以一个个故事展示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战士机智灵活、英勇顽强、以少胜多的英雄气概。
小说细致描写了刘洪、李正、王强、彭亮、林忠、鲁汉、小坡、芳林嫂等一大批游击队英雄，这些英雄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塑造而成的。
这些人，大多数曾经是靠卖苦力为生的煤矿工人，“整天在煤里滚来滚去”，“一年到头手脸黑，穿的黑”，被有钱人称为“煤黑”。这些“煤黑”创造了枣庄的财富，提供了“工业的需要和万家住户的烧用”，但他们却被那个“中华民国”社会视若草芥，只成为少数权势财富阶层榨取血汗的来源。
这些人，“他们豪爽、义气、勇敢、重感情”，但“身上也沾染些旧社会的习气：好喝酒、赌钱、打架，有时把勇敢用到极次要而不值得的纠纷上。他们可贵的品质，使他们在穷兄弟中间站住脚，而取得群众的信任；但是那些习气，也往往成了他们坏事的根源。”
这些人大多数大字不识一个，因为他们的父、祖辈都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家庭起码的温饱尚得之艰难，更遑论上学读书。
就是这些人，中国共产党启发他们的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把他们组织起来，在带领他们抗击日寇侵略的同时，也给他们提供思想和文化的培训教育，使他们成长为革命新人。
比如煤矿工人刘洪，经过八路军队伍的培养锻炼，成为智勇兼备的铁道游击队大队长，他的变化使他以前的穷哥们啧啧称奇：
“咱们的老洪，真和往日不一样了呀！过去咱们穷兄弟谁会讲句话呢？……就说老洪吧，他过去老是蹲在墙角上，半天不说话。可是你们看现在，他讲起话来多有劲呀！每一句话都像小锤一样敲在我的心上。”
“他不仅会讲话了，他干事也和过去大不一样了！”
“从山里回来后，他是比过去更能干了。”
而铁路工人林忠，以前迟钝寡言，沾染了赌钱的坏毛病，不但使自己的穷家生活雪上加霜，自己也到了沉沦的边缘。参加铁道游击队后，尤其是在抗日根据地受了培训后，他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赌钱的毛病自然消除了，而且“沉默的性格有些变化了。过去有话他都闷在肚子里，别人在谈笑的时候，他在旁边捏着草棒，有话在心里，自己对自己说。可是进山以后，一切使人兴奋的新事物，使他也想对人说说了。从这次做报告后，他的喉咙像被通开的水道一样，肚里有什么，总想哗哗地流出才痛快。”他在同志们面前发自内心地感慨道：“我今天，才感到我是个人，真正的人，感到做人的光荣！”他成为铁道游击队里第一批新党员，成为勇敢而沉稳的游击队分队长。最后，他在对日寇的战斗中，为了抢救战友而陷入重围，在击毙了大量敌人后，枪里只剩一发子弹时，他从容地“举起枪，向自己的额上打去”，英雄气概惊天动地！
小说中的铁道游击队英雄们都与刘洪和林忠有相似的人生经历，他们投身抗击日寇的斗争，也就是投身革命，这不仅使他们摆脱了原本被“民国”注定了的悲惨命运，更重要的是，使他们的思想、意识和精神面貌都有了质的提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让原本被践踏的“煤黑”成为了“真正的人”，显然，那场革命的本质就是解放人民。解放了的人民，就再也不是只能被国民党反动政权捆绑虐待拉去的“壮丁”，而成为“感到做人的光荣”的、有国家主人意识的、气壮山河的中华脊梁！
可以说，《铁道游击队》就是一曲人民解放的壮丽之歌。
这部小说的作者知侠，本名刘知侠，出生于西元1918年，自幼在铁道线上捡煤核，十一岁时才开始上半工半读学校。西元1938年，他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学习结束后，他被分配到山东抗日根据地，从事宣教、文化工作。在工作中，他结识了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们，被他们的战斗事迹所感动，曾两次越过敌人封锁线去鲁南的枣庄和微山湖，与铁道游击队的战士们共同战斗、生活。文学源于生活，作者的幼年艰苦生活和参加革命斗争的经历，为他提供了丰厚的文学创作土壤，对《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领会，又为他提供了文学创作的思想理论支撑，这一切，使这部小说既有真实的历史场景和人物形象，又具备了更典型、更真实的文学性。
这部小说激情澎湃地书写了铁道游击队战士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同时也揭露了日寇的侵略暴行和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倒行逆施。
日寇强占了枣庄煤矿，“从山里和河北抓来成千的俘虏，到矿上做苦工，四下安上铁丝网，每天只给几个黑窝窝头。”
日寇把“扫荡”时抓来的老百姓关进兵营，“绑在木桩上，给鬼子新兵练刺刀，训练洋狗”，或送进军用医院“供鬼子大夫做活体解剖”。
日寇在火车站“开了一个国际洋行”，“枣庄煤矿所有运出的煤，从外边运进来的东洋货，和四乡收买来的粮食，都得经过这个洋行。商人往外发货，都得向他们要车皮。”“洋行里有三个日本鬼子当掌柜的。他们都是在侵华战场上受伤的军官，不能随军队杀中国人了，就下来做买卖，吸中国人的血。”日寇“将中国的财富，煤、粮食，不分昼夜地往外运，像淌水似的”，“接着他们又把些熊东洋货源源不断地运进来”。三个鬼子还贪婪地盘剥脚行（装卸货物的）发财。
残忍杀戮，掠夺资财，同时以倾销本国多余工业制成品的手段控制经济，这是当年侵华日寇的罪行。当今一些侵略成性的西方国家，对不愿完全服从它们的第三世界小国仍在这么干，只不过挂着“反恐”和“民主”、“自由”的幌子罢了。
在小说中，铁道游击队既要与日寇进行血与火的斗争，又要警惕、防范和反击顽军（国民党军队）的袭击。铁道游击队初到微山湖地区，大队长刘洪就在顽军的偷袭中负了伤。经常出现日寇与顽军配合对付铁道游击队和其它八路军部队的状况：日寇白天对微山湖附近进行“扫荡”，晚上撤回城，而国民党顽军则连夜对激战一天、未及休整的八路军部队发起进攻。日寇投降时，国民党匪军“接收”了鬼子设立的临城监狱，“因犯罪而被鬼子下狱的，一律释放；凡是八路军、共产党嫌犯，坚决抗日的，都一律继续监禁”，宁死不屈者都秘密地活埋。这些描写，正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势力罪恶行径的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