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巴黎警察全城搜捕的他，却拯救了上万人的命

如果有人对你说他靠“造假证”救人，你会作何反应？

是不是会微微一笑，暗自思忖这八成是个江湖骗子无疑？不瞒你说，我也是这么认为的——直到我认识了阿道夫 · 卡明斯基。

以画家的身份作为掩护，和队友们“隐身”在巴黎街道上的一间狭窄小阁楼里的他，用旧货店里找来的废弃材料，造出高度精密的仪器，以纸张、墨水、烟斗……为救人武器，他造出的每一个假证件，都让一个又一个犹太人生命得以延续。

他是当时所有警察都在竭力搜寻的伪造者，更是所有犹太人生命的守护者。

深读第83期，为你带来的就是这位“隐身大师”的故事，一起见证这位曾经的小毛孩，如今的慈祥老爷子，是如何在三天之内救出300个孩子的。

我当然知道，一直以来所有警察都在竭力搜寻巴黎的伪造者。我还知道这是因为我找到了大规模伪造证件的方式，这些证件早就遍布整个北方地区，甚至远及比利时和荷兰。我最大的优势在于，警察们可能一直都在找一个拥有机器的“专业人士”，有印刷机和木浆厂。他们肯定不会猜到，原来他们一直在找的那个伪造者，不过是一个小毛孩而已。

很明显且幸运的是，我不是一个人。我们实验室的头儿叫萨姆 · 库杰尔，二十四岁，大家都叫他“水獭”。上一个负责人是勒妮 · 格卢克，同样二十四岁，代号“睡莲”，是一名药剂师，后来离开这里去护送孩子们和处理边境前线事宜了。实验室的成员还有在艺术学院就读的苏西 · 席德洛夫和赫塔 · 席德洛夫姐妹俩，她们一个二十岁，一个二十一岁，凭借着辛勤的工作和永不消减的幽默感为实验室做出了巨大贡献。以上就是传说中法国犹太人总工会的神秘分支“第六部”伪造证件实验室的人员配置。

我们假装成画家作为掩护。伪造证件的实验室在圣佩雷斯街十七号的一间狭窄的顶层小阁楼里，这里已经被改造成了一间艺术工作室。我们会在旁边放上几支画笔，好让人以为这些瓶瓶罐罐都是绘画用的颜料和溶剂。

为了升高工作台，我在两张桌子底下胡乱拼凑了数十个抽屉架。这样，我们就能在没人察觉的情况下一次性晾干大量证件了。还有几面墙上挂满了我们匆忙完成的画作，在这些画的背面藏着我们伪造好的证件，直到能把它们交给联络人。

我们每个人都遵循着一个固定的日程表和办公时间，以免引起看门人的怀疑，而且时不时地，我们还会带着画家专用的调色板过来。所以，没有一个邻居过来问我们屋里为什么会有化学品的气味。查电表的人也是如此，每次他进来都会恭喜我们完成了新的画作。当他的脚步声消失在楼梯尽头时，我们总会爆发出一阵大笑。要知道那些都是乱画的，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我们为所有人服务。订单源源不断地涌进来，数量越来越大。

其中有来自巴黎的、来自法国犹太人总工会的、来自南部地区的，还有来自伦敦的。我们不得不保持一定的工作节奏来应对这几近无法控制的工作量，有时甚至一个星期要做五百个证件。

一般情况下，由水獭和我负责联络那些下订单的人。我记得水獭看上去也很天真无邪，和我一样。这是我们最好的伪装。通常，我们会把见面地点安排在巴黎一些繁华的地段，最好是和一个女人接头，这样见面时就可以假装是正在约会的情侣。一旦感觉被监视了，两人就会深情地对视。当我们分开时，彼此都知道接下来的任务是什么。

但有一次和我见面的不是我虚拟恋人中的任何一个，而是马克 · 哈蒙，绰号“企鹅”，他也是法国犹太童子军的一员，当初就是他把我招进了抵抗组织。

我明白，如果是企鹅亲自来的话，那就说明问题非常紧急，他已经等不及让组织里有空的女成员来了。

“昨天伦敦电台给我们传来了一些好消息。德国军队正在全线撤退，而且从现在起，所有北非军队都站在我们这边。不过问题是，纳粹决定加速清除犹太人，正准备在整个占领区内实行一次大型围捕。三天之后，巴黎的十个儿童福利站将会同时遭到突袭。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清单。我需要上面的一切材料：定量供应卡、出生证明、洗礼证明，还有协助孩子穿越前线的大人的身份证、命令单，以及所有人的通行证。”

“有多少？”

“你是说多少个孩子？……超过三百个。”

三百个孩子。这意味着要准备超过九百个不同类型的证件，而且是在三天之内！这根本不可能。一般来讲，每天收到的订单数量有三十到五十个，有时候会多点。此前我也面临过巨大的挑战，但这一次数量实在太过巨大，我震惊了。

和企鹅的会面结束之后，我第一次害怕起失败来。在这之前，我总能通过积累的各种知识，想出一些神奇的办法来解决技术问题。但这一次我们要的并不是解决方案，而是巨大的数量，而我清楚当时自己已经是满负荷运转了。一天的时间不会缩短，但不幸的是，它也不会延长。没时间多想，我得先去雅克布路造纸：紧致的、好用的、密实的或精细的，有纹理或没纹理的——根据证件原本的质地来准备。我必须得抓紧，倒计时已经开始，比赛的枪声已经打响。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与死亡的抗争。

我抱着装满空白证件的公文包气喘吁吁地赶到实验室时，水獭、苏西和赫塔已经在那儿等着了。令我惊讶的是睡莲也在——因为有别的任务，最近很少能在实验室看到她。他们都看向我，表情无比震惊。他们告诉我说已经接到了通知，毕竟事关三百个孩子——这也是睡莲会出现在这儿的原因，她是特地来帮我们的。除此之外，水獭还刚刚收到了一份来自移民工人组织的订单：他们需要给匈牙利小组的成员准备证件。所有人都以询问的目光看着我。他们想知道：我们真的能满足所有需求吗？为配合当前这种紧急的情况，我把一个装满空白证件的纸箱子放在桌子上，用行动给出了一个信号。

“孩子优先！”睡莲补充道。

实验室里马上变得一片忙碌：睡莲负责用切纸机把纸板裁成卡片，苏西填色，赫塔用笔和打字机填写文字。只有水獭，一般情况下，他从不参与制作，只负责管理所有行政琐事，像游魂一样转来转去，茫然无措。

“如果你想帮忙，那就从盖章和签字开始吧。”

于是他立刻投入工作。而我正用一台自己造的机器把纸张做旧：塞进去一些灰尘和铅笔芯，然后转动把手，让纸张看起来又脏又旧，以免看上去太新，或者像是刚从打印机里拿出来的一样。屋子里慢慢开始弥漫起一种化学用品混合着汗水的气味。在不同的角落里，我们切纸、裁边、盖章、上色、打字，在这个简易文书工厂里埋头苦干。

我们把做好的假证件放到镜子背面和底部可拆卸的抽屉里，塞得满满当当。虽然在内心深处我们都知道这个目标很难完成，但所有人都小心翼翼地不把它说出来。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意志力。毕竟，除了乐观，我们一无所有，这也是我们继续前进的唯一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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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黑以后，所有人都回家了，我朝位于雅克布路的实验室走去。即便有睡莲和水獭的帮助，我们一整天也才完成了不到四分之一的数量——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能睡觉？按照这个节奏，我们或许能完成孩子们的证件，却要以牺牲那些匈牙利人为代价。这让我无法接受。

保持清醒，时间越长越好，和睡眠做斗争。算法其实很简单：一个小时我能做三十张空白证件；如果这一个小时我用来睡觉，就会有三十个人因此而死去……

经过两个晚上无止境的痛苦工作，我的眼睛几乎快要贴到显微镜上——疲劳成了我最大的敌人。我得一直屏住呼吸，伪造证件是一项只有一丝不苟才能完成的任务——你的手甚至不能有一点抖动，是非常精细的工作。哪怕一瞬间的注意力不集中都会是致命的，因为每一张证件都生死攸关。每一页我都会一遍又一遍地检查，哪怕它们已经很完美了，我还是会担忧。那就再检查一遍。

压力虽然消失，但更糟的是，我已经在打盹儿了。我站起来想让自己精神一下，在屋里走了几步，甚至扇了自己几巴掌，然后重新坐下。一个小时等于三十条人命！我没资格放弃。我眨了眨眼，然后眯起眼睛让自己看得更清楚。到底是我把这些东西印模糊了，还是我的眼睛在这暗室的微弱灯光下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

第三天，圣佩雷斯街的实验室里充盈着一股激动的情绪。

我们就要完成任务了。下午五点，水獭和睡莲就会带着我们做好的所有证件出发，这是我们三天来不眠不休劳作的成果。当我们这天早上已经完成八百多份证件的时候，我终于开始有信心了。所有人都像机器人一样，疯狂重复着同样的动作，我们以熟练的手法不停歇地工作，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我们的衣服早已变得油腻，散发着化学品的刺鼻味道，身上全是汗，不过这一天空气中却散发着一种新的气息，有什么无形的东西飘在空中。那是狂喜！我们大声地喊出一个个数字来为自己鼓劲：八百一十、八百一十一、八百一十二……伴随着打字机不间断且有节奏的嗒嗒声、切纸机的撞击声、盖章的砰砰声、订书机的咔嗒声，还有纸张做旧机器低沉的隆隆声。

正当我沉醉于各种操作的旋涡中时，我突然感到眼前一黑，紧接着，就在那一瞬间彻底晕了过去。我眨了眨眼，又眯了眯眼睛，但无济于事。感觉眼皮很沉，没有知觉，眼前一片漆黑。我的听觉被一阵持续的嗡嗡声所取代，双手麻木。感觉身体一下子不再受自己的控制。

我再也无法支撑自己，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再次醒来时，我发现自己躺在地板上，蒙着眼罩。睡莲把我带到了住在附近的一个联络员的家里，以便有人照顾我。我很担心会因为自己不在而导致证件无法及时完工，坚持要他们别让我睡超过一个小时。我还记得睡莲当时说的话，这句话把一种对他人生命的责任感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证件伪造者阿道夫，而不是另一具尸体。”

△ 如今阿道夫 · 卡明斯基对世界的期待：“众生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