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问题是缺乏文化滋养

香港始终被认为是法治社会，甚至是法治社会的模范生。但这次持续几个月的骚乱所暴露出来的种种言行直毁三观，黄媒的是非不分、示威者的无理狡三分，整个社会给人感觉就是信口雌黄、断章取义、冷漠、无底线的黑白颠倒，更进一步，就是连基本的社会或人的常识与逻辑都没有，言行荒谬绝伦却不自知。直叹人怎么能无耻到如此地步。那么，问题来了，香港的法律完善吗？毫无疑问是完善的。但完善的法律为何塑造了如此低俗的社会道德和礼仪？塑造了如此撕裂的社会？塑造了如此不知耻辱为何物的怪行？

一般而言，现代社会运行秩序是依靠制度维持的，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个方面。法律制度可视为正式制度的主要呈现形式，非正式制度包括了习俗、惯例、道德、传统、风俗、宗教等内容。非正式制度是一个社会或族群长期演化的结果，被其中的人群视为维系族群秩序、约束成员行为的基本准则。对违反规则成员的惩罚更多的是依赖道德的力量，包括自省、忏悔、良心谴责等，包括其在族群或社会中生存成本增加等，这一点就像一个村子里某人伤害了邻居的牛或青苗，势必会被隔离，从而造成自己有事而无人帮忙的困境一样。也就是说，传统的族群社会孕育了人们的观念和文化基因，形成了解决冲突的准则，维系了基本的社会秩序。而正式制度则依赖于第三方的惩罚机制来完成对秩序的维系，如今天的法院、警察等。

从两者的关系上看，非正式制度是基础，其核心是一个社会、族群生存、生产中长期演化形成的文化。正式制度根植于非正式制度，其只是海面上的冰山部分。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维系社会运行秩序。如果单纯的依赖正式制度维系社会秩序，而没有非正式制度的习俗、惯例等做支撑，或社会成员之间遵从丛林法则，社会不可能存在秩序的。

工业革命以来的生产方式变革，促进了现代城市的兴起。现代城市的兴起过程实质上是无数的陌生人聚集的过程，人类社会由熟人社会变为陌生人社会。启蒙运动本质上是对人类从未面对的无数陌生人聚集在一起的相处规则的探讨，从而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国家、政府，以及法治。然而，任何国家和地区城市的形成过程，必然也是一个文化、习俗、惯例和传统等聚集的过程，更多的是具有相同文化基因的族群聚集的过程，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城市符号和特征，这也是城市多样性的根本所在。东方国家的城市和美国、欧洲、南美的城市是不一样的，只有长期生活在一个城市其中的人才能深刻体会到其城市的魅力和独特性。

近现代以来，西方经济先行国家随着其经济势力在全球扩散的过程，其自身具有的文化也随之扩散至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这一过程也是西方主导的正式制度向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扩散的过程。然而，由于西方先行国家的正式制度包含着其自身的文化基因，这些文化基因隐藏在其正式制度中。这些西方社会长期演化而来的道德观、习俗传统也随之扩散开来。当表面上的正式制度在全球范围内趋于一致时，却隐含了内在的非正式制度层面上的冲突。所以，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冲突和发达国家的城市冲突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同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冲突比发达国家的城市冲突包含了更多的文化层面的焦虑和自身根基渐失的不安。

回到香港问题，在经历了长期的英国殖民后，其文化的底色已经有些改变。同时，香港本身的发展和成长过程的复杂性，以及与内地的疏离，造成的结果是香港社会构成复杂，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在香港没有沉积和进一步的发展。而香港本身又是中华文明圈的构成部分，属于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不可能植入西方的文化基因。加之现实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西方对香港文化观念上的渗透，造成香港对中国文化的刻意距离，这些因素造成的结果就是虽然香港可以移植以西方为主的所谓现代社会治理架构，但在文化内核上却是一片荒漠，香港社会徒有其表而败絮其中。

因此，香港问题本质上是文化的问题，是我从哪里来的问题。人是社会关系的构成，人的认知、观念嵌入于其生活的社会，道德习俗惯例等是一个社会长期演化和优化的结果。中国人从咿呀学语就开始学习几千年前的文字、语言和文化，义、礼、家、国等观念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人而无仪，不死何为？人而无礼！胡不遄死？”、“先天下之忧而忧”是约束我们行为的基本法则。香港紧迫需要的不是西方标准下的所谓法治，那是东施效颦。香港需要的是找到自己的文化基因和传承，重塑社会的义礼观。长期来看，让小学生背背诗经论语、唐诗宋词比所谓的通识教育讲的许多所谓民主、自由等更有用、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