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女权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夕阳战列
2019-11-11 03:09
转载自https://zhuanlan.zhihu.com/p/74894491
女权主义，泛指近现代以来要求妇女权利，要求妇女解放，要求结束所谓“父权制”压迫的思潮。由于这种思潮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指导思想——从最初19世纪的自由主义影响，发展到激进主义，再到进入20世纪以来受到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使其逐渐发展为一种看似跨阶级的思潮。现如今，随着女权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影响，女权组织和女权运动也成为泛左翼运动中一个躲不开的话题。
与西方女权运动的组织化不同的是，近几年由不同意形态指导的种种女权言论，以类似亚文化圈子的形式在中国网络上频繁出现，几乎每次都会激起很激烈的舆论冲突，甚至诞生了一个中国特色的名词：中华田园女权。同时，很大一部分网络女权主义者又是其他平权运动如支持同性恋平权的群体的成员。这种种现实不免让人感到眼花缭乱，捉摸不清女权是“好”是“坏”，都说了些什么。
要明白女权主义在讲述些什么，我们首先需要将视角放到人类历史叙事的宏观体系之下。人类社会最初的分工毫无疑问是基于性别上的自然分工——男人负责狩猎、采集，女人负责生育、照顾家务，而这种分工是生产力不发达产生的必然结果。同时，在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里，氏族作为经济生产的基本单位，其内部尚不存在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区别和对立，而母系氏族制度的产生也只是因为群婚制下母亲是唯一可追溯的亲缘血脉——按母系继承可以准确地确保生活生产资料能留在氏族公社内。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男性的生产劳动在社会生产中占据愈来愈重要的地位，以及对偶制这种全新的婚姻制度逐渐取代了原始氏族公社的群婚制。这导致女性在继承上的、地位上的“特权”也就是母系继承自然而然地被父系继承所取代。同时，随着个体家庭经济的发展和个人的商品交换的发展，也就是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导致妇女的家务劳动被逐渐排除出社会劳动的范畴。这导致妇女的劳动日益沦为丈夫劳动的附属物，妇女也日益沦为丈夫的家庭的奴隶。因此，这种起初相对平等的对偶制最终转变为专偶制，转变为家长式的独裁，转变为所谓的父权制。恩格斯曾经指出“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他敏锐地看到了这种性别对立作为阶级对立最初表现形式的本质，而这种压迫的产生只不过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妇女在专偶制的压迫下来到了近现代、现代工业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劳动的人成为劳动工具——也就是机器的附属物，劳动者一切的个人属性对于生产劳动产品来说不再有什么特殊性，那么由此劳动者是男是女已经无所谓了。但是对于资本增值来说，雇佣女工不但意味着只用支付更低的工资，更意味着扩大劳动力市场，从而加剧工人之间的竞争形成对资本有利的局面——换句话说，方便资产阶级更贪婪地剩余价值，因此作为资本人格化表现的、奉行自由主义的资本家，也就不会对把他们从封建主手里争得的东西，自由平等地分享给妇女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女权主义脱离了一般的自由主义运动，挥舞起属于她们自己的旗帜来了。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女权主义者反对的这种父权制的压迫，既不是人类社会一贯就有的产物，也不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而是随着阶级社会的兴起而兴起，随着阶级压迫的变化而变化的一种特殊的压迫表现形式。正如性别歧视、潜规则不同于三从四德、裹小脚，也不同于女奴、典妻，不同历史时期父权对妇女的压迫，无论从表现还是根源来说，都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如果只是从性别上泛泛而谈，就会不得要领，甚至会以敌为友、以友为敌。那么，女权主义反对所谓父权制的斗争在本质上其实是阶级斗争。
然而，并不是所有女权主义者都认同阶级斗争的提法。我们已经提到，女权思想看似已经发展成为一种跨阶级的思潮，问题在于：在不同社会阶级的视角下，所谓“女权主义”必然会有不同的理论解释。
资产阶级以及其走狗自然不愿意看到劳动妇女解放自己的斗争动摇他们统治秩序的稳定，于是乎，一些资本家打起“女权主义”的旗号，开始提倡起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来了。他们鼓吹女性要体现所谓的个性，从而要求女性通过挥霍财富或者虚荣的装扮——比如女士香烟、比如名牌包包、比如金银珠宝、比如名牌服饰、比如香水口红化妆品……以此来表现自己所谓的价值，比如所谓的“女王节”，妄图通过消费狂热将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变成资本家盈利的狂欢。只要翻翻网页，你还可以找到更多这样“女权主义”的奇谈怪论和行为艺术，这些理所当然地将资本主义、“父权制”下的女性形象视为女性应有的形象，以一种极其荒诞的景象替代了妇女解放的斗争。
与此同时，另一帮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打出所谓“绝对真理”的旗帜，要求国家在法律、教育、福利等方面做出改良让步，而缄口不提对抗资本主义的斗争。他们实际要求的，只是女性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和男性资本家的平等，要求的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平等”。被称为“妇女选举权之母”的埃米琳·潘克赫斯特一开始打着女权的招牌，得到了大量女工的支持，由此争取到30岁以上妇女的选举权，但她反对将女性选举权扩大到21岁——那时候英国女工很少能有活到30岁以上的，这本质上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一战爆发后，潘克赫斯特夫人不再继续女权运动，转而支持英政府开战，呼吁女人投入生产，男人参战，她还鼓动女人积极参加“白羽毛运动”，通过羞辱英国男性，把他们推到帝国主义战争里充当炮灰。这种思潮发展到今天，很大一部分已发展为仅靠兜售以幻想阶级跃迁，幻想和平改良为基础的机会主义来获得支持，已然变成了破坏妇女参加阶级斗争的推手，和消费主义女权结成反动的思想同盟来攻击一切的社会主义运动。
即使是站在资本主义的对立面，摆出一副“打倒一切”的架势，也不见得就掌握了真理。某些激进主义女权和无政府主义女权，看上去的确不在为资本和传统说话，打着非常革命的旗号。但是他们革的是谁的命呢？是所有男性的命，把资产阶级的男性与无产阶级的男性划为一类，无差别打击。他们一方面天然地将女性放到男性的反面，忽视一切被压迫阶级远远高于内部性别差异的现实，忽视物质基础对现实斗争的重要作用，忽视父权制压迫的阶级本质；另一方面摆出最激进的姿态、喊着最耸人听闻的口号，却不能为劳动妇女做出哪怕是一丁点实际贡献。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不同阶级妇女的话语权是极不平等的：小资产阶级女性掌握了“女权”大部分的话语权，但是她们只纠结于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不触及根本；另一方面，在农村的农村妇女、工厂里的女工，她们是妇女中的大多数，受压迫也最深，但她们偏偏没有话语权，即便有为她们发声的团体，影响力也很小。当然，当面对质疑者时，小资产阶级女性也会偶尔提到农村妇女和女工，但用过之后就又把她们受苦的同胞丢回“武库”，继续为抽奖送游戏机、给丈夫戴绿帽子这类事情绞尽脑汁去了。
我们已经通过唯物历史观认识到，父权制压迫是阶级压迫的一种表现形式，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妇女同胞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随着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普遍解放而得到真正的解放。不是先要妇女解放才能有社会主义，而是相反，社会主义下妇女才能得到彻底解放。列宁指出：“哪里有地主，资本家和商人，那里甚至在法律上也不可能有男女的平等……法律上的平等还是不是实际生活中的平等。”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全面的阶级斗争建立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社会，才能产生彻底解放劳动妇女的社会环境。
而且，这早已不只是理论，而已经为历史事实所证明的了：且不说在第二届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大会上的三八劳动妇女节的确立，且不说十月革命后苏联成为全球第一个废除男女不平等法律的国家，我们就来谈谈中国的情况。在满清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中国，妇女是受到封建礼教的压迫和摧残的，自辛亥革命胜利，属于资产阶级的妇女运动才逐渐开始活跃起来，为妇女平等的权利大声疾呼。可是，这场运动最终走向了分裂，妇女运动在面临帝国主义列强以及其支持的反动派的阻挠时，一部分资产阶级妇女没有走出自身阶级的影响而放弃斗争，最终选择与大资产阶级妥协，与帝国主义妥协，与封建主义妥协，最终他们被社会主义妇女运动取代而走向了消亡，后来同北洋军阀厮混的“女流氓”沈佩贞就是这样可悲的人。
正所谓“病急乱投医”，为了实现所谓“女子参政”的梦想，在辛亥革命中投身杭州女子敢死队的“女豪杰”沈佩贞逐渐倒入封建势力的怀抱，充当袁世凯的“门生”，甚至做军阀江朝宗的“义女”，加上多次对人拳脚相加，甚至打砸宅邸，最终获得了“女流氓”的名号。
然而，另一部分既觉醒妇女意识，又觉醒阶级意识，自觉融入工农大众的妇女运动家们，没有步沈佩贞的后尘，她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感召下，将妇女觉醒意识带给中国贫苦的劳动人民，从而开创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妇女运动，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宋庆龄、何香凝、向警予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妇女们，这才第一次认清运动的路线和目的，才第一次将革命理论同实践真正地结合起来，从而摆脱了了资产阶级女权的唯心主义。
新中国成立之后，一个真正适合实现妇女解放的社会环境才被真正的建立起来。我们不难看到，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新中国的妇女运动是那么的热烈、那么的欣欣向荣：一批批妇女联合组织建立起来，妇女们开始认识到只有通过联合的行动，妇女才能自己解放自己；妇女得到了和男子等同的教育权，越来越多的女性能够接触到高等教育，扫盲运动也进行的如火如荼，知识壁垒不再横跨于男女之间；最最重要的是，没有大食堂，没有育儿所，就没有妇女解放，家务劳动的社会化，促使妇女劳动的社会化被第一次提上了日程——我们已经论述过，只有参与社会化大生产以及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保证，妇女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可能有的“女权主义者”会指着鼻子诘难我们：“难道工人和农民就不歧视女性了吗？构成压迫的大多数不正是你们吗！”当然，我们从没有说过社会主义刚一建成妇女问题就会凭空蒸发，它仍会在一定时期里广泛存在，但业已丧失经济基础，只是旧社会的残余。通过成立妇女组织、宣传男女平等、监督批评，社会主义完全可以将这些残余一扫而空。只有掌握自由、充分表达自我主张的权利，劳动妇女才能真正争取和捍卫自己的利益，而这种表达权，只有在社会主义下才能彻底实现，所以任何支持妇女解放的人，都应当无条件地拥护马克思主义——性少数团体也是同理。真心希望那些鼓吹“对待女权和性少数群体解放运动的态度，是试探真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标志”的朋友，能够深思熟虑、端正态度，认真学习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一切的一切都说明：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领导，坚持阶级斗争，妇女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所以，再看到这个问题：到底是“女权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我想，答案已经不言自明了。
女权主义，泛指近现代以来要求妇女权利，要求妇女解放，要求结束所谓“父权制”压迫的思潮。由于这种思潮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指导思想——从最初19世纪的自由主义影响，发展到激进主义，再到进入20世纪以来受到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使其逐渐发展为一种看似跨阶级的思潮。现如今，随着女权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影响，女权组织和女权运动也成为泛左翼运动中一个躲不开的话题。
与西方女权运动的组织化不同的是，近几年由不同意形态指导的种种女权言论，以类似亚文化圈子的形式在中国网络上频繁出现，几乎每次都会激起很激烈的舆论冲突，甚至诞生了一个中国特色的名词：中华田园女权。同时，很大一部分网络女权主义者又是其他平权运动如支持同性恋平权的群体的成员。这种种现实不免让人感到眼花缭乱，捉摸不清女权是“好”是“坏”，都说了些什么。
要明白女权主义在讲述些什么，我们首先需要将视角放到人类历史叙事的宏观体系之下。人类社会最初的分工毫无疑问是基于性别上的自然分工——男人负责狩猎、采集，女人负责生育、照顾家务，而这种分工是生产力不发达产生的必然结果。同时，在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里，氏族作为经济生产的基本单位，其内部尚不存在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区别和对立，而母系氏族制度的产生也只是因为群婚制下母亲是唯一可追溯的亲缘血脉——按母系继承可以准确地确保生活生产资料能留在氏族公社内。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男性的生产劳动在社会生产中占据愈来愈重要的地位，以及对偶制这种全新的婚姻制度逐渐取代了原始氏族公社的群婚制。这导致女性在继承上的、地位上的“特权”也就是母系继承自然而然地被父系继承所取代。同时，随着个体家庭经济的发展和个人的商品交换的发展，也就是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导致妇女的家务劳动被逐渐排除出社会劳动的范畴。这导致妇女的劳动日益沦为丈夫劳动的附属物，妇女也日益沦为丈夫的家庭的奴隶。因此，这种起初相对平等的对偶制最终转变为专偶制，转变为家长式的独裁，转变为所谓的父权制。恩格斯曾经指出“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他敏锐地看到了这种性别对立作为阶级对立最初表现形式的本质，而这种压迫的产生只不过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妇女在专偶制的压迫下来到了近现代、现代工业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劳动的人成为劳动工具——也就是机器的附属物，劳动者一切的个人属性对于生产劳动产品来说不再有什么特殊性，那么由此劳动者是男是女已经无所谓了。但是对于资本增值来说，雇佣女工不但意味着只用支付更低的工资，更意味着扩大劳动力市场，从而加剧工人之间的竞争形成对资本有利的局面——换句话说，方便资产阶级更贪婪地剩余价值，因此作为资本人格化表现的、奉行自由主义的资本家，也就不会对把他们从封建主手里争得的东西，自由平等地分享给妇女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女权主义脱离了一般的自由主义运动，挥舞起属于她们自己的旗帜来了。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女权主义者反对的这种父权制的压迫，既不是人类社会一贯就有的产物，也不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而是随着阶级社会的兴起而兴起，随着阶级压迫的变化而变化的一种特殊的压迫表现形式。正如性别歧视、潜规则不同于三从四德、裹小脚，也不同于女奴、典妻，不同历史时期父权对妇女的压迫，无论从表现还是根源来说，都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如果只是从性别上泛泛而谈，就会不得要领，甚至会以敌为友、以友为敌。那么，女权主义反对所谓父权制的斗争在本质上其实是阶级斗争。
然而，并不是所有女权主义者都认同阶级斗争的提法。我们已经提到，女权思想看似已经发展成为一种跨阶级的思潮，问题在于：在不同社会阶级的视角下，所谓“女权主义”必然会有不同的理论解释。
资产阶级以及其走狗自然不愿意看到劳动妇女解放自己的斗争动摇他们统治秩序的稳定，于是乎，一些资本家打起“女权主义”的旗号，开始提倡起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来了。他们鼓吹女性要体现所谓的个性，从而要求女性通过挥霍财富或者虚荣的装扮——比如女士香烟、比如名牌包包、比如金银珠宝、比如名牌服饰、比如香水口红化妆品……以此来表现自己所谓的价值，比如所谓的“女王节”，妄图通过消费狂热将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变成资本家盈利的狂欢。只要翻翻网页，你还可以找到更多这样“女权主义”的奇谈怪论和行为艺术，这些理所当然地将资本主义、“父权制”下的女性形象视为女性应有的形象，以一种极其荒诞的景象替代了妇女解放的斗争。
与此同时，另一帮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打出所谓“绝对真理”的旗帜，要求国家在法律、教育、福利等方面做出改良让步，而缄口不提对抗资本主义的斗争。他们实际要求的，只是女性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和男性资本家的平等，要求的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平等”。被称为“妇女选举权之母”的埃米琳·潘克赫斯特一开始打着女权的招牌，得到了大量女工的支持，由此争取到30岁以上妇女的选举权，但她反对将女性选举权扩大到21岁——那时候英国女工很少能有活到30岁以上的，这本质上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一战爆发后，潘克赫斯特夫人不再继续女权运动，转而支持英政府开战，呼吁女人投入生产，男人参战，她还鼓动女人积极参加“白羽毛运动”，通过羞辱英国男性，把他们推到帝国主义战争里充当炮灰。这种思潮发展到今天，很大一部分已发展为仅靠兜售以幻想阶级跃迁，幻想和平改良为基础的机会主义来获得支持，已然变成了破坏妇女参加阶级斗争的推手，和消费主义女权结成反动的思想同盟来攻击一切的社会主义运动。
即使是站在资本主义的对立面，摆出一副“打倒一切”的架势，也不见得就掌握了真理。某些激进主义女权和无政府主义女权，看上去的确不在为资本和传统说话，打着非常革命的旗号。但是他们革的是谁的命呢？是所有男性的命，把资产阶级的男性与无产阶级的男性划为一类，无差别打击。他们一方面天然地将女性放到男性的反面，忽视一切被压迫阶级远远高于内部性别差异的现实，忽视物质基础对现实斗争的重要作用，忽视父权制压迫的阶级本质；另一方面摆出最激进的姿态、喊着最耸人听闻的口号，却不能为劳动妇女做出哪怕是一丁点实际贡献。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不同阶级妇女的话语权是极不平等的：小资产阶级女性掌握了“女权”大部分的话语权，但是她们只纠结于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不触及根本；另一方面，在农村的农村妇女、工厂里的女工，她们是妇女中的大多数，受压迫也最深，但她们偏偏没有话语权，即便有为她们发声的团体，影响力也很小。当然，当面对质疑者时，小资产阶级女性也会偶尔提到农村妇女和女工，但用过之后就又把她们受苦的同胞丢回“武库”，继续为抽奖送游戏机、给丈夫戴绿帽子这类事情绞尽脑汁去了。
我们已经通过唯物历史观认识到，父权制压迫是阶级压迫的一种表现形式，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妇女同胞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随着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普遍解放而得到真正的解放。不是先要妇女解放才能有社会主义，而是相反，社会主义下妇女才能得到彻底解放。列宁指出：“哪里有地主，资本家和商人，那里甚至在法律上也不可能有男女的平等……法律上的平等还是不是实际生活中的平等。”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全面的阶级斗争建立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社会，才能产生彻底解放劳动妇女的社会环境。
而且，这早已不只是理论，而已经为历史事实所证明的了：且不说在第二届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大会上的三八劳动妇女节的确立，且不说十月革命后苏联成为全球第一个废除男女不平等法律的国家，我们就来谈谈中国的情况。在满清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中国，妇女是受到封建礼教的压迫和摧残的，自辛亥革命胜利，属于资产阶级的妇女运动才逐渐开始活跃起来，为妇女平等的权利大声疾呼。可是，这场运动最终走向了分裂，妇女运动在面临帝国主义列强以及其支持的反动派的阻挠时，一部分资产阶级妇女没有走出自身阶级的影响而放弃斗争，最终选择与大资产阶级妥协，与帝国主义妥协，与封建主义妥协，最终他们被社会主义妇女运动取代而走向了消亡，后来同北洋军阀厮混的“女流氓”沈佩贞就是这样可悲的人。
正所谓“病急乱投医”，为了实现所谓“女子参政”的梦想，在辛亥革命中投身杭州女子敢死队的“女豪杰”沈佩贞逐渐倒入封建势力的怀抱，充当袁世凯的“门生”，甚至做军阀江朝宗的“义女”，加上多次对人拳脚相加，甚至打砸宅邸，最终获得了“女流氓”的名号。
然而，另一部分既觉醒妇女意识，又觉醒阶级意识，自觉融入工农大众的妇女运动家们，没有步沈佩贞的后尘，她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感召下，将妇女觉醒意识带给中国贫苦的劳动人民，从而开创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妇女运动，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宋庆龄、何香凝、向警予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妇女们，这才第一次认清运动的路线和目的，才第一次将革命理论同实践真正地结合起来，从而摆脱了了资产阶级女权的唯心主义。
新中国成立之后，一个真正适合实现妇女解放的社会环境才被真正的建立起来。我们不难看到，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新中国的妇女运动是那么的热烈、那么的欣欣向荣：一批批妇女联合组织建立起来，妇女们开始认识到只有通过联合的行动，妇女才能自己解放自己；妇女得到了和男子等同的教育权，越来越多的女性能够接触到高等教育，扫盲运动也进行的如火如荼，知识壁垒不再横跨于男女之间；最最重要的是，没有大食堂，没有育儿所，就没有妇女解放，家务劳动的社会化，促使妇女劳动的社会化被第一次提上了日程——我们已经论述过，只有参与社会化大生产以及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保证，妇女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可能有的“女权主义者”会指着鼻子诘难我们：“难道工人和农民就不歧视女性了吗？构成压迫的大多数不正是你们吗！”当然，我们从没有说过社会主义刚一建成妇女问题就会凭空蒸发，它仍会在一定时期里广泛存在，但业已丧失经济基础，只是旧社会的残余。通过成立妇女组织、宣传男女平等、监督批评，社会主义完全可以将这些残余一扫而空。只有掌握自由、充分表达自我主张的权利，劳动妇女才能真正争取和捍卫自己的利益，而这种表达权，只有在社会主义下才能彻底实现，所以任何支持妇女解放的人，都应当无条件地拥护马克思主义——性少数团体也是同理。真心希望那些鼓吹“对待女权和性少数群体解放运动的态度，是试探真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标志”的朋友，能够深思熟虑、端正态度，认真学习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一切的一切都说明：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领导，坚持阶级斗争，妇女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所以，再看到这个问题：到底是“女权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我想，答案已经不言自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