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贵族说什么语言?
德意志贵族说什么语言?
这个问题好像是废话。当然是德语啦!
不过其实没那么简单。
掌握语言数量不少于长者的德意志贵族
德意志贵族(特别是皇室、王室、诸侯和高级贵族)和欧洲其他国家的贵族一样,是高度国际化的。
欧洲各国的统治家族互相通婚,比如英国自汉诺威王朝开始,因为信奉新教,贵族(特别是王室和高级贵族)较少与天主教国家(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的贵族通婚,所以英国贵族在婚姻中的选择面较窄,德意志的广大新教贵族是英国贵族最重要的婚姻对象。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在2000年说过:
欧洲的各个统治家族互相之间很熟悉。他们经常见面,交流很多。法国是天主教国家,所以英国王室很少与法国上层通婚。我们和比利时有一些婚姻关系,但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当然斯堪的纳维亚是可以接受的。但距离英国最近、能够为英国王室成员提供妻子和丈夫的国家就是德国,所以英德在这方面的亲戚关系非常多。[1]
与之类似,在天主教圈子里,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各邦(奥地利、波西米亚、西班牙、匈牙利、意大利部分地区、巴尔干部分地区、波兰部分地区等)的贵族也会构成一个通婚的网络。
广泛的跨国婚姻让很多贵族的领地跨越了国家和语言的疆界,或者说有的家族枝繁叶茂,在许多国家都有分支(这一般是家族特别成功的体现)。所以我们很难用民族和边界来划定欧洲贵族。德意志贵族也是这样,他们是高度国际化的一群。最典型的例子要算哈布斯堡家族,他们一度统治着多民族的超级大国。萨克森-科堡-哥达家族的成员曾统治德意志的萨克森-科堡-哥达公国、葡萄牙王国、保加利亚王国、比利时王国和英国。霍亨索伦家族的成员不仅是普鲁士国王、德国皇帝,还曾是罗马尼亚国王。
在较低的层面上,德意志贵族也在全欧洲繁衍生息和奋斗。卡尔·海因里希·冯·拿骚-西根公子(Karl
Heinrich von
Nassau-Siegen,1743—1808)是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大帝和权臣波将金公爵聘请的海军将领。他是出生于法国的德意志人,与传奇的法国探险家路易·安托万·德·布干维尔伯爵一起环球航行,成为西班牙贵族,娶了一位波兰贵妇,曾经是塔希提岛王后的情夫,最后为俄国效力。[2]再比如,曾经当过希特勒的秘密外交官的马克斯·霍亨洛厄-朗恩堡公子(Max Egon zu Hohenlohe-Langenburg,1897—1968)曾感慨过霍亨洛厄家族的国际化成就,他的家族养育了“一位德国首相、一位法国元帅、一位红衣主教、好几位奥匈帝国元帅、好多位普鲁士将军和巴登将军、多位符腾堡世袭元帅和俄国沙皇的好几位侍从长”。[3]
卡尔•海因里希•德•拿骚-西根公子
既然拥有高度国际化的身份,那么德意志贵族掌握和使用多种语言也就理所当然了。贵族子弟很小年纪就要学外语。普莱斯侯爵汉斯·海因里希十七世(Hans Heinrich XVII.von Pleß)八岁时就要每天阅读英文的《泰晤士报》和法文的《费加罗报》,然后把新闻浓缩一下,口述给父亲。顺便说一下,这是学外语的一种很好的办法,值得向中国读者推荐。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侯爵威廉(Wilhelm von Hohenzollern-Sigmaringen,1864—1927,他的弟弟当了罗马尼亚国王,称斐迪南一世)每天读三种语言的报纸:英语的《伦敦新闻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法语的《罗马独立报》(Indépendence romaine)和德语的《布加勒斯特日报》(Bukarester Tageblatt)。[4]
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侯爵威廉
懂得多种语言,也是贵族的统治工具。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自己会说法语、意大利语、捷克语,匈牙利语也会说一些。所以他能与自己的各族臣民交谈,这是维系君主与臣民之间纽带的重要手段。一个会说捷克语的奥匈皇帝,比较容易让捷克臣民对他产生认同感和好感,觉得他不是外国人,而是“我们的皇帝”。他的妻子,著名的“茜茜公主”原为巴伐利亚公爵小姐,嫁到奥地利皇室之后也立刻受到督促,去学习帝国臣民的诸语言。最后她成为才华横溢的语言专家,懂得九种现代语言,还懂古希腊语和拉丁语。[5]她掌握了不错的匈牙利语,赢得了匈牙利人的好感,这是哈布斯堡家族能够在1848年革命的动乱之后保住匈牙利的原因之一。
奥匈帝国皇后伊丽莎白,即茜茜公主
普莱斯侯国位于西里西亚,在今天的波兰南部。普莱斯家族的孩子除了德语之外要学波兰语,因为他们的领地上有很多波兰农民。作为地主老爷的普莱斯侯爵自己懂波兰语,能够顺畅地与农民交流,就能更好地避免对立与冲突,波兰农民也会对主子有更多认同感。菲斯滕贝格侯爵马克西米利安·埃贡二世(Max
Egon II. zu
Fürstenberg,1863—1941)是威廉二世的密友。他的领地横跨德奥两国,手下同样有大量斯拉夫臣民(捷克人),他也努力学习捷克语。后来他成为奥匈帝国上议院议员的时候,优秀的语言技能帮了他不少忙。[6]
威廉二世的好友和大富豪,菲斯滕贝格侯爵马克西米利安•埃贡二世
懂(多门)外语,除了非常实用之外,在德意志贵族圈子里也是身份和地位的符号。如果只懂德语一门语言,是有失身份的事情。荷兰贵族维多利亚·本廷克(Victoria
Bentinck)说她的侄女出于某种原因(不是爱情)嫁给一位德意志伯爵,而此人是个粗鄙的乡村地主,只会说德语,在世家豪门本廷克家族的环境里如同鱼儿出了水,因为本廷克家族的人会在四种语言当中随意自由切换。[7]
黛西·康瓦利斯-韦斯特(Daisy
Cornwallis-West,1873—1943)是个英国军官的女儿,她嫁给了德国最富有的贵族家庭之一的掌门人普莱斯侯爵汉斯·海因里希十五世。四十年来她一直没有好好学过德语,一个重要原因是,德国贵族们,包括德皇威廉二世,都坚持和她说英语。可见当时德国贵族圈子已经有相当普遍的英语技能。不过她的另一位朋友,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曾告诫她要学好德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英国王室,德语还是很重要的,爱德华七世确保他的几个年纪较长的儿子学好德语。王子乔治(后来的乔治五世)被册封为威尔士亲王之后就被送到德国黑森去德语。[8]
嫁到德国豪门的英国军官之女黛西
有意思的是,上流社会的语言教育和保姆也有联系。对德意志贵族来说,最重要的外语曾经是法语,毕竟法语一度是欧洲非常强势的文化与外交语言,并且法国保姆和家庭女教师在全欧洲上流社会的圈子里都很普遍。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大王自幼由法国胡格诺教徒女教师玛尔特·德·卢库尔(Marthe de Roucoulle)夫人抚育,并且他生命中其他重要的女性,他的母亲和姐姐,和他说话都只用法语。他长大之后崇尚法国文化,阅读和写作文学作品都用法语,与亲信交谈也用法语,只有对下人讲话才用德语。他表示过厌恶德语,对当时的“狂飙突进”德语民族文学也不感兴趣。[9]弗里德里希大王的弟弟,普鲁士王子海因里希则告诫年轻军官要掌握法语,“免得人家以为我们是日耳曼野兽”。[10]
到了19世纪末,法国保姆不再一统天下,英国保姆和家庭女教师)席卷全欧。聘请英国保姆在德意志贵族圈子里变成很时髦的事情。于是,形形色色的英国儿歌、童谣对德意志贵族孩子们产生了很大影响。据说在20世纪初的德国,如果哪个贵族孩子不知道英国儿歌《三只瞎老鼠》(Three
Blind Mice),在贵族圈子里简直是奇耻大辱,说明这个孩子幼年没有受过体面的教育。[11]
不过,在民族主义高涨的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前期,说多种语言、拥有国际化身份的德意志(高级)贵族也因此遭到民族主义者、资产阶级和右翼势力的攻击。不说“纯净”的德语,被认为是不爱国、不接地气或者堕落的表现。而受教育程度较低、有反智主义倾向而常常趋向于右翼保守的德国(东部)小贵族也加入到对高级贵族语言国际化的抨击当中。普鲁士小贵族汉斯·冯·特雷斯科(Hans
von
Tresckow)有一次到饭店吃饭,遇见三位大贵族:两位德意志诸侯和一位波兰伯爵。这三人都是普鲁士上议院议员。当时普鲁士政府正在推行将自己领地内波兰少数民族日耳曼化的政策,包括为波兰族臣民推行德语教育。而这两位德意志诸侯居然和波兰伯爵用法语交流,并且这位伯爵明明德语说得极好。此事让“爱国志士”特雷斯科恼羞成怒。[12]
德意志贵族口中的德语
即便说德语的时候,德意志贵族也和其他阶层的人不一样。直到20世纪50年代,奥地利贵族的德语还受到资产阶级的嘲笑,因为他们的德语不够纯净,用外语词非常多。[13]这也许是因为掌握多种语言的贵族即便在说母语时也不由自主地使用外语词,在德语里掺入许多英语、法语、意大利语、拉丁语等等。
但贵族德语的独特不仅仅在于用词。它的发音、语调等习惯都与其他人不太一样。举一个中国人比较熟悉的例子来类比,英国区分阶层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发音,上层社会与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发音和语言习惯有非常大的差别,一听就知道某人属于什么阶层。电视剧《唐顿庄园》里,伯爵老爷是沉稳、高雅、雍容的上流社会口音,伯爵夫人是美国人则另作他论,管家和老爷的贴身男仆是不错的中产阶级口音,厨娘和小厮们则完全是另一种口音。《唐顿庄园》虽然是部娱乐化的电视剧,并且在尊重史实方面受到了一些批评,但在上述的大框架方面的表达没有问题。
语言学家艾兰·罗斯(Alan S. C. Ross)参与编写了一本书叫做《贵族理应行事高尚:英国贵族可识别特征的研究》(Noblesse Oblige: An Enquiry into the IdentifiableCharacteristics of the English Aristocracy),在英国引起了轰动,很多资产阶级人士把这本书当作教科书,来模仿和学习上流英语的发音和用词。[14]
语言学专著《贵族理应行事高尚》的首版封面
贵族口音的独特,在女性身上比男性更为显著。原因可能是男性贵族有较多机会闯荡世界,比如从军、旅行、到外地当官,他们需要与形形色色的人交谈;而女性相对来讲过着社会化程度较低的生活,与外界接触少。罗斯的研究就主要得到了很多贵族女性的帮助,并以她们为主要研究对象。《唐顿庄园》里伯爵本人的口音还算“正常”,而他的女儿们,尤其是大小姐玛丽,就让人觉得口音比较浮夸,比较矫揉造作。
德国贵族的情况类似,可惜没有中国人熟悉的影视作品来当例子。德国男性贵族的口音一般没有女性那么夸张。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录音保存下来的男性贵族的口音总体还相对“正常”。[15]
与不同的人讲话的时候,贵族当然会用不同风格的德语。威廉二世在民众面前表现得“接地气”,他对贵族们说话时也比较轻松随意,但贵族们如果同样接地气地回答他,就大错特错了。比如皇帝称呼克洛德维希·霍亨洛厄-希灵斯菲斯特侯爵(Chlodwig
zu Hohenlohe-Schillingsfürst,1819—1901,曾任首相)为“叔叔”,后者当然不能以长辈自居,而是自称“皇帝陛下最谦卑、最忠诚的仆人”。[16]
曾任德国首相的克洛德维希•霍亨洛厄-希灵斯菲斯特侯爵
不过君主之间是平等的。德意志第二帝国是个联邦制君主国,帝国框架内有26个邦君,虽然有的是普鲁士国王,有的是小小的侯爵,但他们都算统治者,互相之间可以比较亲近地说话。大家知道,德语里的“您”和“你”在涵义上有很大差别,前者显得正式、尊重、地位悬殊或冷淡甚至敌意,后者随意、地位平等或亲热甚至放肆。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侯爵威廉和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在用德语交流的时候,互相就称“你”,而不是“您”,尽管乔治五世是一个庞大帝国的统治者,而威廉统治的是一个没有完整主权的袖珍小国。[17]
贵族圈子内部也有一定程度的平等。在巴伐利亚,贵族们即便第一次见面,也要用名字互相称呼,显得很亲热而平等,而不是用拘谨、正式的全套头衔与姓名。[18]这也许是贵族集团凝聚力的一个表现吧。而贵族互相之间的这种亲热,其实也是拉开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距离的手段。贵族刻意互相之间亲热如兄弟,而对资产阶级彬彬有礼,其实是把资产阶级当外人。
英国贵族比较普遍地使用标准发音,各地区的贵族较少用方言。比如《唐顿庄园》里的格朗森伯爵的家在英格兰北部的约克郡,他的下人大多是讲约克郡土话的本地人,而他自己用上流社会通行的标准发音,不讲方言。而德国贵族常常用自己的方言和地方口音。俾斯麦喜欢用土腔和下层人民交谈。德皇威廉二世的口音听起来像普通柏林人。[19]很多轶闻故事里提到过皇帝陛下的柏林口音,他相当受民众欢迎的原因之一可能就是接地气的口音和语言习惯。
不过,按照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的说法,威廉二世的即兴演讲往往能吸引和激励现场听众,但稿子被录成文字发表之后却会有负面的反应。比如他说中国人是“黄祸”,告诫妇女管好“孩子、厨房和教堂”(Kinder,
Küche,
Kirche)就足够了,并说社会主义者是“没有祖国的家伙”。这些话都有具体的上下文语境,虽然很不谨慎、缺乏品味、在今天看来很反动,但在当时其实并没有字面上看起来那么恶劣,反而会引起很多民众的共鸣。和很多现代名人一样,威廉二世懂得吸引媒体,却没有办法控制媒体对他的断章取义。[20]
德意志贵族喜欢用地方口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传统上信奉“亲民”(Volksnähe)的理念,与乡村和土地有着紧密联系;很多贵族敌视城市生活、现代性和资产阶级。他们往往从小在乡村庄园长大,从身边的下人(当地农民)那里学会了很多言辞。贵族往往更愿意和下层民众相处,而厌恶受过教育、附庸风雅、喜欢攀龙附凤、喜欢模仿贵族的资产阶级。所以有很多乍看起来奇怪的描述贵族与农民亲密相处的故事。博多·冯·阿尔文斯莱本伯爵(Bodo
Graf
v.Alvensleben)曾是一战之后右翼准军事组织“钢盔队”的领导人之一,还当过德国绅士俱乐部主席。20年代,他常在自家庄园的啤酒馆站柜台,为村民倒免费啤酒。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有次一边散步一边与朋友高谈阔论,被一个老农民的问候打断,于是停下来亲切地询问对方家里的孩子如何、牲口如何、庄稼收成如何。[21]弗里德里希·卡尔·卡斯泰尔-卡斯泰尔侯爵(Friedrich
Carl zu
Castell-Castell,1864—1923)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军服役,他就觉得贵族很容易与农民出身的普通士兵打成一片,而喜欢拿腔拿调的资产阶级军官令他厌恶。并且他生活在乡村环境里,他和农民关心的话题是类似的:庄稼、骑马、大自然等等。出身城市的资产阶级与贵族地主的共同话题比较少,说话的习惯也不一样。
博多•冯•阿尔文斯莱本伯爵
德国语言学者沃尔夫冈·弗吕瓦尔德(Wolfgang Frühwald)说,德国资产阶级有自己的“受过教育的方言”,与贵族和“下层民众”都不一样,后两者倒是有很多相似之处。[22]所以,总结来看,语言,无论是外语还是作为母语的德语,都是德意志贵族身份的象征,也是他们与其他阶级拉开距离、划清界限的工具。
[1] Urbach, Karina. Go-Betweensfor Hit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23.
[2]蒙蒂菲奥里,西蒙·塞巴格,《罗曼诺夫皇朝:1613—191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陆大鹏译。
[3] Urbach, Karina. Go-Betweensfor Hit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9.
[4] Ibid., Pp. 20-1.
[5] Sinclair, Andrew. Death by Fame: A Life of Elisabeth, Empress of Austria. St Martins Press, 1999.P.31.
[6] Urbach, Karina. Go-Betweensfor Hit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22.
[7] Ibid.
[8] Ibid. P. 21.
[9] Blanning, T. C. W. Frederickthe Great: King of Prussia, Random House, 2016.P.33.
[10] Duffy, Christopher. Military Experience in the Age of Reason. Routledge,1987, P. 7.
[11] Urbach, Karina. Go-Betweensfor Hit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21.
[12] Ibid., p.22.
[13] Ibid., P. 15.
[14] Urbach, Karina. Go-Betweensfor Hit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6.
[15] Ibid. P. 16.
[16] Ibid. P.17.
[17] Ibid.
[18]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S.55.
[19] Urbach, Karina. Go-Betweensfor Hit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6.
[20] Clark, Christopher. IronKingdom: The Rise and Downfall of Prussia, 1600-1947, Penguin, 2007,p.591-4.
[21]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S.114.
[22] Urbach, Karina. Go-Betweensfor Hit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