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粉碎喀什桥头阴谋始末
西域都护官方账号解放前，喀什驻军计有整编42师师部、整编骑兵第9旅旅部、旅部直属部队、特务连（即警卫连）、通信连、工兵连、辎重连和重兵器营（辎重机枪、迫击炮、战防炮、战防枪等4个连）以及专任喀什城防的整编42师独立步兵团第2营。
喀什北门外有条季节河，是喀什噶尔河的支流，水深且阔，上面架着一座大桥。这桥目标显著，一般人都知道。桥北路西沿河北岸有军营房，旅直重兵器营就驻扎其间。新疆“9.25”起义后，企图哗变的队伍，主要是重兵器营的部分官兵，他们预谋发难的地点就是这座大桥，本文也因而以此名篇。
（一） 艰危的转变
和平起义前夕，社会各界尤其是军界对于时局的变化格外敏感，几乎到处都能感到一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恐怖气氛。1949年9月25号早上，驻防喀什汉城（即疏勒县）的整编42师师部发出一个紧急通知——
奉师长谕：“着即召集回汉两城所属各部队少尉以上官佐（惟连队值星官留部执勤，免予参加），不带武器，于今日上午10点齐集回汉两城中间旷野地，士兵不准参加，听取重要讲话。”
“不带武器”、“重要讲话”，这些字眼，颇有分量地落在心上，我自不免狐疑一阵：为什么不让带武器？什么重要讲话？为什么有官无兵？……
整队之前，熟人相见，大家是相视点头，问好而已，无人谈论国事，看样子每个人的心情都有点紧张。
指定集合的地点“大操场”，其实，这里是一片与世隔绝的狂野，平日少见人迹，四周放了岗哨，禁止通行，警戒线推到200米开外，连哨兵也听不见“重要讲话”的内容。
10点钟，新疆警备副总司令兼整编42师师长赵锡光、整编骑兵第9旅旅长兼喀什警备司令马平林等相偕来到大操场。赵锡光登坛讲话，宣布和平起义。他的话说的非常委婉，大意是——
“前不久，我去焉耆同陶总司令会面，开了一个军事会议，认真分析了当前国内特别是新疆的局势，慎重探讨了驻新军队、就是咱们大家的出路问题。对于时局和出路，我和总司令有着相同的看法和主张。近来马家军在兰州打垮了，共军节节发展，张掖、酒泉、嘉峪关相继易手，全国都快解放完了。我们的东边是共军，西边是三区民族军，而民族军的后面还有他们的靠山苏联红军，用军事术语说，这种态势叫做‘腹背受敌’。今天，我们所处的境地，是一块死地！怎们办呢？只有谋求和平，化干戈为玉帛，举行和平起义，跟共产党合作，共同保卫和建设新疆，这才是最好的选择。说老实话，这也是形势逼人，迫不得已，不得不这样做啊！”
说到这里，下面立即浮起了一片嘤嘤嗡嗡的声音，不少人交头接耳起来——
“这不是投降吗？”
“一枪不打就降吗?”
“什么‘起义’！说得好听”
有的人甚至嚷了起来。
顿时，会场乱了，有些人怒形于色，简直就要愤然离去。马旅长见状不妙，马上登坛高呼道：
“同志们，袍泽们，请大家安静，安静——！师长还有话讲，非常重要的话！”
许是出于听众的好奇心理，部队霎时静了下来，待听“非常重要”的下文。这时，赵师长容色镇定，大声喊道：“弟兄们，今天的大会，不光是宣布起义，还要宣布共产党对待起义军人的政策。这项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三不动’——职务不动，级别不动，待遇也不动。原来干啥，依旧干啥，同解放军的军官是一样的。”
谁人不受现实的制约？哪个不重自己的前程？在群情冲动之际，“三不动”无异一种镇定人心的灵丹妙药，使激愤的人们立即缓和下来，会场秩序又归于稳定。于是，赵师长又把“三不动”作了扼要的阐释，使大家清醒的认清利害，明智地考虑去从。
散会后，师旅各单位分头回营，一路上，有的人愁眉苦脸，长吁短叹；有的人放生嚎啕，涕泗滂沱；有的人呼天抢地，怨天尤人，一片末日惨像，令人沮丧。
会场上的骚动，归途上的声泪，究其所以，“忠”、“畏”二字可资解答——
这里所谓“忠”，当然是指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愚忠。在场的各级军官，长期受到栽培，大抵心存“忠于党国”的思想，难于突然来个一百八十度的急转，进行背叛。至于“畏”，指的是害怕共产党来了杀头。由于受到反共宣传的影响，不少人误认为共产党草菅人命而怕字当头。
总之，引导一支庞大的军队进行政治立场的转变绝非易事，不仅艰难，而且危险。
至于我个人，当时思想也很矛盾，一方面，“忠”、“畏”二字，心里也是有的，另一方面，我毕竟不同于那帮眼光短浅的迂夫子，也不同于那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同他们相比，我比较识时务。在历史转折的严峻关头，经过一番思想交战，终于理出了如下几点认识，从而稳住了自己。
1、 新疆孤悬塞外，仗是打不成的，只有谋和，别无选择。
2、 我是职业军人，只能保民，不能害民。新疆一乱，百姓遭殃，个人也无好下场。
3、 我半生戎马，幸好从来没跟共军打过仗，彼此无冤无仇，既然竭诚拥护，人家总会高抬贵手吧。
4、 身为上校参谋主任，官不算大，也不算小，稳住部队，才有前途，部队一乱，大都完蛋。
宣布起义后，曾经有人哭丧着脸问我咋办，我说：“共产党来了要杀的话，上有总司令、军长、师长、旅长。把他们当大官的杀完之后，才轮到我们中级官，至于你们下级军官，职卑罪小，依我看，不会杀头的，怕什么？”这种人是真的来请教出路，还是别有用心，前来试探我应变的意向呢？我说不准。不过，假如真的有人企图利用我的资望，把部队拉走，铤而走险的话，我是绝对不会干那种自就死地的蠢事的，因为我已打定主意：稳住部队，谋和图存。
（二） 及时的告密
无庸讳言，旧军队官兵无不受到反共宣传的影响，认为共产党不逊于黄巢、张献忠“杀人如麻”，所以不少人对于起义怀有抵触情绪。此外，部队兵员复杂，有些兵痞，进疆以前是游击队，收编为游击队之前，则是地方股匪。这种人贼心不死，一遇风吹草动，就想重温绿林旧梦。尤其是哈密、迪化、库车等地骚乱迭起，风声传来，这些亡命之徒更是蠢蠢欲动。总之，“9.25”之后，新疆境内许多地方都有此类不逞之徒乘机兴风作浪。
喀什北门大桥南端有家小饭店，附近重兵器营的官兵常来光顾。一天傍晚，旅直辎重连兽医上士李长青路过这里，进店叫碗面条吃，堂倌说：“稍等一会儿，马上就到。”等面的当儿，李长青看见屋角暗处的一张桌边围坐着几个军人，戴的都是军士肩章。再看桌上，已是杯盘狼藉，几个醉汉围着残肴剩酒在交头接耳。其中一个，醉态特显，端起酒杯摇摇晃晃，朝着对坐的两个说——
“来，再敬二位一杯！”
“李班长，酒已够了，不能再喝了。”
“说什么‘够了’，酒逢知己千杯少么。”说着，脸一仰，干了杯，又说——
“朋友，你我兄弟不在一个营连，可是咱们的心却在一起，比一母同胞还亲。时间，记住了吧？”
“记住了，十二点。”
“还有记号——”
“知道，白袖章，红布条。”
“记清楚，布条系在枪通条头上。还有，地点可别搞错了，就是……喏，就是窗子外面的……”话犹未了，他身边的一个士兵急得插话说：“班长，小声点儿！那边有人。”说着，使了个眼神，冲李长青方向努了一下嘴。那酒鬼会意，便拖腔拖调地问：
“什么人？我瞧瞧。”说着站起身，朝李长青踉踉跄跄地挪了两步，醉眼惺忪地瞅着李长青说：“过路的——没事儿，没事儿。”稍停，又自鸣得意地说：“不是我吹牛，回汉两城的老兵，没有我不认识的。”
那酒鬼的表演还在继续，机智的李长青可坐不住了，面条也不等了，拔腿就走，径往连上跑，去向连长告急。原来这位兽医上士是辎重连连长周希哲的亲信，亲眼看到饭店的一幕，自然是知情即报。周连长闻讯，火急跑来告我。最初我是将信将疑，心想会有这样的歹徒？及至召李长青来见，听了他的面述，才知情况危急，务必火速遏止。
（三）得力的措施
当时，马旅长应赵师长之召，到军部开会去了，副旅长暂时缺任，参谋长不很理事，遇事推诿，于是这十万火急的军机便落在我的肩头。
为及时粉碎歹徒们的叛乱阴谋，我在旅长办公室连打了七个电话——
第一个电话，急召特务连长柳永春、工兵连长孟宪文、通信连长罗大章、辎重连长周希哲来开会，通报紧急情况，命他们火速查清自己连内与重兵器人员来往，有叛乱嫌疑的人，速把名单报我。
第二个电话，打给马旅长，说家里有急事，请他马上回来。为了防止监听，预先让周希哲连长到总机房进行监视，对总机员说：“只需接线，不要测听。”
马旅长赶回旅部，听了我的报告，也是半信半疑，说：“不会吧，会有这种事？”即至听了旅直四位连长查究情况的汇报，又见到了各连报来的名单，才深信无疑。于是面授机宜，着我赶快查办。
第三个电话，急召重兵器营营长吕铁夫来见——
“请吕营长接电话。”
“营长不在。”传令兵回答。
“赶快去找！限十分钟，找到他；误了大事，唯你是问！”
第四个电话，打给喀什城防营长，简要通报情况，提醒注意，明确防区，加强力量，严密巡逻。
第五个电话，是打给18团于学智团长的，请于速来旅部，商量要事。并对该团副团长韩宝义说：“你坐镇团部，尽力稳住部队，不时与各连连长通电话，了解部队情况。而不时通话，等于随时点名，以加强各部队长和部队的控制。”
第六个电话，再次催吕营长速来旅部。只听吕铁夫在电话里泣不成声，问我咋办。我说：“咱们是男子汉、大丈夫、硬骨头，是足智多谋的指挥官，哭什么！你快把营门岗哨换成你的亲信，派个可靠的排长带班，营门上只准进，不准出，这是第一着。第二，马上召集各连长，说明危急情况，让他们组织好自己的亲信，做好应变的准备。第三，现在天色已晚，你马上集合全营官兵在大操场上点名讲话，利用点名的机会，命各连长带领各自的亲信15至20人，全副武装，把全连所有武器收入库房落锁。这个动作要快当，要彻底，如果搞得不好，部队就有‘炸’的危险。还有，点名毕，解散后，叫士兵马上睡觉，不许随便行动，违者严惩不贷。”
有些话本当面授，不宜在电话里说，可是事态危急，迫在眉睫，也只好冒险为之。吕营长听我帮他出了主意，壮了胆，早已止住哭声，连连说“是，是，马上照办。”
第七个电话，打给银行，我对行长说：“有点情况，但不大要紧。为防意外，今晚请把贵行全体职员和家属集中起来，住在楼下，我们警备司令部马上派出一个加强连，住在楼上，加强保卫力量。另外，组织三个排轮流巡逻，严密防范，请你们放心。有什么动静，速来电话；遇事沉着，不要惊慌。”
行长连声称谢，并说；“我立即遵办，欢迎贵军光临！”
打完七个电话，已是晚10点，便宣布城内实行宵禁，禁止通行。接着，派中校参谋龚仆率特务连一个班，坐卡车奔赴各连，按各连所报名单，逮捕企图叛乱的头目共30人。其中为首的是个副连长，其余大都是班排长。所捕人犯押送旅部禁闭室，隔离关押，严禁互相接触。
不久，王震兵团第二军进驻喀什，旅部备文将这批人犯押送二军政治部，经左齐主任转送军法处审理定罪。
及至1983年复查历史旧案时，我在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证明，他们当时仅有叛变企图，但无行动，尚未构成犯罪，故而宣告无罪，予以平反了。只有原骑9旅中尉军械员何绍元一人，由于当时他曾答应为叛乱分子打开军械库房，听任抢劫，罪行严重，判为极刑，于1950年5月1日予以处决。
经审讯得知，这伙人叛乱的目的有三：一、抢军械库里的武器弹药，充实力量，扩大队伍，从而纵横一方；二、抢银行，抢富户，解决断饷数月的穷困和贪发横财；三、如果打不过共军，就往巴基斯坦跑，那里人烟稀少，男少女多，好找老婆，以解光棍之苦。
“桥头阴谋”的被粉碎是喀什军民的一大幸事。而幸运之由来，实缘人为：当时许多军官特别是各部队长的识时务和听指挥是极为可贵的，而尤其可喜的则是李长青的及时告密。假如没有此人的这桩义行，那么，5个小时之后，沉睡梦乡的喀什古城就会燃起兵燓，遭受一场浩劫。啊，那及时的告密，多么值得庆幸！而当年那些与我同力合作的袍泽们，又多么令人怀念！
粉碎喀什桥头阴谋，我身经其事，起义整编后，在一次学习会上，轮到我交代个人历史，我如实叙述了这段史实。同志们评议认为，桥头之变的平息，首功应当归我鲁某。师政治部保卫科李科长听了不以为然，他说：“刚起义，就要功，是不应该的。”可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组织科长石镇西同志却当场予以反驳道：“交代历史，实话实说，好的就是好的，坏的就是坏的，无论好坏，毫不隐瞒，和盘托出，我认为，这是忠诚老实的表现，当然不能说是什么要功了。”
后来写过多次自传，交代个人历史，我怕又担“要功”之嫌，所以一直避而不谈。而今，到处弥漫着尊重历史的气氛，所以我才乐于旧话重提，把那桩避祸就福的往事忆写出来，使读者一览庐山真面目，也给喜欢探究历史的朋友留下一点资料。
作者鲁建陵，原任国民党整编42师骑兵第9旅上校参谋主任，1949年参加新疆“9.25”起义。整编后，历任教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7师水管站站长等职。已离休，享团级待遇。
作者：鲁建陵，喀什汉人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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