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社会工作实践：挑战与对策

编者按

本期推送学者Fernando H. Serra等人在期刊Child and Adolescent Social Work Journal上发表的文章Social Work Practices for Children, Youth and Families in Portugal: Challenges and Approaches。本期主要探讨葡萄牙对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保护和干预制度，借此力求突出社会工作者和其他专业人员的研究和创新实践。

背景

在1910年葡萄牙制定了第一项旨在保护儿童的立法，尽管有良好的意愿，易受伤害的儿童仍被送往庇护所和“教养所”。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这种模式以较小的变化盛行，特别是在独裁政权时期（1926-1974）。1974年4月的革命终于建立了现代民主制度，并由此开始了建立真正的儿童保护制度的缓慢过程（Ferreira，2011）。但是，重点仍然放在儿童的制度化上，而不是社区和预防方法上。

挑战

与其他国家一样，对儿童，年轻人及其家庭进行干预对于社会工作者而言是一个复杂而又充满挑战的领域（Magalhães，2002；Melo＆Alarcão，2010；Carvalho，2015）。从业者在多学科框架和机构网络中干预这些委员会，评估风险并确定应根据其最大利益保护儿童的策略（Melo＆Alarcão，2011）。他们还必须具备与儿童、家庭和收容这些儿童的家庭和机构打交道的能力和复原力。在这种情况下，道德敏感性是至关重要的专业能力（Ferreira，2011）；社会工作者对社会和他们所干预的人民负有社会责任；在倡导中，他们必须挑战不公正的政策。例如，批评安置和保护儿童但将儿童作为服务人质的政策和组织，使儿童无法体验寄养家庭或收养家庭的环境。这一级别的许多干预措施赋予了家庭以基本权利，破坏了儿童是家庭权利的基本原则，这对社会工作者来说是一个挑战。

儿童和青少年的社会工作最近受到了2000年之后的经济和金融危机的挑战。葡萄牙受到2008年危机和随后采取的对策措施的严重打击，并接受了国际金融和监管机构强加的紧缩政策（Governo daRepúblicaPortuguesa，2011）。葡萄牙国家服务机构和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必须寻找解决社会问题和需求的新方法（González＆Figueiredo，2015）。

针对性研究和成果

Campos等人（2019）在文章“评估住宿青少年的身心问题以及心理技能”中强调了心理健康问题，该文章将葡萄牙住宿护理的青少年与有关心理健康问题及其心理社会问题发生率的规范性数据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住宿护理中的青少年出现了较高水平的精神健康问题，学习成绩较低，社会支持网络也较差。此外，他们的社会心理技能与心理健康问题呈负相关。这些发现与需要尽早评估青少年在寄宿家庭中的心理健康问题的必要性一致，以防止进一步的脆弱性以及支持复原力。心理健康和幸福也是Rodrigues等人（2019）文章“青少年在住宿照料中的心理调节：青年自我报告/优势和困难问卷的比较分析”关注的重点。由于YSR和SDQ是最常用的自我报告工具，用于筛查问题和评估青少年的心理适应能力，因此本文专门分析了其在居家照护中的比较效用。结果确实表明，与标准的同龄人相比，住宿照料的年轻人表现出更多的适应不良迹象。发现这两种自我报告测量之间存在显着的相关性，并且还与某些情境和年轻人的变量相关，这支持了同时使用这两种工具的效用。Soares等人（2018）在文章“与收养相关的收益，损失和困难：被收养孩子的观点”中探讨了儿童视角。结果表明，被领养儿童确定了被领养经验固有的四个主要收获。最频繁的是与成为家庭成员并体验家庭生活。被收养者确定了与其收养前生活有关的损失，特别是出生家庭的损失（父母和兄弟姐妹）以及先前的人际关系损失（尤其是同龄人）。大多数被收养人报告说，他们在收养后的生活中面临家庭和社会关系方面的困难，例如与收养父母和同伴公开就收养问题进行沟通。研究结果表明，儿童对收养的适应是复杂的，矛盾的和具有个人经验的。总而言之，这些文章表明，住宿护理是葡萄牙的主要模式，在提供除护理和养育之外的服务方面遇到了挑战。

Nata和Cadima（2019）描述了“葡萄牙以父母和家庭为中心的支持：从公平的角度服务/计划的背景和分析”。本文对目前在葡萄牙实施的以证据为基础并承诺的以父母和家庭为重点的支持计划进行了全面的概述。几个审查程序以及专家咨询可以确定11个家庭和育儿支持计划。然后对这些计划的有效性进行实证分析，并仔细研究有助于解决社会和教育不平等现象的关键特征和原则。

以家庭为中心的实践也是Dias和Cadime（2019）文章的重点，“以儿童和家庭为中心的幼儿教育和护理服务实践：葡萄牙家庭和从业者的实证研究”。这项工作旨在探讨家庭和从业者对以儿童/家庭为中心的行为及相关变量的看法。总体而言，虽然观察到一些差异是由于从业者的培训或专业经验所致，但实践更多地以儿童为中心，而不是以家庭为中心。从家庭收集的数据表明，以儿童为中心的做法最为普遍，因为家庭干预主要在于提供有关儿童可预测的发展以及服务功能的信息。Relva等人（2019）的研究重点是与冲突有关的家庭功能，“兄弟姐妹冲突和父母纪律：家庭沟通在葡萄牙青少年中的中介作用”。该研究发现了不同的家长纪律维度、家庭沟通和同级冲突解决之间的联系。这三篇文章共同强调了在整个家庭生命周期中以有目的的方式与父母互动的重要性。

Silva和Teles（2019）在其文章“促进儿童和青少年的健康：葡萄牙在建立学校合作网络中社会工作的贡献”中提出了一项名为“学校健康平台”的学校社会工作干预措施，卡斯凯什市政府在此平台上开展工作。该项目基于合作伙伴关系网络，在该网络中，社会工作发展了集体干预措施，以促进儿童和青年的健康。作者强调了与儿童和青年进行社会工作的集体行动维度，以增强个人和结构层面的能力。

最后，Real和Vieira（2019）在他们的文章“学校青少年和社会工作中的精神活性物质滥用：葡萄牙Castelo Branco的专业人士和学生的观点”中描述了对社会工作学校干预的研究，强调了预防性社会干预计划对解决青少年滥用药物的重要性。他们使用定性方法来探索青少年的滥用毒品生活经历，以及他们对参加学校预防性社会计划的看法。作者得出结论，必须在生命的早期阶段，不仅通过关注毒品和消费行为的实践，而且寻求青少年的整体心理社会发展和赋权的干预措施，开展非特定用途的毒品预防活动。

文献来源：

Alves, R. T., Jr., Nelson-Gardell, D., Tavares, M., & Young, T. L. (2019). Developing a functional code system to analyse forensic interviews with suspected victims of child sexual abuse. Child and Adolescent Social Work Journal. doi:10.1007/ s10560-019-00612-z.

文献整理：张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