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天生都是“自由派”——婴儿全能感如何塑造极端思潮、巨婴人格与生命悲剧

引言

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三十几岁，依然觉得父母欠她，伴侣欠她，整个世界都欠她。她只主张权利，不承担义务；只要求自由，不接受约束。任何规则、任何挫折、任何不被满足的瞬间，都被她解读为“压迫”与“亏欠”。

你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言论：男性是天然的施害者，女性是永恒的受害者；性别本身即原罪，任何差异都是权力结构的产物。以及，你或许也听说过，越来越多未成年的孩子，因为被没收手机、成绩下降被批评，就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三类人——成年巨婴、激进女权、轻生少年——看起来毫不相干。但这篇文章要告诉你：他们心里住着同一个灵魂，一个从未长大的婴儿。

这个灵魂，在心理学上叫“婴儿全能感”；在本文的术语里，叫 “天生自由派”。

一、什么是“天生自由派”

婴儿刚出生时，没有任何能力，唯一拥有的是“全能感”——一种原始的、绝对的自我中心。他认为世界应该无条件满足他的一切需求，他的哭声就是最高命令，任何不满足、任何延迟、任何约束，都是对他的侵犯。

这不是道德缺陷，而是生物性本能。我们每个人，都是从这一步开始的。

所谓 “天生自由派” ，并不是政治学上的自由主义，而是指那些未能用理性驯化这种本能、终身停留在婴儿全能感中的个体。他们的核心特征是：

先天受害预设：把自己定义为被亏欠的一方；

权责分离：只主张权利，不承认义务；

无边界的自我中心：我的意愿就是世界的法则；

用道德优越感替代现实责任。

这种心理结构，正是后面所有问题的源头。

二、婴儿全能感如何被“合法化”——从托洛茨基到极端女权

你可能会问：一个婴儿的本能，怎么会变成一套完整的、貌似深刻的社会理论？

答案是：因为有一群人，花了近一百年，把它一层层包装起来。

这条异化路径，起点是托洛茨基的 “不断革命论” 。最初的“不断革命”，是针对阶级革命的战略判断：反对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主张革命要持续推进，直至全球推翻资本主义。它还有一个明确的终点——阶级压迫的彻底消灭。

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西方新左派运动受挫，托派知识分子放弃了工人阶级，转向了文化领域的身份政治。他们把“不断革命”的内核，从“持续解构阶级特权”异化为“持续解构一切权力结构”。战场从工厂、议会转移到了性别、种族、性取向。革命的终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 “永远进步、永不停止” 的无限解构。

极端女权，正是这套逻辑在性别领域的最終形态。经典女权有明确的终点：法律平等、同工同酬、消除制度性歧视。而异化后的“不断革命式”女权，没有终点。它从消除制度歧视，发展到消除语言中的“微冒犯”，再发展到否定一切生理性别差异，再到无限细分受害者身份……它唯一的存续逻辑，就是不断制造“受害者-施害者”的二元对立，靠道德优越感维持自身正当性。

而这一切，恰好与婴儿全能感的心理结构完美同构：“我的意愿就是最高法则。任何不符合我意愿的，都是对我的压迫。”

三、巨婴化人格：婴儿全能感的成年形态

当这种未被驯化的本能，与“不断革命”式的激进叙事结合时，就产生了巨婴化人格。

巨婴不是生理意义上的婴儿，而是社会化彻底失败的人。他们表现出：

先天受害者心态（原生家庭欠我、社会欠我、男人欠我）；

双标认知（我的自由是权利，别人的自由要服从我）；

拒绝成长（不学习承担、不学习妥协）；

用道德优越感代替现实责任。

极端女权叙事最蛊惑人心的地方，恰恰在于：它把最原始的自我中心、最幼稚的巨婴心态，包装成了“女性觉醒”“反抗不公”的正义事业。这让人心安理得地拒绝成长，在虚幻的道德高地上俯视整个世界。而代价是：她们再也无法建立任何平等、互惠的社会关系，最终在无尽的怨恨中完成自我毁灭。

四、青少年轻生：婴儿全能感最惨烈的终局

你或许很难想象：一个被没收手机的孩子，和一场被包装成“革命”的社会思潮，竟然源于同一种心理结构。

但事实如此。

当一个孩子始终被困在“世界必须无条件满足我”的全能感中，任何微小的挫折——不让玩手机、成绩下降、被老师批评——都会被他的大脑放大为“施害者对受害者的极致虐待”。他的认知里没有“规则”“责任”“边界”，只有“满足我”与“侵犯我”的二元对立。

当这种认知积累到某个阈值，他会选择用最极端的方式，完成对“亏欠者”的终极惩罚：自杀。不是因为他真的不想活了，而是因为在他的逻辑里，死亡是唯一能让“施害者”永远背负原罪的手段。这不是对生命的放弃，而是婴儿全能感用生命作为代价，进行的最后一次“绝对自由主张”。

五、为什么这种本能没有被驯化？

人类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有无本能，而在于能否用思想性驯化生物性。家庭，正是完成这一驯化的第一场域。

但今天的家庭教育，普遍出现了两种失败：

过度管控：要么替孩子屏蔽一切挫折（顺从型），要么用恐惧压制一切叛逆（高压型）。前者让孩子从未学会面对“不被满足”；后者让孩子把规则理解为压迫，而非共识。

过度放任：要么完全不管（放养型），要么连基本生存保障都没有（匮乏型）。前者让孩子在真空中自生自灭；后者用生存暴力扭曲了本能的正常发展。

无论哪一种，结果都一样：孩子带着未被驯化的婴儿全能感，进入了成年。

而互联网上的激进叙事——极端女权、“原生家庭亏欠论”、“非自愿出生论”——恰恰为这种本能提供了合法化的理论外衣。它们告诉孩子：你的愤怒是对的，你的不满足是天经地义的，你不必为任何人负责，只需要不断主张你的权利。

于是，社会化进程被彻底阻断。巨婴不再是个例，而成了普遍现象。

六、自由与民主的相斥：无责任的自由只是特权

这篇文章想要传递的最后一个判断是：自由与民主，本质上是互斥的。

民主的核心，是个体让渡一部分绝对自由，形成公共规则，以实现集体存续。它要求权利与义务对等，自由与责任共生。而“天生自由派”所追求的，是不承担任何责任的绝对自由。这不是自由，这是特权。

当你拒绝社会化、拒绝为他人负责、拒绝遵守公共规则时，你不是在追求解放，你只是在退回到婴儿期的幻觉里。真正的成熟，从来不是靠受害者叙事逃避责任，而是打破“世界该围着我转”的幻觉，成为一个权责对等、能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的人。

这，才是思想性战胜生物性的标志，才是个体与社会的真正进步。

结语

每个人生来都是“自由派”——带着婴儿全能感，带着“世界该围着我转”的本能。但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我们能够用理性驯化本能，用思想性驾驭生物性。真正的成长，不是把自己永远锁在受害者的位置，而是走出那个幻觉，对自己的人生负起全部责任。

极端思潮不会让你觉醒，它只会让你永远困在婴儿期。巨婴不是你的宿命，轻生不是你的出口。自由不在无边界的主张里，而在你为自己负责的每一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