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十二时辰》观影之长安不值得，成都值得（上）

古装反恐剧《长安十二时辰》上周末走向了剧终，这部戏几个月来在网上口碑炸裂好评如潮，不仅仅是因为该剧在民居建筑、皇宫殿宇、车船桥鞍、服饰家居等做了极为用心的还原，无论从器物还是典制上再现了“小邑犹藏万家室”的盛唐气象，而且在剧情推进模式上扬弃了美剧《24小时》，把“注水”和“烂尾”的负面风评压低到。

龙波（萧规）、狼卫、何孚、毛顺这些不同身份不同阶层的人，虽然终极动机并不一样，但能在某个节点上走在一起，组成了形式上的“复仇者联盟”，意图给上元灯节献个“大礼”。若以抽象的同理心观之，他们背后的诉求也都有其足够的合理性，但大多数毁灭者心中都有一个地狱般的血泪故事，透露出来家-国-天下的政治伦理的张力，不断向以张小敬、李必为代表的长安“守卫者联盟”发起这样的挑战：这个长安还值不值得你去守护？

公元八世纪上半叶的长安，是怎样一座城市？美国航空航天局下属的地球观测站时不时发布全球夜景图，合成后的夜景图能够非常直观地展示各国城市的扩张、人口规模以及可以推算能源的使用以及市民的经济活动。光的亮度越高，面积越大，就说明该地区的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和活力就越高。

设想，如果在天宝三年，也就是《长安十二时辰》发生的那一年，测绘全球夜景，那会是怎样一张图？彼时的欧洲正深陷在中世纪的泥潭中难以自拔，再开明的历史书在书写8世纪的欧洲史时都免不了“黑暗”、“蒙昧”等词汇；阿拉伯人灭掉了波斯萨珊王朝，距离巅峰期的伊斯兰时代尚有些时日，于是在8世纪中叶人口规模就能破百万的长安城（含某些关中郊区），无疑是整个夜空图中最耀眼的那颗星。

古代农业社会，户籍数量可以拿来直接宣示一个帝国或者王朝的繁盛度，如果对比汉朝的长安城，唐长安几乎完全说是一座新城，是在北朝杨隋的大兴城基础上扩建的，原址“水皆咸卤，不甚怡人”，而且旧长安城随时有被南移的渭水淹没的危险。

长安新城在总设计师，“隋朝版毛顺”宇文恺的图纸规划下，用了十个月初步建成，有了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重架构的基本格局。杨坚死后，多动症患者，有建筑规划癖的杨广虽然一直对江南吴地心向往之，但大兴土木进一步扩展大兴城的恰恰就是他。可以说，杨氏父子奠定了整个唐长安城的主要架构，给108坊的填充完善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天宝三年，整个欧洲的人口和大唐人口，保守估计大唐人口能秒欧洲人口最多城市的数量有20多个

李唐建制后，正式将大兴城改名为长安，并且在城东北地势比较高的地方建了整个唐朝皇宫最核心的办公和居住场所——大明宫，同样活泼好动的唐玄宗李隆基又亲手策划修建了兴庆宫，拓出了夹城，加宽了龙首渠、清明渠和永安渠，当历史走向开元末天宝初这个历史节点的时候，大唐帝国的国势达到了最顶峰，长安城内表面上也氤氲着万民安乐的无比祥和富庶的气息，它不但对大唐诸夏子民来说是个梦幻都市，在那些夷吏、番商、胡僧这些异域化外之人眼里更是人间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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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烽燧堡之战最惨烈的时刻，队长闻无忌激励士气的话语是长安城外火红的柿子树，

也所以说，旅贲军队长崔器走了一条私买军籍这样一条险路，目的就是为了落户长安，战死前手写血书“长安”二字，此处应有地下城城主葛老的金句：“愿你所守的，能配得上你。”

永新县全县人民把他们的救灾活命的梦，也在千里之外袅袅婷婷的许鹤子的长安花车上；

天宝年间仅次于毛顺的晁分，那座长安沙盘是他一生最大的荣耀……

然而，彼时的长安是妍皮裹媸骨的长安。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范阳一声炮响，给长安送来了“安史之乱”。承平日久的大唐帝国遽遭战火，就好比一个身体长期强健的壮汉突染沉珂，纵有猛药调和，形体渐安，但病根难除。叛军狼奔虎突，从起兵到攻破东都洛阳仅仅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又过了五个月，潼关失守。

安禄山从起兵到占领长安，这七个月的时间不但是大唐盛极而衰的转折点，也是我国中古史最关键的节点之一。天宝十五年的夏天，马嵬驿的悲情留下的是片片残唐。

但是史家若以“仓皇”来形容唐玄宗携带家眷和龙武军一同出逃的状况，或许并非那么符合史实。我们发现，早在玄宗百分百确认安禄山确实已经叛乱的情况下，他做了这么几手准备：

他的宝贝儿子永王李璘出任山南节度使，颖王李璈出任剑南节度使，已经控制了蜀地以及江陵等外围重镇，其实早就有了往四川逃亡的意图。查《旧唐书》和《资治通鉴》，此处均用了史笔，说杨国忠“首倡幸蜀之策”，然后玄宗点头，毕竟皇帝说带头往哪里跑那就显得失掉了皇家威仪。

李隆基自己肯定没想到，当天宝十五年六月甲午日从延秋门带着老少家眷在龙武军的护送下出来的时候，他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他的奔蜀故事遵循了“悲剧-戏剧”般的历史辩证法一再上演：

建中四年，唐德宗在泾原兵变之下逃到奉天（陕西乾县），不料却遭遇二次兵变，受到前来解围的大将李怀光的胁迫，这时候也是山南节度使严震“受旨奉天奉迎”，看来德宗也想往四川方向跑，只不过最终未遂；

唐朝末年，当农民起义军逼近潼关的时候，仓皇逃窜的唐僖宗在骆谷口召见了凤翔节度使，后者建议他留在凤翔避祸，但是唐僖宗执意南下，“且幸兴元，以图恢复”；

当然了，逃出长安的皇帝还有唐代宗，他治下的吐蕃之乱时间很短暂，所以出逃之后，还没来得及往四川跑，很快就回来了。

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对唐朝皇帝来说不存在的。

不过唐朝皇帝“打不过就跑”的精神，让清朝的史学家王夫之很钦佩：“唐虽乱而不亡”，所以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又延续了上百年，也算是个不小的奇迹。这一点连明粉也感慨，如果明思宗朱由检早点跑出北京城，说不定还有“以图恢复”还都北京的机会。

但笔者这里讨论的重点是：为何大唐帝国的皇帝跑出长安的时候，基本上都喜欢往蜀地跑呢？当然这里有玄宗成功出逃最终成功靖安回到了都城的先例，确实有很强的示范性效应，除此之外，汉中-成都一线到底有什么魔力一再成为大唐帝国的“陪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