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最大既得利益者不是富人小群体，而是占多数的“小镇做题家”群体

【本文来自《为什么反对、抵制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校长黄春的观点？》评论区，标题为小编添加】

　　比较一下，张桂梅校长的奉献和努力精神令人敬重，但专业水平显然没有这位黄校长高。我们需要奉献精神，但不能只靠奉献精神搞教育，从整体上说，更重要的是专业水平。这种重要性比较不是用一个人否定另一个人，而是说我们的教育界在专业水平上已经存在相当大的问题，目前更重要的是纠正和创新。

　　绝大部分黄校长的教育理念我是高度赞同的，只是有些目前没有公认理论认识的东西，黄校长应该也没办法说准，主要包括如下两点，我说下看法：

　　１、分数未必不该在评价体系内，而是形成分数的评价方向有严重偏差——它评价的是简单勤奋，不是思维能力。“简单勤奋”，其实就是在学生中的“不够专业就用敬业来替代”。黄校长是教育实践家不是理论家，对评价体系说到他这种程度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个问题不能只停留在指出评价的多元、多样性，也不能单纯只以孩子兴趣爱好为主去看这个问题，这成了很多人在歪曲黄校长在搞“快乐教育”的借口（西方“快乐教育”是撒手不管死活随便，哪有这么投入和关注？会配置黄校长这样的老师、校长吗？）。

　　２、面向思维能力培养的教育可以解决相当一部分现实的孩子资质差的问题，也可以最终用几代人的时间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面向思维能力培养的教育是个有待创新的课题，不是现成的解决方案，即使有现成理论和方案，教育行业本身的整体人才配置已经过度偏向简单勤奋是事实，这个事实想改，是要经过艰难和较漫长的过程的。眼前的当务之急，可能是先把中学的逻辑思维课程先开起来，哪怕是选学——中国长期没有这个课程是完全不合理的。

　　此外，关于既得利益者，我要说下自己的观点。现在模式教育的最大既得利益者不是富人小群体，而是占多数的“小镇做题家”群体。这种群体的既得利益表现在，他们曾经用所谓的“公平”理念逼迫教育朝简单勤奋方向倾斜，而将作为数代家庭努力成果的已经在思维能力上有潜力的学生淘汰出局（这当然相当于抢劫），他们自己成为没创新能力的高学历做题家而白占高级教育资源，代价是整个国家因创新不充分满足需求而走向内卷和躺平，以及整体的教育成本成倍提升。这些人维护其既得利益的方式之一就是，谁提教育改革主张谁就是搞西方的“快乐教育”，就是与中国多数人利益作对。这种既得利益群体的问题，黄校长即使知道也不适合讲，所以我要替他讲。“小镇做题家”本是中国教育方向失误的受害者，但走入社会之后，他们的作用里必然会有站在既得利益立场上害人的成分，这个群体不是单纯受害者，也不可以看作是绝对中性无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