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前外长期许中国“理解他人”
2025年12月3日星期三
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荣星期一(12月1日)在广州参加第九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他在发表演讲时指出,实事求是“说起来很容易,但很难做到”。
1793年英国派出了马戛尔尼伯爵来到中国,当时乾隆皇帝对这个外交代表团不屑一顾,嗤之以鼻,认为没有什么可向西方学习。清朝在心理上无法接受欧洲能达到中国的水平,更遑论超越中国。
“讽刺的是,现在的局面180度大转弯了,西方对于中国重返全球舞台,先是否认,接着是愤怒,我觉得,现在正从愤怒向讨价还价过渡,还需要时间才能真正接受现实,实事求是。”
杨荣文说,心理学家发现人在遭遇无法逆转的重大负面事件的时候,会经历五个心理阶段:先是否认,之后是愤怒、讨价还价、抑郁,最后是接受。
他在演讲最后引用了圣方济亚西西800年前写下一段著名祷文作为期许:“我们应该寻求理解他人,而不是仅仅渴望被他人理解。他人理解自己很重要,但是同样重要的是要理解他人。”
“理解”——怎么才算是理解他人或者被他人理解呢?
大英博物馆和法国的罗浮宫的中国文物什么时候归还吗?
做这件事是最为融通的“理解”这一词汇的非常有意义的事,法国、英国等他们愿意做吗?
最能体现“理解”一词的有这几个词语“宽恕”、“原谅”、 “体谅”等。
说到“原谅”,这里有一个小故事:
1970年12月7日,时任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向华沙犹太人遇难者纪念碑敬献花圈。他整理好花圈后突然双膝跪下,这一幕震惊了全世界。
“毫无疑问,这个行为令人吃惊,并且在德国引起轩然大波。很多经历过第三帝国的老人认为,这样做有些过。但更多人认为,他应当下跪。”
“华沙之跪”已经被视为一个文化和政治象征,即德国领导人代表全体德国人正视历史、承担罪责,向在二战中被屠杀的犹太人和波兰平民忏悔。所有德国人和国际有识之士,如今都高度评价勃兰特当初的一跪。
勃兰特在华沙的“惊世一跪”被认为是德国彻底反省战争罪责的代表姿态,促进了德国与波兰等国实现战后和解。勃兰特1971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华沙之跪”是不是直接跨过“理解”这个层次,到了被“曾经的受害者”“宽容、宽恕”的境界!
北大教授戴锦华:与日本学者战争讨论,大概是一生中最负面的经验 - 今日头条
最近,自媒体广泛传播北大教授戴锦华,一段2016年3月7日《历史记忆和未来想象》公开课片段;具体内容是——北大教授戴锦华参与了日本学者共同组织的、为期五年的学术活动,主题围绕战争与和平展开。然而,这段学术经历却成为她一生中最负面的经验。日本学者即便是那些被公认为“一流”的左翼知识分子——在面对战争罪责问题时,表现出惊人的集体回避。据戴教授回忆,每当她提及南京大屠杀,对方便会迅速转向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当她强调日本在二战中的加害者角色时,对方则立刻强调日本作为“战争受害者”的身份。更令人失望的是,这些学者坚持认为,日本的侵略战争仅仅是其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段“曲折”历程,而非系统性罪行。他们反复强调:“我们是战后一代,不承担战争责任。”这种态度不仅是对历史的切割,更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
这种对话的困境不仅存在于中日学者之间,也映射出全球历史叙事的权力结构。欧美主流思想对亚洲战场的历史同样表现出选择性漠视。在他们的话语体系中,战争受害者的生命被隐性地划分等级——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无法与犹太人大屠杀的受难者相提并论,前者在国际舆论场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
由此证明一个血淋淋的现象——这个世界看似文明但是依旧信奉“丛林法则”!
南开大学教授艾跃进曾言,‘尊严只在剑锋之上,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这句话冷酷地揭示了国际关系中权力是话语权基础的现实。唯有强大的实力,才能确保‘被理解’的权利不被漠视。
只有拳头够硬,才有说话的权利。有了话语权,才有可能被理解!否侧,你只有去理解人家的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