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教非洲人民种蘑菇”的真实经历，暴露中国援非的多重困境

郭先举 严俊 刘玉照

江西财经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

上海大学经济社会学与跨国企业研究中心（IESM）

【导读】 在传统发展援助频频陷入“援助陷阱”的今天，“如何让援助项目自己活下去”成为全球南方普遍面对的难题。本文从中国援助R国的菌菇项目切入，以罕见的田野细节和跨主体视角，展示技术援助在落地、扩散、商业化、冲突与再平衡中的全链条过程。

这不是一篇“成功学”式的案例总结，而是一幅复杂、真实的南南合作图景：当地民众从怀疑“白色蘑菇会不会有毒”，到因看见收益而主动学习；翻译员D在技术培训中成长、创业，却突破项目规范；政府部门在依赖援助与渴望主导权之间摇摆；本地生产者面对竞争压力，对援助方既依赖又反感……技术在跨文化、跨制度的撞击中不断被重塑，援助关系也随之发生新的张力。

文章更具启发性之处在于其对“可持续”的重新定义：不是简单地把公益交给市场，而是在市场化、社会性与国家能力之间寻找动态平衡。农技中心通过限制产量、引入多边合作、协商行业规范，逐渐化解冲突、重建信任，探索出一种“共生式”援助可能。

援助不是一次性交付的工具包，而是一段需要持续协商、共同成长的关系。这篇文章提供的，正是理解这种关系的钥匙。

本文发表于《文化纵横》2025年10月刊，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授人以渔”：国际发展项目如何可持续

▍引言：发展援助的困境与问题提出

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长期以来面临着粮食安全和发展困境，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统计，2022年撒哈拉以南非洲有2.81亿人处于严重粮食不安全状态，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1]国际援助成为解决上述问题的重要方式。传统“南北合作”以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物资援助为主，但过度依赖单向“输血”的弊端日益显现。许多批评认为经合组织（OECD）国家提供的援助并未达到理想效果，反而导致受援助国陷入“援助陷阱”。[2]近年来，随着全球南方国家的兴起，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发展开始崭露头角。由于同属于发展中国家，援助国和受援助国之间的发展阶段更为接近，经过“验证”的发展经验和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更有助于推进受援助国的发展。[3]因此，相较于“南北合作”，“南南合作”的一大特点是以技术援助为主要内容。

相较于纯粹的物资援助，技术援助更讲求可持续性，追求实现“授人以渔”的效果。以中国为例，技术援助贯穿中国数十年的对外援助历程。比如，早期针对朝鲜和越南等国的技术培训班，面向非洲等地区的示范农场、农业技术试验推广站、农田水利工程和派遣农技专家等援助项目。[4]尽管如此，国内一个具有丰富经验的援外专家曾告诉笔者，当他们的团队在多个国家开启新的援助项目时，发现上世纪60~70年代中国援助的农业机械一直尘封在仓库中，此前的技术也无所延续。这意味着，即使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技术援助，也有一定概率不能实现理想规划。

市场机制往往被认为是解决援助项目可持续问题的重要方式之一，这一机制也被纳入中国二十多个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项目设计中。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之后，中国商务部和农业部共同制定了农技中心的目标定位、指导原则和公益性职能，将农技中心分为项目建设、技术合作和商业化运营三个阶段管理。[5]尽管这种设计方案兼具公益性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却面临着多样化的处境。比如，在中国援乌干达农技中心项目中，承担援助工作的四川省华侨凤凰集团在中后期向商业化运营转型时，与乌干达农业部在运营主导权及利益分配等方面产生争议，项目于2017年被迫提前移交给乌方，但乌方接手后却缺乏足够的经营能力，鱼饲料加工厂和鱼苗孵化基地近乎瘫痪，至今仍然没能有效运转。除此之外，许多长期在国际发展领域深耕的国际组织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发源于南亚的知名国际NGO孟加拉乡村发展委员会（BRAC），在许多非洲国家开展社会企业项目时，也遇到无法有效处理项目的公益性和市场化之间张力的难题。

▍中国援R国菌菇项目的多阶段案例分析

（一）经济利益驱动下的菌菇技术推广：跨越文化偏见与市场空白

菌菇技术是中国农技中心在非洲的重要推广项目，旨在利用当地适宜的自然条件发展菌菇种植，帮助非洲农民减贫增收。然而，在初步推广阶段，菌菇技术在非洲遭遇了传统观念和外部偏见的双重阻碍。当地人因长期对毒蘑菇的历史认知，怀疑白色菌菇可能有毒。而白色伞状的平菇作为外来品种，与当地常见食用蘑菇特征不同，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信任。与此同时，当地社会对“中国制造”的刻板印象也成为技术推广的阻力。由于非洲国家普遍依赖进口中国的低价工业品，而这些产品质量参差不齐，R国民众对中国产品普遍持有“廉价劣质”的负面印象。这种偏见延伸到菌菇技术，部分当地人怀疑人工种植的平菇是被中国市场淘汰的产品。虽然R国的气候条件和市场需求都非常适合平菇种植，但由于传统观念和外部偏见，中方专家的初始推广工作受到严重阻碍。

为打破这一信任障碍，中方专家组围绕市场机制展开策略部署。通过调研R国首都高端餐饮市场对菌菇的强劲需求，农技中心敏锐捕捉到供需缺口，并以此为突破口，引导农户关注种植收益。在培训过程中，专家团队以“收益可视化”手段展示种植效益，同时结合当地饮食习惯进行烹饪演示，帮助民众认识菌菇在营养和食用多样性方面的价值。

此外，农技中心为技术推广设计了系统性的激励机制：一方面，通过向培训参与者发放交通补贴、误工补助和免费午餐，降低了参与门槛；另一方面，通过实际收益展示，激发了民众学习与采纳技术的积极性。这些策略共同构成了以市场逻辑为核心、利益驱动为手段的技术传播路径，有效推动了菌菇技术在当地的初步扩散。

虽然中国援R国菌菇技术的早期推广以公益形式为主，但是在具体的工作策略方面，已经体现出市场机制在技术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在许多援助项目中，单纯的无偿援助往往很难使得技术等重要发展要素被当地人真正接受，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受援助方无法从项目中获得持续经济激励。因此，菌菇项目在当地的成功推广经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然而，受援助方利益意识的觉醒，虽然有助于项目推广，但同时也为后续双方合作增加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二）利益冲突与规范调整：援助项目的协作路径挑战

援助项目向市场化转型的核心目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改善受援国对外来援助的长期依赖。传统的无偿援助模式在推动受援国独立发展方面往往成效有限，甚至可能导致“援助陷阱”，使受援国陷入困境，失去发展自主性。通过市场化转型，项目试图依靠营利维持运转，以经济效益带动技术传播，并在本地市场找到长期发展的空间，从而实现援助项目从“输血”到“造血”的根本性转变。然而，在农技中心的发展过程中，这种转型并非一帆风顺。

1. 规则边界的考验：农技中心本地翻译的创业过程

如上文所述，菌菇技术在当地的成功推广，不仅在于农技中心的成熟推广模式，还在于当地民众的积极参与。但有些时候，这两者也会发生一定的冲突。在农技中心孵化出来的众多当地菌菇企业中，有一家是由此前农技中心开办培训班时所聘请的当地翻译D所创办。在项目实施初期，当地青年D以翻译身份参与农技中心的各项工作。由于其语言能力与跨文化沟通优势，他不仅长期参与菌菇培训，还被派往中国进行短期技术进修。在技术学习和跨国交流的过程中，D积累了丰富的菌菇种植经验与区域人脉。回国后，他自主创办了一家菌袋企业，并逐步成长为R国业内排名前五的生产商。

然而，随着其企业逐渐扩展，D开始频繁私下参与东非其他国家的技术推广工作，影响了他在农技中心的常规职责履行。农技中心不得不将其薪酬从月薪制调整为日薪制以应对出勤问题，并最终在2018年接受了他的主动离职申请。尽管此举曾引发部分农技专家的不满，但农技中心最终选择将其视为技术传播的一种延伸与地方市场机制激活的积极信号，未加干涉。

可以认为，D的行为是市场意识觉醒、经济利益驱动、个体发展需求与管理机制松散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技术推广的角度来看，菌菇项目产生的利益已经让部分当地人开始忽视原本应该遵守的规则，不惜以破坏援助机构的利益来谋求自身的发展，这已经足够说明菌菇项目在当地的市场潜力。尽管出于保护当地行业发展的角度，农技中心谅解了他的行为，但围绕技术援助的规范边界正在遭受蚕食。事实上，这也是许多对外援助机构所面临的两难处境——在项目涉外时，对于任何事情的决策都会谨慎再三，并尽量顾及当地群体的意愿和利益；然而，这种持续妥协的态度，并不总是对项目的整体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2. 援助与主导权之争：R国农委拒绝农技中心商业化转型

按照此前的项目设计，2014年农技中心的技术合作期结束，迎来为期十年的商业运营期。依照规定，此后农技中心不再获得中国政府的援助项目资金，而是通过与受援国的承接机构共同从各自国家邀请农业公司来投资，并进行商业化转型，以实现可持续运营。这一设想与上世纪无偿援助和许多援助项目无法有效促进当地可持续发展的困境有很大关联。

在非洲，众多国家长期在经济、社会与政治层面高度依赖外来援助，这种持续性依赖有时反而削弱了本土发展的自主性。R国在上世纪80~90年代内乱结束后，对援助的态度尤为复杂。一方面，政府深知短期内难以完全摆脱外援；另一方面，当年国际社会在危机中的缺席，被视为一种“背叛”，在该国国民心中留下了深刻创伤，加之后殖民语境下对“新依附”的警惕，使R国政府在面对国际农业技术合作项目的阶段转型时，态度显得尤为审慎。

在2014年技术合作期结束之际，当农技中心与R国农业委员会商议此事时，对方却表示并不愿意实现援助项目的商业化转型。R国转而请求中方延长技术合作期两年，未获中国政府批准。此后，R国农业委员会提出接手这一项目，将农技中心并入该国农业部体系，借此申请政府预算支持，以替代中方资金；但由于该国政府预算紧张，也未能落实。随后，R国还计划制定2014～2018年战略发展方案，以启动下一轮合作谈判。然而，该方案因R国农委人事变动频繁等因素未能落实。中方虽重新起草合作协议并多次接洽，亦未取得实质进展。

可见，在商业化合作转型的关键节点上，R国政府一方面希望继续依靠中方维持项目运转，另一方面也试图通过制度整合强化自身主导地位。但由于财政压力与治理结构不稳定，合作未能顺利推进。

R国农委案例揭示了援助项目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利益与规范的错位互动，以及机构间在合作中的复杂表现。R国农委以主导权和政策独立为核心诉求，对完全市场化模式持抵触态度，同时又因财政紧张无法单独支持项目运营，表现出依赖对外援助的现实矛盾。农技中心则坚持市场化转型的必要性，并通过协商维持了合作关系的基本框架，但缺乏对R国政府财政困境和主导权诉求的理解和灵活应对，导致转型陷入僵局。这一转型失败，也为后面当地菌菇创业者的“潜在焦虑”埋下了伏笔。

3. 市场参与和信任危机：农技中心菌袋生产的平衡挑战

依托当地菌菇产业的良好发展形势，农技中心的菌棒和菌种生产规模逐渐扩大，每个月可以向市场提供约8000个菌棒，并占据当地接近90%的菌种市场。[6]这一规模化生产为项目提供了稳定收益，并支撑起中心日常运转，[7]但也引发了当地企业的发展焦虑。部分菌袋生产者通过农委及行业协会表达不满，质疑农技中心既提供菌种，又直接进入消费品市场，削弱了本地企业的生存空间。

据R国农业委员会项目协调员J女士介绍，部分菌棒生产企业负责人对农技中心在菌菇产业链中的多重角色表示疑虑。他们认为农技中心应专注于提供菌种，而不应同时介入菌棒生产。这些企业主普遍反映，由于农技中心直接向市场提供菌棒，导致他们的原有客户群被分流，影响了自身销量。此外，由于农技中心与农业委员会存在密切合作关系，部分从业者将农技中心视作政府机构的一部分。在他们看来，农委在其他作物领域仅提供种子而不涉足产品供应，在菌菇领域也理应采取类似做法，这一认识进一步加剧了对农技中心“既当裁判又当选手”的不满。

在这样的压力下，农技中心的专家Z也曾产生一些自我怀疑，并让农技中心的本地司机向前来购买菌种的顾客探听他们的真实想法，得到的反馈与从农业委员会和菌菇协会传达的信息一致。这让Z产生了一些摇摆：如果之后农技中心只向市场提供菌种，是否可行？Z提出这个想法，似乎透露出对于对方质疑农技中心市场行为的深切忧虑——如果这一群体情绪被激发，可能会导致更加不可控的负面后果，而这可能不是出售菌棒的经济收益能够轻易补偿的，甚至有可能会通过R国农委传递到中国大使馆，从而引发外交争议。

农技中心参与菌棒生产引发的争议，根源之一在于本地菌棒生产商的结构性困境。由于缺乏粉碎设备，当地生产者无法利用农作物秸秆和草料制作部分基料，不得不增加成本更高的棉籽壳作为替代材料，而棉籽壳通常需从邻国进口，加剧了原料成本压力。同时，多数当地生产商规模较小，小批量采购难以获得价格优势，进一步推高了单位成本。在生产环节，当地小生产商因缺乏资金对接种环境进行规范化改造，许多接种室难以维持无菌状态，造成较高的菌袋感染率和成品损耗。例如，D以住宅兼作菌棒生产车间，他使用农技中心菌种生产的菌棒中，约四分之一出现绿霉感染，表明其设施难以满足无菌接种的基本要求。这些因素叠加，导致本地企业面临高成本、低产出与质量不稳的多重压力，产品售价一般高于农技中心，因此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在此背景下，农技中心被视为压低本地利润的主要竞争者，甚至成了部分生产商眼中的“替罪羊”。

上述事件从互动的角度揭示了援助项目中行动者之间围绕利益与规范展开的复杂博弈，以及地方从业者因市场压力引发的深刻焦虑。作为技术传播者，农技中心通过菌棒和菌种销售推动了技术扩散，并以经济收益维持自身运营，但其规模化生产和市场主导地位压缩了地方生产商的生存空间，形成竞争性互动。从当地从业者的角度，他们面对技术不足、生产成本高和市场竞争力不足的多重困境，对农技中心既依赖又质疑。这种焦虑源于他们对经济利益受损的担忧，以及对农技中心援助属性“越界”的不满，认为其市场化行为违背了技术扶持的初衷。

这种互动中，地方从业者通过农委和菌菇协会表达诉求，试图向农技中心施加压力，要求其退出菌棒市场，将更多市场空间留给当地企业。 专家Z在调研地方反馈后，提出减少菌棒生产、专注菌种供应的设想，是一种对地方焦虑的回应，试图通过调整市场行为缓解不满。然而，这种调整缺乏系统化的规范支撑，难以从根本上消除地方从业者的生存焦虑。

援助项目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遭遇市场主体利益冲突、国家主导权博弈、市场竞争压力与信任危机，并不限于R国菌菇项目这一个案，而是发展援助项目普遍面临的结构性挑战。首先，在许多受援国，援助不仅是经济合作的工具，更是市场能力建设的触发因素。当本地市场主体因援助而获得技术和资源后，他们的个体发展诉求可能超越援助机构的规范边界，导致受援方与援助方在利益与规范上的分歧加剧。其次，受援国政府在援助退出后往往陷入财政依赖与政策独立的两难，既希望维持援助资源，又希望掌控项目主导权，从而让合作框架和治理模式产生不确定性。此外，援助项目进入市场后，往往会挑战本地企业的既有市场格局；特别是当援助机构兼具“技术支持者”和“市场参与者”双重身份时，受援国市场主体可能对其公平性提出质疑，引发信任危机。这些问题广泛存在于农业、基础设施、医疗和教育等领域的发展项目中，表明援助项目市场化转型需要超越单纯的商业模式调整，而应从治理结构、市场适应性和多方利益协调的角度进行系统性设计，以平衡技术扩散、市场竞争和公平合作，确保援助项目的可持续性与长期影响力。

（三）共生调适：农技中心在公益与市场间的平衡实践

面对当地企业的压力和潜在的群体性不满，农技中心采取了策略性调适措施以缓解紧张关系。首先，在生产规模上，中心主动控制菌棒产量，使利润仅覆盖运营成本，降低对市场的挤压感。这一策略被视为在不削弱基本可持续性的前提下，对地方市场利益的适度让渡。

其次，农技中心积极拓展多边合作网络，以强化其公益形象并分散市场化压力。通过与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机构合作，农技中心将菌菇推广纳入当地学校营养项目和社区培训计划，增强了项目的社会认可度和公共资源支持。这不仅扩展了菌菇消费群体，也使农技中心在当地社会中重新被理解为“公益导向”的援助机构，而非单纯的市场竞争者。

最后，农技中心还推动与菌菇协会的合作，通过召开全国性行业会议，与当地生产者共同讨论市场规范与技术瓶颈问题。当地企业逐渐意识到，自身发展受限的原因不只是市场竞争，还包括技术偏弱、资金短缺和设备不足等。这种基于对话与协商的机制，为援助机构与当地市场主体之间建立了新的共赢点，推动了新共识的产生。

通过市场适应性调整、构建多边合作网络和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农技中心在公益性与市场化转型的双重维度中，通过多方互动逐步实现了矛盾的缓解与合作关系的重塑。首先，限制自身市场份额和控制商业化扩张速度，有助于降低对当地企业的竞争压力，减少因市场主导权争夺而引发的抵触情绪。其次，与国际组织、政府机构等外部主体合作，借助政策支持、公共资金和社会资源，不仅能提升援助项目的社会认可度，还能有效分散市场化转型带来的社会压力，使受援国更容易接受援助机构的长期存在。最后，建立行业协会、政府协调平台等协商机制，可以促进受援方市场主体与援助机构的对话、共识和规则制定，推动从排斥性竞争向共生性合作转变。整体来看，援助项目的可持续性不仅依赖市场机制，还取决于灵活调整市场角色、强化合作治理网络、建立协商共治机制，以促进援助项目从外部干预向内生发展过渡，实现长期可持续性。这一经验为全球援助项目市场化转型提供了普遍适用的治理思路。

▍结论与讨论：对非农业援助项目可持续的机制创新与全球启示

R国菌菇项目的市场化转型经历了技术推广、市场化冲突与协商调适三个阶段，并在动态调整中寻找平衡。在技术推广期，援助方需突破受援国的文化偏见和市场不信任问题，仅依靠公益性推广难以实现长期影响，而经济激励与市场需求塑造成为关键驱动力。在市场化运营期，随着项目向商业运营过渡，援助方与当地市场主体的利益错位逐渐显现，由此出现了当地个体创业者挑战援助机构规则、政府争夺主导权、当地生产商质疑竞争环境等现象，导致市场信任危机和合作关系紧张。在协商调适期，援助方通过市场适应性调整（如自我限制市场份额，降低竞争压力）、多边合作拓展（借助国际机构推动公益项目，提高社会认可度）、利益共享与协商机制（通过行业协会与政策平台协调市场主体关系），逐步实现从排斥性竞争向合作共生的转变。这一案例表明，援助市场化转型不仅依赖市场机制，还需动态治理，通过灵活调整市场角色、强化合作治理网络、构建协商共治机制，促进技术扩散、市场竞争与公平合作的平衡，以实现援助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R国菌菇项目的经验还表明，发展援助项目的市场化转型是一个动态过程，需在公益性与市场机制之间找到平衡，并通过多方治理确保可持续性。首先，市场机制与公益目标的协同推进是关键。传统无偿援助往往难以实现长期影响，而市场化逻辑能够增强受援方的自主发展能力，使外来技术真正融入当地经济体系。其次，市场化转型易引发利益冲突，需建立调适机制。当地企业的竞争焦虑、受援国政府的主导权诉求以及市场信任危机，都是发展援助市场化过程中常见的挑战。因此，援助机构需要构建市场适应性调整、协商治理与利益共享机制，促进从竞争到共生的转变。再次，多边合作有助于提高社会接受度。与国际组织、政府机构和行业协会建立合作关系，可以提升援助项目的社会认可度，并通过政策支持与资源整合增强长期影响力。最后，动态治理是援助项目市场化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市场化转型不是单向推进的过程，而是一个在市场竞争、政策协调和社会认同中不断调整的互动过程。这一经验不仅适用于R国菌菇项目，也为全球发展援助提供了具有普遍性的治理思路，表明援助项目需超越传统“输血”模式，采取“市场化引导+多方合作+协商治理”的策略，以增强受援国的自主发展能力，实现援助项目的长期可持续性。

尽管R国菌菇项目在市场化转型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多个未解决的问题，可能影响其长期可持续发展。第一，当地企业的竞争力不足，仍面临技术、资金和成本压力，难以很好地独立发展。第二，政府主导权与财政可行性仍存在冲突，R国政府虽希望主导项目，但财政紧张限制了其运营能力。第三，市场公平性与技术壁垒问题，农技中心的技术优势可能长期制约本地生产商，难以形成真正平衡的市场格局。第四，援助机构的长期角色定位不清，未来是持续提供技术支持，彻底退出，还是转型为合资企业，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第五，跨国市场拓展的可行性面临政策、需求和经济环境的差异，难以简单复制成功模式。这些问题表明，援助项目市场化转型并非一劳永逸，而是一个持续适应和动态调整的过程，需要在市场竞争力、财政自主性、技术共享、公平市场秩序等方面不断优化，以确保长期可持续发展。

事实上，在中国农业技术援非项目中，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正涌现出多种具有一定创新性的实践模式。在援布隆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项目中，中国专家组摸索出了一种名为“生产性投入基金”的模式：专家组在当地为农户提供首季杂交水稻种植生产所需种子、肥料等农资；首季水稻收获后，农户将总收入中的生产成本自行上交村合作社，村合作社负责将村民上缴的生产成本存入指定资金账户，作为下季生产投入，之后每季按此循环。为了验证这一模式的可行性，专家组选取了附近的林格四村作为试点发展杂交水稻，已帮助示范村134户1072人全部脱贫。随后，专家组将该模式扩散至14个省22个村，引起了很大反响，被布隆迪列为2018年国家重大成果。2023年，这一模式还获得了“第四届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最佳减贫案例。[8]

这种方式既保持了项目的公益性——帮助贫困农户脱贫，又通过资金循环推动了援助项目的可持续性。项目通过自给自足的资金管理，减少了对外部援助的依赖，增强了地方经济的自主发展能力。该模式不仅提高了项目的长期可持续性，也展示了“公益+商业”模式的有效性，证明市场化手段能够在不削弱公益目标的前提下，促进项目的稳定发展，避免“援助陷阱”。这一创新模式和本文案例一起为其他援助项目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展示了公益与市场机制融合的潜力。

注释：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企业‘走出去’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ASH011）的阶段性成果，本文的调查研究得到四维-约翰逊公司提供的“经济社会学与跨国企业研究基金”和“上海大学社会学院首届费孝通田野调查项目资助计划”资助。本文通讯作者为刘玉照（Email: liuyuzhao@shu.edu.cn）。 

[1] FAO, AUC, ECA and WFP, Africa–Regional Overview of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2023: Statistics and Trends, 2023.

[2]刘晴、王伊欢：《从效果悖论看西方援助评估体系的内在矛盾》，载《求索》2018年第3期。 

[3]徐秀丽、李小云：《平行经验分享：中国对非援助理论的探索性构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1期。 

[4]唐丽霞、赵文杰、李小云：《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中非农业合作的新发展与新挑战》，载《西亚非洲》2020年第5期。 

[5]秦路、楼一平：《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成效、问题和政策建议》，载《国际经济合作》2016年第8期。

[6]部分菌菇企业开始移植从农技中心购买的三级菌种，意图掌握菌种技术。但是菌种制作对无菌环境要求很高，稍有污染就会对菌丝的活力造成影响。因此，这种方式栽培出的菌棒，产菇率较低，且容易被杂菌污染。

[7]日常开支包括：保安费用、工人工资、生产生活物资购买、车辆农具等机械维修、生活费用、少量技术培训班费用和国内专家补贴费用等。而新冠疫情对R国经济的影响，也波及了菌菇行业，农技中心的市场运营也因此受到冲击。 

[8]《第四届“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获奖名单揭晓 第五届启动》，中国网，2023年1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