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习社：大明亡于内卷算法

如果你只读过课本，大明的灭亡似乎从崇祯开始：农民军崛起，李自成入京，皇帝吊死煤山，于是一个王朝就此终结。

这样的叙述干净利落，像把一段复杂的命运压缩成一个考试答案。

但当你翻开原史料，《崇祯实录》《明季北略》这些记录细节的书会告诉你，大明的毁灭开始得更早，也更悄无声息。

它不是一阵风暴，而是一条缓慢推进的河流；不是一个人导致的结局，而是一套制度在自己定义的轨道上持续加速。

如果要给这套制度一个现代名字，它更像一种“内卷算法”。

不是道德意义的，而是结构性的。

它让每个参与者都付出更多，但集体也从未因此更强。

它迫使皇帝、官僚、军队、百姓一步步投入一台永不停歇的机器。洪武初建的规矩、永乐时期的扩张、嘉靖的神仙修行、万历的怠政、天启的阉党膨胀、崇祯的焦躁改革——每一个阶段都在向同一个方向逼近。等崇祯意识到“大厦将倾”时，甚至已没有一根梁可扶。

这套算法不是某个人设计的，但它被写进了制度深处。

01 洪武的“校规”

洪武皇帝朱元璋的形象在课本里很统整：灭元、治吏、法严。

但读《明太祖实录》，他的管理思路其实非常现代——他在建立一个大型组织的初始秩序，并试图让组织永远不偏离。

为了防止权臣，他削弱相权；为了防止串通，他让监察体系覆盖到基层；为了让官吏“自洁”，他建立严苛的考察制度。朱元璋本人说过一句被频繁引用的话：《皇明祖训》中记：“官吏坏天下者，甚于盗贼。”这是他给整个系统写下的第一行代码。

为了让官员“不能坏事”，他设立《大诰》《大明律》，设计出严厉得近乎过度的惩戒体系。《明史·刑法志》说其酷烈“自古所无”。朱元璋不是不知道这样会伤害人才，但在他眼中，“秩序”本身比“人才”更重要。他把制度写得如此严密，以至于后世学者秦晖称这是“强制正直的体制”，注定让官员“只敢不作为，难以有作为”。

这就是内卷算法的源头——

从洪武开始，明朝的制度在不断加码。

越谨慎才越安全、越无为才越稳妥，这套规则写进官僚心里，一代一代承袭。

然而一个组织最怕的，就是在稳定秩序的名义下，把自我修复能力逐渐压缩。

02 繁荣背后是“负荷上限”

课本里的永乐盛世让人目眩：郑和下西洋、北京城拔地而起、《永乐大典》编成、漠北三征。但这段风光其实是以极高的代价换来的。

《明史·食货志》记永乐年间“民疲财乏”。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里直言：“永乐之治，实耗国力。”许倬云则指出：永乐的扩张模式是“强力驱动的国家动员”，其繁荣依赖的是提前消耗未来。

永乐把朱元璋留下的财政盈余几乎一次性用尽。

迁都是巨耗，修大典是无底洞，下西洋是外交炫技，五征漠北让军费自永乐五年起几乎年年高涨。国家机器高速运转，人人都忙，但越忙越疲，越疲越要继续撑住“盛世”的面子。

这正是内卷算法的第二条代码：

当系统发现已经加速，就无法再慢下来，否则会立即暴露问题。

永乐的繁荣是一种“高速带病运行”。当后代皇帝无法维持这种速度时，系统开始剧烈抖动。

03 嘉靖的修仙

嘉靖皇帝不问政务的故事大家都熟。

《明史》称他“久不视朝，边鄙事主臣权，其弊渐积”。但如果只把嘉靖看成贪图清净的修道者，那就低估了一个皇帝对系统压力的感知。

嘉靖即位初期曾勤政，处理大礼之争、整顿官场、缓和边务。他不是不想干，而是干着干着发现这套制度无论如何都在消耗他。《明穆宗实录》中记，嘉靖曾对身边近侍说：“天下事繁，而人多争之。”意思是，皇帝越决定，官僚越发力反击。

大礼议足足吵了十年，《国榷》记载“日有辞章攻讦，互不相下”。这是大明官僚最熟悉的竞技场，他们用“道德”彼此指控，用“名分”上纲上线，把所有政治冲突都通过“清议”来裁决。

嘉靖最终选择不裁决。他躲进道观，是一种“拒绝参与游戏”的姿态。

在一个加速系统里，个人退出就是自保。

这正是一个组织当中常见的情况：制度无解时，最先逃离的是掌控者。

许倬云说，嘉靖的退离“是对复杂政治现实的冷处理”。

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嘉靖看穿了算法，只是不愿被其中吞噬。

04 怠政

晚明历史上最讽刺的事莫过于：

万历皇帝越勤政，官僚越激烈；他越主动，系统越反弹。

《万历起居注》记载，万历初年“临朝不懈，批答甚勤”。张居正去世后，万历试图延续改革，但触动利益后立即被监察体系集火。《明史》说：“给事中言官交章劾张氏，累牍如山。”这其实是在告诉皇帝：你不站在道德定义的一边，就要付出代价。

立储之争把这种对抗放大成制度冲突。

谁做太子？

按朱元璋的“嫡长子继承”自然是朱常洛。

但万历偏爱朱常洵，而文官集团坚决反对。

《神宗实录》记十余年不断上疏，“言者填塞禁中”。万历有时一天收到几十道弹劾与谏章，内容之激烈，《明史》里形容为“牍牍无已”。这十多年里，皇帝的每一步都被视为“偏私”与“乱礼”。

张廷玉在《明史纪事本末》评价这一段：“上有不容之心，下有不推之议。”

意思是——皇帝不愿妥协，大臣也不肯让步。

万历在制度面前第一次发现他的权力并非“绝对”，而是“被流程框死”的权力。

当一个组织的行政领导发现所有决定都会被流程卡住，他最后只会选择——不做决定。

于是，他写下晚明最无奈的一段史诗：

三十年不上朝。

大家以为这是昏君，但黄仁宇的分析更贴近现实：“万历怠政，是制度阻止皇帝施政的结果。”

换句话说，万历不是在睡觉，他是在拒绝继续替制度背锅。

05 在算法里追逐道德的“最高分”

如果说洪武的严法是算法的起点，那么东林党与阉党的竞争，就是算法的迭代。

东林党人道德要求极高，《明史·党祸》说他们“自号清流，以持论高洁为务”。这种“高洁”成为他们的政治筹码，而他们的对手——阉党——则在失去名誉后更专注于实际权力，双方形成一种奇怪的平衡：一个争名，一个争利。

《明季北略》里有一句评价很尖锐：“东林持清议以号令天下，阉党操生杀以胁制群臣。”

这两股力量互相牵制，使得制度永远处在“道德打分”与“权力斗争”的双重内卷之中。

官员想进步？必须迎合清议。

想做事？容易被按道德罪名批。

想保持中立？两边都要怀疑你。

这比现代企业还可怕——因为这是在用“道德”作为考核指标。

晚明政治不是政策争议，而是价值观竞争。

价值观竞争就是最典型的算法内卷：

谁都赢不了，但谁都不想输。

06 崇祯的挣扎：当系统进入“运算极限”

崇祯皇帝的勤政在史料中非常清楚。《崇祯实录》说他“日不暇给”，几乎每天审阅奏章至深夜。他想改革，想削阉党，想整顿军备，想恢复秩序。但史料显示他越勤政，系统越快崩。

军费是最大黑洞。《明史·兵志》说明末辽东军“岁饷百万”，而国家岁入虚耗严重。《中国财政史》指出，晚明财政赤字几乎是常态，税制改革则让百姓不堪重负。

当农民负担超出极限，《明季北略》说：“民不聊生，所在蜂起。”

这不是农民贪婪，而是系统已经榨干每一分产能。

崇祯想救，但被流程卡死。

军政体系上下推诿，督师、边帅、兵部、户部互相指责。

《罪惟录》记载：“诏下三月，而无敢当者。”

这就是系统的极限——再没有一个模块能独立运转。

崇祯看到的是一个彻底无法修复的国家机器。他越想救，越看见漏洞。他亲征、调兵、清查军饷、裁撤冗官、甚至亲自勘灾，但每一个行动都被流程、争论、缺钱拖住。

最终，农民军攻入北京，皇帝登上煤山。

《甲申纪事》载：“帝仰天叹曰：朕非亡国之君，奈何亡国之国！”

这是一个组织领导最痛苦的时刻：

他知道问题不在个人，而在系统。

黄仁宇评价晚明：“制度本身已无可为。”

07 结构性结语：算法写死，王朝难活

回望明朝两百七十六年，皇帝有好有坏，宦官有忠有奸，大臣有直有谄，但王朝的结局并不显著受某个人影响。影响明朝命运的是那一条条被写进制度深处的规则：

——严法导致无为

——无为导致上推

——上推导致皇帝疲惫

——皇帝疲惫导致官僚放纵

——官僚争名导致政治碎裂

——财政破裂导致军事瘫痪

——军事瘫痪导致政权崩溃

这是一个标准的递归过程。

没有人能轻易打断它。

因为它不是人为选择，而是结构性的必然。

所以，当我们再问“大明亡于何处？”时，最坦率的答案并不是亡于谁，而是亡于什么。

亡于那套从洪武写下、在永乐被强化、在嘉靖被消耗、在万历被固化、在崇祯被压垮的算法。

亡于一个让所有人都更加努力、更加焦虑，却从不把努力转化为成果的结构。

亡于一个比人更稳定、比时代更顽固的逻辑。

如果必须用一句冷幽默作结，那就只能说——

大明亡于“把每一分努力都推向错误方向的完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