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中女的独美路，专治内娱恋爱脑
柳飘飘了吗官方账号作者 | 柳飘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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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被绑架，生死未卜。夫妻俩请来电视台采访，指望这根救命稻草能带来转机。
然而，节目组都来到门口了，夫家却突然开始狗血大戏：
残疾弟弟发现哥哥偷偷替他拒绝了珍贵的手术名额，而从小一直背负让弟弟致残的愧疚感而活的妹妹，发现哥哥才是那个事故的罪魁祸首。
一时间，怒吼、砸东西、咒骂……孩子命悬一线，至亲们却在此刻上演闹剧。
只有妻子，独自承受着恐惧与焦灼，又被这突如其来的疯狂撕扯。她的理智之弦彻底崩断。
她忽然想到电视台采访提纲上的那个问题：“你最喜欢儿子哪一点？”
死一般的寂静里，她对着丈夫说出了那个早已刻在她心底的答案——
我最喜欢儿子的一点，就是可以拿他当借口把你赶走。
字幕@远鉴字幕组
最近国产剧一片低迷，反而是这部美剧《都是她的错》异军突起，引发了广泛讨论，网友更是锐评这一集精彩程度堪比《甄嬛传》滴血验亲。
拿下9.2的高分，豆瓣评论一半是“拳味扑鼻”，一半是“拳味重？那太美味了”。
评价如此割裂，是因为这剧虽是悬疑剧，但悬疑是钩子，一场儿童绑架案撕开的是一个中产家庭温情脉脉的假面，钩出的是家庭和性别权力的暗战。
8集的体量，节奏快，剧情强，观众想要的爽度和深度都给足。
不像某些国产剧，大女主杀夫前必须经历一番苦难以求合理自洽，或是喊口号时独立清醒，喊完又窝窝囊囊。
它的爽，在于不拖泥带水的决绝，但远不止于此。它还要一桩桩、一件件地陈列那些男人失职、虚伪与自私的罪证，让他们无从辩驳。
就像《致命女人》那句经典台词——
《都是她的错》这个剧名本身，就是一句我们耳熟能详的控诉。在无数家庭危机中，无论根源为何，最终被推上审判席的，常常是女性。
而我更愿意称之为《做多错多》——
承担了母职的女性反因此被责怪做事不够完美，那些以冠冕堂皇的借口逃避了家庭职责的男性，却无责一身轻地以清白自诩，狡诈地指责“都是她的错”。
那些悬疑主线之外的日常碎片，处处印证着这一点。
玛丽莎按短信约定去接在同学家参加聚会的儿子麦洛，却惊恐地发现，“同学妈妈”留给她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全是伪造的，她的儿子失踪了。
孩子丢了，报警之后似乎只剩下焦灼的等待。然而，一场“谁该负责”的审判，却已提前开庭。
遇到事情，女人的第一反应往往是自责，而男人的第一反应是追责。
玛丽莎几近崩溃，认为是自己的疏忽导致了孩子的失踪，她悔恨自己为何没有核实那个陌生号码。
丈夫彼得起初的表现（或者说表演
）似乎无懈可击。在警察问询环节，他紧握妻子的手，扮演着支撑者的角色，但装不久他就开始指责玛丽莎。
这句指责细想起来甚是滑稽，背后明明是他该反思的现实——
在家庭育儿的环节，彼得更像一个旁观者。
警察问询的关于幼儿园以及老师的信息、保姆的联系方式、孩子日常作息表还有今天出门穿了什么，他一句都答不上，理直气壮地转头看妻子等她回答。
而被自身工作强度和育儿琐碎日常折腾得筋疲力尽的妻子，但凡回答的细节不够精准和完美，立刻就能获得丈夫的谴责。
这句“你怎么没看号码，看了就知道可疑”的质问，本质是“你怎么只做了99.999%的活，剩下那0.001%根本不难啊”的局外人轻松思维。
从他们生活的各种细节中，我们不难拼凑出这个家庭的画像：两人都事业有成、收入不菲，也是那种忙于工作、无暇育儿的类型。
另一个细节同样令人玩味，魂不守舍的玛丽莎接到工作电话，立刻挂断，请同事代为处理；而一旁的彼得接到工作来电，却依然选择了接听。
这种责任分配的不平等，早已渗透进他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遇到问题总是第一时间自省反思并不是某个女人的天性，而是大多数女人的共同处境。
那位被绑匪盗用身份的妈妈珍妮，得知是自己家保姆带走了别人孩子后，第一反应是感同身受的担忧与内疚，觉得自己理应去探望。
而她丈夫的第一反应，是撇清责任。
虽然他口口声声说是为珍妮着想，觉得珍妮不该为此负责，但当警察来调查他们家保姆时，他立刻质问珍妮：作为母亲，选保姆这么重要的事你为什么没做好？
哪怕她当初为了保险起见，甚至越过中介机构自己做了保姆背景调查，还是要被一句“你竟然察觉不出那个保姆有问题”扣上粗心和不尽责的罪名。
看，这个丈夫跟彼得完全一样，“抛开你带孩子的事实不谈，发生问题都是你的错。”
而警探问他，你呢，你察觉到什么了吗？他则理直气壮地表示，我不和任何外人说话，这部分是珍妮负责的。
言下之意，都是珍妮的错，他本人都没参与，无为者怎么可能有罪呢？
最终我们发现，那些被轻易归咎于“她”的问题，往往是从“他”的长期缺席开始的。
我想起这一季《再见爱人》的何美延和梁淞，再度上演夫妻罗生门，丈夫永远一副“都是她的错”的态度。
两人各执一词，你觉得我是疯女人，我觉得你在恶意诋毁我。
不过对我们乳腺友好的是，这次有了摄像头，何美延从此此身分明了。
《都是她的错》其实干的也是这件事，它给婚姻里那些看不见的角落装上了摄像头，让女性不再有苦说不出。
女人们总是容易遭到指控，那是因为女人总是做得太多。
有了小孩的夫妻，最害怕的事情估计就是半夜孩子哭醒。
第一次，彼得做（装）得还算合格，立马起身冲牛奶；
第二次，哭声再起，喊亲爱的已经无动于衷，只留玛丽莎一人独自崩溃，而事后彼得只留下一句全天下所有男人都会脱口而出的谎言。
你只要告诉我该怎么做，我就会照做。
可真正的自觉承担，从来不需要等待指令。
在玛丽莎一个人看书学习育儿知识，生活被孩子占据的时候，彼得的生活仍然是球赛，嘴上装模作样，实际上甩手不管。
此后每一次半夜的哭声都是只认妈妈的闹钟，而彼得：没有醒来的义务，只负责睡饱后给妻子一个高高在上的盖章认可——
“你是无所不能的好妈妈，你什么都能做到。”
并不是说玛丽莎就是完全丧偶式育儿，正如玛丽莎所说，彼得会躺在地上用枕头搭堡垒，陪孩子尽情玩耍；
但一旦涉及上下学接送、看病就医这些日常琐碎，他便悄然隐身。
很多时候，类似彼得这种所谓参与带娃的爹，本质是一种鸡贼式育儿。
他选择了育儿中那些光鲜、快乐、轻松且自己喜欢做的部分，如嬉戏玩耍，来建立其好爸爸人设；却将那些看不到掌声、耗时耗力、重复琐碎无人想做的苦活累活，悉数推给伴侣。
而这也正是母职惩罚最残酷的真相：你做得越多，留下的把柄就越多；你越是全力投入，就越可能在某个环节被轻易归咎。
家庭里有两种典型的男人：
一种爱装好人，爱唱白脸；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珍妮的老公是后面一种。家里保姆失踪，珍妮和丈夫商量谁来接送小孩。但面对这样具体的问题，丈夫立马变成人机。
珍妮只能耐着性子引导：你不能只说会想出办法，你得真正做点什么。
等到真的需要他做点什么，他总有办法让你失望。
珍妮有重要工作抽不出空接孩子，不得不交给丈夫。结果不出所料，问题接踵而至：孩子哭了，孩子只要妈妈，他无能为力，爱莫能助。
正在工作的珍妮接到丈夫的求助，不得不把自己的项目交给同事，匆匆赶回家。推开门，迎接她的是丈夫一脸“佣人可算回来把活接回去了”的理所当然，以及一片狼藉的餐桌。
随后丈夫立刻转头干自己的事，仿佛他短暂的看管，已是一种莫大的帮忙。
那种扑面而来的崩溃感，相信许多人都能瞬间共情。
其实按世俗的标准，这两个男人已经算得上优质甚至顶配：收入优渥，职业体面，没有出轨家暴酗酒赌博。
这套门槛过低的男性标准，无形中抬高了女性需独自面对的母职门槛。如同跷跷板，一端轻松升起，另一端就必须承受重重落下的压力。
玛丽莎和彼得召开记者会，但是记者的质疑都是针对玛丽莎：你儿子被带走时，你在哪里？你事发几小时后才发现你儿子被绑架吗？
仿佛她才是导致儿子被绑的真凶。
另一边，雇佣了问题保姆的珍妮也未能幸免。
大家扒出了她社交账号上的照片，转而质问珍妮作为母亲的失职：请保姆是为了让自己偷懒逍遥吗？雇用问题保姆的妈妈会没问题吗？
错的总是她，不过是这个世界最熟练的甩锅。
不如先去问问那些永远站在审判席上、却从不曾真正坐在育儿席上的男人，你们到底在哪儿？
但事实是，女性往往会熟练地接过锅，并试图以行动去弥补、去解决。
对于儿子被绑架，丈夫、身边的人、社会、甚至玛丽莎自己都觉得是自己的错。
她反复道歉，甚至对彼得说，我情愿你恨我，这样我好受一点。
珍妮明知道自己在法律上有风险，还是义无反顾前往玛丽莎家，见到崩溃的玛丽莎，说的第一句话也是“我很抱歉”。
珍妮也向彼得道歉了。而彼得完全心安理得地接受了，仿佛他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这或许正是被某种文化默许的男性常态，一切都要为他们的自我让位。
就像珍妮的丈夫理直气壮地表示：“我就是需要自己的空间，你不就是喜欢我做自己吗？”
可他根本没有什么自己。他所谓的空间，不过是把车停在路边，像逃课的青少年一样，在车上悠哉地吃零食，刷短视频。
相比这类巨婴，彼得更像典型的npd，伤害性更强，他的自我膨胀到要控制他身边的一切。
他看起来强大可靠，实则被他人需要是他维系自我价值的唯一方式，为此他不惜伤害别人来满足自己营造好人形象的目的。
先假装到处奔波帮残疾的弟弟找到手术名额，又私下悄悄取消了，让弟弟一辈子都只能依赖他的扶持去生活，当他的“好哥哥”勋章，让全世界看到他多善良。
他甚至自大到，哪怕弟弟发现了他的伪善，他仍然能平静地自诩伟大。
爹的逻辑总是笃定的，哪怕他们的自我脆弱而虚伪，而女性的自我却往往生长于另一片土壤：共情、体察他人的处境，并让这份体察穿透自我，最终转化为与他人乃至世界的连接。
玛丽莎与珍妮，其实并不算熟识。
她们除了在学校接孩子时有过几面之缘，真正的交集，是一次宴会上撞衫。两人躲在洗手间里，端着红酒，不约而同地吐槽起自己的丈夫。
说坏话是因为感同身受，而道歉同样是如此。
我抱歉的是你遭遇这些，我明白你正经历着什么，我愿意来到你身边，带给你支持、帮助和陪伴，同时非常信任你不会因为我的抱歉而推责于我。
这部剧虽然清晰地划出了男女之间的认知鸿沟，却并未将我们引向悲观的死路。
剧里唯一一个承担起育儿责任的男性，是负责绑架案的男警官。
他的孩子山姆有先天性智力缺陷，他需要投入极大的时间精力来照顾孩子。这份深度的亲身参与，也重塑了他看待世界的方式。
探案过程中，他显然不同于那些雄性气质浓厚的警官，他的切入点总是细腻入微，能留意到孩子的画作有艺术天分，甚至在绑匪身上也能看到更复杂的质地——
绑匪本只需提供一个与自己毫无关联的假地址，但ta却做了一件多余的事，写下了自己养母的住址。
ta明白对于玛丽莎这一天是过于痛苦的一天，所以希望她在得知噩耗时身边是一个能给予安慰支持的人，也就是ta自己认为最有爱的人，养母。
绑架了孩子的保姆凯莉（其实是夺回她被调包的亲生孩子）也做了多余的事情，那时候孩子已经安全回家，她却跑来这里自投罗网。
其实她只为亲口告诉玛丽莎真相，提醒她离开身边这个有毒的男人，才能真正保护好孩子。这是她作为一个母亲必须要对另一个母亲说的。
如果说两位丈夫的自洽是利己的、封闭的、不顾他人感受的，他们的世界只围绕自身的需求，那么这世上还存在另一种自洽，它不建立在牺牲他人之上，反而愿意为更重要的事物付出代价。
这部剧真正指向的，正是这样一种可能：不再将女性的自省、共情归为弱点，归为助长男性推诿的一环，它不是多余的无用的，而是一种在僵化规则之外寻找出路的智慧和能力。
因此，这部剧有一个够爽的结尾，玛丽莎在珍妮和妹妹的助力下成功杀夫，珍妮也跟那个什么都提供不了的丈夫离婚，两人带着孩子过上了新生活。
这两家人终于挣脱了“父亲/权”的控制。
但它又很克制，不希望故事过分理想和爽剧从而消磨掉某些信服度。规则并不是那么轻易就能撼动的，大家追求的只是有限的公正。
于是，它刻意留下了几处未缝合的缺口。
比如阶级的缺口，像凯莉这样的底层女性，剧中并没有为她找出一条能活下去的逃生梯。
同时也保留了人的缺口，警探为了儿子特殊学校的名额不得不帮权贵做伪证。而他最后也选择对玛丽莎的杀夫罪行沉默。
但真相被悬置何尝不是一种世界的常态呢？
这或许是剧集更深的一层启示，我们不必永远困在“应该怎样”的规则里。
正义无法完全实现，但人依然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