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俞敏洪的“南极来信”更刺眼的，是波音军工厂给工人涨薪24%

Gary Clyde Hufbauer, Ye Zhang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

陈蕊(译) | 文化纵横新媒体

【导读】近日，以普遍涨薪24%等为条件，美国波音约3200名军工厂工人结束了长达101天的大规模罢工。与此同时，福特CEO称美国技能工人严重短缺，年薪12万美元仍招不到人。近年来，美国制造业工人金贵但短缺的现实直指美国制造业体系的深层矛盾，在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下，美国制造业的重建与回流更是道阻且长。

本文指出，一直以来，特朗普的制造业回流政策试图给普通民众建立一种幻景：重返美国60年代的“黄金岁月”。那一时期，平均约有27.5%的工人在制造业领域工作，制造业的薪酬比所有私营部门高出约13.6%，不仅不存在逆差，美国制造业的贸易顺差还约为GDP的1%，制造业增加值约占GDP的25%。在美国经济日益金融化、制造业空心化的现实面前，特朗普简单粗暴地以“出口为好、进口为坏”的理由发起了“对等关税”。美跨国企业位于加拿大、墨西哥、欧盟等地的外国子公司的2500亿美元的对美出口，再加上美国对华约3000亿美元的制造业贸易逆差，构成了特朗普削减赤字的主要目标。

据作者的保守估计，要想依靠极端的关税政策消除美国制造业的贸易逆差，关税需达到42.5%，但制造业的岗位供给也仅占劳动力市场的10%左右。而此举的代价是，不仅普通消费者、美国本土的制造商将面临高额的关税成本转嫁，考虑到最攸关美国制造业实力的高技能工人，每年的雇佣成本高达22万美元，即便是特朗普一直鼓吹的新增就业，也面临成本难题。因此，美国制造业所谓的高薪优势，不仅无法惠及大多数普通美国工人，还难以持续。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原创编译系列“美国之变的想象与真实”之三十四，编译自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EI）。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辨析。

文化纵横新媒体·国际观察 

2025年第51期  总第271期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将带动多少制造业就业？

代价是什么？

▍引言

在2024年再度竞选总统时，特朗普就高调宣称自己会将关税政策贯彻到底。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这一执政倾向已经显露。在2025年4月2日的“解放日”，随着特朗普向全球加征“对等关税”：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最低基准关税，对与美国存在贸易逆差的国家征收更高关税。

特朗普着重突出关税政策对重振美国制造业、加强制造业回流的作用。那么，事到如今，这一政策目标的达成状况如何？

在美国的产业发展史中，关税曾多次被用于促进特定行业的发展。然而，他们通常未能塑造一个在世界市场上有足够竞争力的行业，即便带动了一定的就业，也附带着向消费者的成本转嫁。与过去的产业政策不同的是，特朗普希望寻求通过加征关税来提振整个制造业体系的发展。

为此，我们回顾了美国制造业的发展概况，以及美国制造业的贸易现状。在关税战期间，不仅美国推出了关税政策，外国也采取了报复性的关税反制。最后，我们评估了要想消除美国制成品贸易的逆差，究竟需要加征多少关税税率？同时，这会带动多少就业，又需要付出多少经济代价。在我们看来，特朗普的关税议程尽管雄心勃勃，但股市崩盘后，10万亿美元的股票资产流失，制造业的自给自足更是遥遥无期。

▍美国制造业的产值、就业人数和工资水平

为了方便对比，我们研究了2016年（特朗普第一任期前）和 2024 年（特朗普第二任期前）美国制造业的各方面发展。在这一时期，美国两党都公开抱怨美国的制造业受到了致命打击，来自中国和墨西哥的进口份额占比过多。

下图显示了美国的制造业增加值。我们重点关注制造业增加值而不是制造业销售，因为增加值与工资支付和就业状况密切相关。

美国2016-2024年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单位：十亿美元）

以美元表示，美国2016年至2024年间制造业产出稳步上升，但从GDP占比来看，制造业产值在此期间下降了1%以上。事实上，近年来，制造业的运转并没有崩溃。然而，从更长的时间框架来看，与我们普遍认知中，被描述为“黄金岁月”的时期（即1960年-1968年：美国的制造业贸易顺差约为GDP的1%，制造业增加值约占GDP的25%）相比，制造业产出在GDP中的份额有所下降。

制造业产值占GDP比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更大的支出份额流向了教育、卫生、旅游和娱乐等服务业。这是所有发达国家的共性特征。另一个原因是引发民粹主义政客不满的导火索，即美国的制成品进口额不断上升。

下图显示了2016年至2024年间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在不到十年的这一周期内，从事制造业的工人数量比例下降了约0.6%。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制造业就业比例下降是一个长期趋势。在1960年至1968年的“黄金岁月”中，平均约有27.5%的美国工人在制造业领域工作。特朗普关税议程的一个潜台词是夺回那个时期的就业岗位。

美国2016-2024年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单位：百万)

2016-2024年制造业就业占非农总就业的百分比

比较1960年代至2024年的状况，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下滑（从约25%下降到10%）并不是最显著的，制造业就业占非农就业的比重下降幅度更大（从约27% 下降到 8.3%）。由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在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制造业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略快于整体的生产率增速。这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中得到了验证。2016年至2023年间，制造业工人人均产出比整个经济高出1.3个百分点，1987年至2000年期间高出2.5%，2000年至2010年期间则高出3.7%。

另一个流行的看法是，制造业的工资水平远高于其他职业。下图显示了近年来制造业工人和所有私营雇员的工资和薪金水平。2016-2023年制造业的工资和薪金平均比所有私营雇员高出约9%。在1960年至1968年的“黄金岁月”中，制造业的薪酬比所有私营部门就业高出约13.6%。制造业的薪酬更高在当下还是现实，但远远不如过去有那么大差距，也不想大众想象的高出那么多。

2016-2023年美国私营部门和制造业员工的工资水平状况

提高制造业的产值是否会快速拉高制造业的薪酬水平，且拉开与所有私营雇员的薪酬差距，是值得怀疑。事实上，美国进口的制成品主要集中在较为低端、技术水平不太先进的产品上，例如服装、家具、玩具、钢板和家用电子产品。这些产品的制造能力即便回流美国，也不需要使用诸如组装飞机、制造重型机械和医疗设备或精炼化学品所需的高级技能。因此，即使对美国的制成品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制造业的平均工资也不会显著提高。

▍美国制造业的对外贸易

通常，大量进口制成品被指责为是破坏美国工业的罪魁祸首。人们认为，这带来了制造业就业岗位的下降。事实上，就业岗位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技术发展带来的劳动力优化是绕不开的一个变量。

在2016年至2024年期间，美国的进口额稳定在消费额的41%左右，这意味着，进口和消费的增长速度大致相同。而在1960年代的“黄金岁月”，进口量约占制成品消费的3%。

美国2016-2024年制造业的商品进口总额(单位：十亿美元)

2016-2024年美国制造业进口额占美国制造业消费额的百分比

2016-2024年美国制造业前五大进口类别

当下，进口占消费份额的增长趋势引发了特朗普政府的高度关注，并推动了美国的制造业回流战略。在关税政策制定者看来，美国在制成品进口上有5大“受害行业”：计算机和电子产品、运输设备、化学品、机械（电气除外）以及电气设备、电器和组件。具体来看，这五大类中，计算机和电子产品的进口份额稳步上升，而交通运输设备的进口份额则存在波动。关税倡导者大力抨击汽车及零部件的进口，以及由此带来的失业。然而，与汽车行业不同，化工和机械行业并不是国家制造业实力的根基。因此，给这些行业扣上帽子也显得不伦不类。

特朗普认为，向美国市场出口最多产品的五个国家是美国制造业衰退的罪魁祸首：墨西哥、中国、加拿大、德国和日本。从美国的进口份额计算，中国正稳步下降，墨西哥则有所上升，其他三个国家的进口份额大致保持不变。

中国对美出口的下降源于特朗普第一任期，以及拜登任内的关税政策。这一过程中，美国加大了从墨西哥的进口额，以填补美国的市场需求，且进口来源延伸到越南和东南亚其他国家。

然而，即使是批评美国大规模进口制成品的政客也承认，这对美国经济繁荣的贡献。下图显示了美国前五大的出口产品类别。大多数出口类别与进口类别具有相似性，但有两个例外：石油和煤炭产品是主要的出口产品，而电气设备是主要的进口产品。

2016-2024年美国制造业前五大出口类别

从“比较优势”理论来看，进口和出口之间的专业程度和价值链环节截然不同。例如，在计算机和电子产品类别中，墨西哥进口了约58亿美元的美国产品，涵盖用于接收、转换、传输或再生语音、图像或其他类型数据的机器设备，而美国在2024年向墨西哥出口了价值约60亿美元的中央处理器。作为对照，美国在2024年从中国进口了约50亿美元的显示器，而向中国出口了价值54亿美元的电子集成电路，包括处理器和控制器。

事实上，美国前五大出口目的地中有四个与前五大进口来源国相同。其中唯一的不同是，日本是最大的进口来源，英国是最大的出口来源。

出口目的地和进口来源之间的密切匹配关系说明了经济体相互之间的引力：地理上的接近以及国家经济的规模和体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双向贸易的规模。因此，作为邻国的墨西哥和加拿大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由于美国和中国的经济规模都很大，中美贸易体量自然可观。

将进口定性为坏，出口定性为好，这一认知方式导致特朗普将注意力集中在双边贸易逆差上。正因为美国将贸易逆差归咎于特定的国家和特定的行业，才会催生“解放日”所宣扬的关税计算方式。因此，中国成为首要目标，墨西哥也非常显眼。德国、韩国和越南等美国盟友也都感到非常懊恼。

▍降低美国的跨国企业从外国子公司的进口量

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生产特别受到关税政策支持者的重点攻击，他们常用“失控的工厂”来形容美国从中国和墨西哥等低工资国家大规模增加进口。关税支持者认为，他们能说服偏离轨道的跨国公司加快生产回流。

从数据来看，2022年所有的外国子公司向其美国母公司的出口总额约为3750亿美元。下图显示了2022年由美国企业绝对控股的外国子公司（非全部外国子公司）向其美国母公司出口制成品的进口状况。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墨西哥和欧盟合计向美国母公司的出口额占到了近67%，而中国所占份额较低，不足4%。

2016-2022年美国从其主要控股的子公司向母公司的出口情况

2022年美国主要外国子公司向母公司出口的制造业数额与占比

▍削减美国制造业贸易逆差的成本和代价

根据特朗普政府的预测，美国企业从绝对控股的外国子公司的进口额约2500亿美元，这再加上美国对华大约3000亿美元的制造业贸易逆差，就构成了特朗普削减赤字的主要目标。但随着美国正与各国谈判关税税率，能多大程度缓解制造业的贸易赤字尚未可知。为此，我们推算了美国想要消除制成品的贸易逆差所需达到的关税税率。需要强调的是，这一推算方式有六个前提假设：

外国不施加报复性措施、美国制成品出口没有“勒纳效应”、美元汇率不变、美国宏观经济的支出和生产间的平衡关系没有变化、关税“转嫁”系数为0.5、进口需求弹性为2.0、对所有制成品进口征收10%的关税，进口量减少10%。

最终，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需要征收42.5%的关税才能消除美国的制造业贸易逆差。如果美国的制成品贸易逆差通过国内生产替代进口而趋于消失，那么，部分劳动力将从其他行业转向制造业。下表计算了与2016-2023年的制造业贸易逆差额相当的劳动力水平。如表所示，2016年至2023年间，制造业的贸易逆差约占GDP的4%，换算下来，需要新增的全职工作岗位约为245万。

2016-2023年美国制造业的贸易平衡与国内劳动力的等价关系

与之相关的是，我们计算了通过高关税消除美国制造业贸易逆差的成本。假设外国供应商承担一半的关税，而美国购买者（家庭和企业）承担另一半关税，美国消费者获得的“到岸价格”——即美国消费者支付的含关税的进口产品的价格将上涨21.3%。

为了消除贸易逆差，假设价值约12,110 亿美元的制成品进口受关税阻挠转向在美国本土生产。而对美国购买者来说，其余不得不依赖进口的16380亿美元制成品涨价21.3%。这意味着，仅仅转嫁给消费者的额外成本为3480 亿美元（21.3% *16380亿美元）。

此举产生的下一个后果是，美国国内生产成本的攀升。在美国本土生产价值约1211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我们假设其成本价与进口到岸成本的涨价幅度相同，约上涨21.3%，因此，国内替代性生产的成本将增加约2570亿美元。

将转嫁给消费者的成本和国内生产的成本上升合计来看，美国要想实现进口替代，总成本高达6060亿美元。如果继续向下传递，对于具体的经济部门来说，每新增一个制造业岗位所带来的就业成本也是相当高的。如果完成12110亿美元的进口替代额，同时创造约6060亿美元的制造业增加值，每个新增岗位每年需承担约22.5万美元的成本，6060亿美元的制造业增加值将新增269万个就业机会。这样算下来，除非关税下降，否则新增的每一个制造业就业岗位成本都将年复一年地累加。而美国家庭和企业支付了所有的费用。需要说明的是，这一计算方式对成本的估计还是相对保守的，有相当一部份学者认为，新增制造业岗位的成本要更高。

▍结论

首先，我们无法回到1960年代的“黄金岁月”，当时制造业的岗位规模约占劳动力的27%。即使通过极端关税政策消除了美国制造业的贸易逆差，制造业的工作岗位也仅占劳动力的10%左右。

其次，依托于关税政策新增的每个制造业工作岗位并不是毫无代价的。不仅作为消费者的购买成本将增加，每个新增的就业岗位，即便保守估计每年最少也将带来225,000美元的成本。

第三，由关税政策助推的就业机会成本较高，因此，有两种替代方法更具有可行性：（1）为培训计划提供联邦资金，以培育高技能的劳动力，（2）向面临衰落的社区提供直接的联邦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