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巨额索赔BBC，新闻中立为何死亡？

文 | 丁毅超

特朗普不愧为是今日媒体世界的顶流，他的一举一动都能获得媒体极大的关注度，但可能没有什么比与媒体本身对抗更能激起媒体的兴趣。前几天特朗普又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向英国广播公司（也就是BBC）索赔10亿美元。理由是BBC公然对自己的讲话进行剪辑编辑，诱导观众做出错误联想。

BBC一方面承认自己编辑失误，另一方面坚决拒绝索赔。毕竟10亿美元实在是太多了。隔壁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因为《60分钟》节目的问题也就赔偿了特朗普几千万美元。

单纯就本次事件而言，双方大概率会在对簿公堂的过程中进行讨价还价，最终以索赔价大幅打折的方式向特朗普进行赔偿。但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新闻业，尤其是传统新闻业，为何与会与民粹派政客摩擦日益激烈。

我们可以在历史的维度上说，记者和政客始终处于结构性的紧张关系中。但我们也必须承认，特朗普的一句“Fake News”已经成为越来越多政客的口头禅。或者说得更明确些，这是否意味着新闻中立这一观念本身正在发生坍塌。它已经无法维持启蒙理性主义所赋予它的客观性，正在日益退缩为纯粹的程序性中立。

BBC一直被西方新闻界视为媒体典范的标杆。但接近百岁高龄的BBC也同样不乏批评之声。尤其是它和英国政府之间漫长且复杂的关系，一直是政客和记者结构性矛盾的真实写照。一贯敌视此类建制化媒体的特朗普更是对BBC没有任何好感。那么，BBC又是惹到了特朗普呢？

国内对本次事件的报道不是很热衷，但在国外，特朗普与BBC之间的冲突非常具有媒体关注度。本次事件起源于BBC在2024年播出的一款纪录片。这款片以2021年1月6日特朗普支持者冲击国会山为主题，试图展现出BBC编辑部对这次事件的理解。然而BBC聘请的独立外部顾问敏锐地注意到BBC在剪辑问题上有一些猫腻。它将特朗普并不相连的话无缝衔接在一起，使得观众在观感上将之视为连续的话语。

剪辑后的片段显示，特朗普当时对人群说：“我们要走到国会大厦，我会和你们在一起，我们要战斗。我们要拼死战斗。”而事实上，这些话摘自他演讲中相隔近一个小时的不同段落。其中并不包括特朗普希望支持者“以和平、爱国的方式表达你们的声音”的那部分内容。

基于这种明显对事实进行选择性编辑的问题，BBC独立外部顾问在BBC内部反应了类似的问题。但显然在BBC的官僚体制运作下，这种反应无疾而终。或者用现在辞职的新闻主管的话说，“此类剪辑并无不妥，也不会造成误导。”相反，这名独立外部顾问在今年夏天被离职。随后，该独立外部顾问致BBC董事会的信件内容上周在英国右翼报纸《每日电讯报》被公布。

信件一经公布，迅速在西方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部分自由派媒体人士也承认，即便他们都同意特朗普应该为1月6日事件负责，但BBC的这种选择性编辑可能也不大合适。用BBC《简报室》主持人的话来说，“即使对于中立的观察者而言，特朗普对1月6日骚乱的责任显而易见（尽管普雷斯科特似乎对此提出异议），而且他当天的行为也预示着他的总统任期可能意味着什么（当时他已经将骚乱者称为英雄，并随后赦免了所有人），但这一编辑处理方式仍然具有误导性，且在编辑层面上站不住脚。”

对于亲特朗普阵营而言，这显然是媒体世界对特朗普敌意的最新表现。或者用民粹派最喜欢的说法，这些媒体存在严重的制度性偏见。而自由派人士则为此极力辩护，将这场编辑事故成为单纯的偶然事件。这也不是双方第一次采用这种话术脚本。毕竟在上次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号称一刀未剪的哈里斯采访节目中，双方也都是这样说的。

当然，这到底是制度性偏见还是偶然问题，每个人会有自己不同的信念。但我们确实发现，在美国选举最紧张的时刻，不同的媒体都出现了同样的问题。作为一个有趣的偶然，BBC的这款节目就是在去年大选一周前开始播放的。

随着事情的发酵，一开始还打算装死的BBC不得不做出回应，BBC总干事和新闻主管的迅速辞职就是最直接的表现。BBC随后更是公开向特朗普进行道歉，并且宣布将取消播放这款纪录片。但面对特朗普的天价赔偿要求，BBC则坚决拒绝了诽谤的指控，认为只是纯粹的编辑失误。作为特朗普的英国分身，改革党领导人法拉奇宣布将退出BBC对该党纪录片的拍摄，理由是缺乏信任。对于正在和英国政府谈判2027年广播执照的BBC而言，它可能已经走到了某种命运的十字路口。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英国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去年大选中的争议，或者我们进一步分析近几年来媒体争议，其核心都是围绕所谓的客观性，或者说中立性这一问题展开的。即发起攻击的一方总是认为媒体存在系统性偏见，没有“公正”的报道事件，这一点在左右翼都有体现。比如左翼就非常强调建制派媒体在报道巴勒斯坦问题上存在系统性的偏以色列倾向。所以为了更好地阐述整个问题，我们必须先回到新闻客观性这一观念本身。

新闻与客观性并非从一开始就挂钩在一起，甚至到今天也不是完全挂钩在一起。正如汉弗莱那个经典的笑话一样，作为近代新闻业发端的英国报纸恰恰是以党派性起家。所以才会有“卫报的读者是自以为应该治理国家的人，泰晤士报的读者是真正在治理国家的人”这样的说法。

至于本次曝光信件的每日电讯报也榜上有名，用汉弗莱的话说，“每日电讯报的读者认为国家正在被别国治理着”。甚至到了今天，英国新闻业也会强调自己的党派倾向。比如晨星报是英国共产党的拥护者，而卫报则是英国工党的支持者。这种绑定关系甚至会影响到报纸本身的影响力。晨星报就随着英国共产党的衰弱而一起衰弱。网站的点击量就是很好的说明。

那么，这种所谓的新闻客观性观念到底是如何出现的？这就不得不又谈到启蒙。启蒙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今天一大群人的思考模式，正如笔者在上一篇文章《德国废掉所有核电站的背后，是启蒙神话的崩塌》中所说的那样，启蒙本质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普世化，并将理性作为一种新的权威。

反应到新闻业上，从18世纪中后期开始，西方新闻业采纳了启蒙理性主义的核心思想，强调将可测量的“理性事实”与“非理性”信仰清晰分离。这种承诺让新闻业把自己定位为客观“真相”的探求者，致力于自由和理性的推理。

美联社（AP）和BBC可以堪称最典型的例子。避免公开偏袒、仅提供可验证信息的做法，成为这些全球性新闻机构的哲学基础 。并且这种新闻客观性与国家机器中立化这样的观念一道，成为了今日称之为政治中立化的具体展开。这种联系在英国可能表现地更为明显，BBC报道的中立性不仅是一种新闻业内部的道德选择，也通过英国通信管理局这样的机构，上升为强制性的国家标准。

新闻客观性的全部困境也恰恰在于它所依赖的逻辑起点，即什么是客观性。在科学实验中，这种客观性本质上是一个去价值化的过程。或者说得更简单些，客观性是由实验对比结果所展现的。但这种客观性在某种意义上也并不是绝对的，毕竟科学家也并非生活在真空环境中。科学家可以对自己的实验数据保持客观性，不等于科学家对自己的研究方向也可以保持客观性。换言之，科学家偏好研究什么样的问题就已经脱离了绝对客观性的范围。

这一问题在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中会被进一步放大。正如上文所说的那样，记者本身是带有社会背景、经验和价值观的主体。新闻报道（即客观事实的呈现）需要一系列主观决策：选择报道哪些故事、投入多少资源、引用哪些消息来源。这些选择本身就带有价值判断，使得纯粹的价值中立在实践中很难完全达成。这在各种国际新闻中体现的曝光度差异和立场倾向差异中随处可见。

甚至，即便能够做到公正地拣选事实，发布时机本身也会成为一种偏好性的表现。BBC在美国大选前一周发布一款关于1月6日事件的纪录片本身已经足够作为一种政治暗示。尤其是当这款纪录片通过有意剪辑的方式强化特朗普支持1月6日事件时，明眼人都知道，这和泽连斯基在选举前夕在民主党官员的围绕下访问关键战场州一样，只是一种看似中立的偏好。

而新闻从业者的集体倾向则可能进一步放大这种偏好。在本次BBC事件中，之所以对特朗普话语的剪辑能够大行其道，其实是BBC内部相当一部分人内心认同特朗普需要为1月6日事件负责的想法。对特朗普的话语剪辑只不过是将真正的现实进一步“凸显出来”。这种集体的意识形态偏好导致在实际的审查过程中必然会存在某种不平衡，这最终成为外部独立顾问投诉无门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然，这种情况并不只存在于新闻业，任何一个领域都存在类似的结构性困境。德雷兹内在研究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时候就承认过类似的问题，他说美国国关届的国际自由主义者占据压倒性多数，而这显然与美国民众的意识形态分布具有明显的偏差。这种偏差不可能不会导致国关届与民众认知的脱节。

在明显的意识形态同温层中，始终保持自我怀疑和自我批评既是令人痛苦，又是难以达到的。这反过来导致建制派媒体很难通过内部机制纠正意识形态偏好带来的不平衡。换言之，它本身已经成为了特定意识形态自我循环的再生产机制。

那么有没有相对平衡的处理办法呢？确实也有。美国的Ground News项目就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它与其说是新闻，倒不如说是新闻聚合网站。通过对所有新闻网站进行归类，它标记处不同意识形态媒体优先报道了哪些问题，从而展现出意识形态对媒体报道偏好的影响。或者更准确的说，这种媒体处理方式正在从实质性中立退缩回程序性中立。

唯一的问题是，程序性中立同样无法解决客观性的困境。比如，如何将对媒体的意识形态进行定义，如何对不同意识形态媒体对同一件事情的报道口径进行统计，都是Ground News项目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这本质上是一个无穷追溯的问题。它最终会演变为一个如何保证我保证的第一因困境。

甚至，即便大多数媒体真的采用这种模式，也只不过会激起对这种程序性中立的反对。一方面，很多时候程序性中立的背后确实存在着结构性不平等，比如网上经常喜欢说的帮大雄还是帮胖虎的问题；另一方面，尤其是在欧美左右翼对垒的语境中，在面对涉及基本民主价值、人权或科学共识的议题时，两边的人基于自身的道德认知认为应该进行普遍的道德判断是常态现象。在我国来说，对于有舆论记忆的读者对此也并不会陌生，各种“抛开事实不谈”本身就说明很多时候人们对媒体的要求恰恰不是中立。

更为糟糕的是，正如笔者上一篇文章所说，启蒙理性主义的归宿是一种集体的唯我论。毕竟没有人可以保证自己能够穷尽历史的每一个细节，我们也没有能够真正比较个体理性能力高低的普遍性标准。最终，被理性释放的个体意志必然将理性的权威也置于自己的意志主宰之下。或者用更为学术化的方式来表示，这是启蒙运动未能将思想从确定性中解放出来的实际政治后果 。如果理性无法提供确定性，那么最快、最强大的替代方案便是共享的感觉。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新闻客观性这一观念本身遭遇到了生存危机。对越来越强烈的唯我论而言，真实和客观并不重要，优先满足我的情绪更重要。用大白话来说，我相信的才是真实的。社交媒体的兴起恰恰相应了这种呼声，越来越多的人投向了左右两边非建制化媒体，包括个人播客的怀抱。原因无他尔，这些新的“新闻机构”更能满足他们的情绪需要和世界观自洽性。而建制化的媒体为了保持自己的影响力，又反过来向观众屈服，采用愈发具有意识形态偏好的报道方式巩固自己的订阅量。

作为一个较为悲观色彩的结论（当然也不一定是悲观，毕竟在其他视角上也可以视为乐观），今日媒体世界种种反抗民粹主义的做法充其量只有战术上的作用，无法扭转启蒙理性主义的结构性困境。甚至，如果启蒙运动所追求的“客观真理”概念在政治和道德领域无法实现价值中立，那么进步自由主义用“道德判断”或“结构性公平”等概念来修正它，本质上只是用一种价值判断取代了另一种价值判断。

这似乎并未在根本上解决启蒙理性无法提供普遍、绝对真理的问题，而是在程度上进行了妥协。因此，无论媒体是进一步走向纯粹的形式中立，还是走向结构性公平，都会引发另一边的不满。问题不是在于客观性的标准，而是客观性观念本身的死亡。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新闻业对客观性的执着，反过来加速了客观性的自我瓦解。在这一点上，尼采确实有强烈的洞见。现在的问题是，你相信积极的虚无主义是人类社会的出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