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哲学 |中国的跨文化技术想象与现实

中国互联网公司从2010年到2020年高速发展,互联网经济最终进入到中国社会舞台的中央。在这十年间,有一本书被互联网公司创业者与技术精英热捧——Kevin Kelly(简称KK) 的《失控》。它不仅被奉为理解互联网时代的哲学指南,也塑造了诸如字节跳动、美团、小米等公司的组织观、管理观与技术世界观,并通过这些企业影响到更广阔的商业社会。

然而,当我们回望这段思想史,会发现它并不是一个线性传播的过程,而是一场跨文化的“技术想象翻译”:从美国反主流文化、黑客文化与硅谷技术乌托邦起源,经由《失控》进入中国创业者视野,再被本土的竞争环境、社会制度与组织逻辑重新塑造,最终演变成中国独有的互联网企业哲学,以及中国式的数字化转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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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失控》在中国的走红源于微信之父张小龙与2010年在腾讯内部一次长达八小时的内部分享会上,推荐了这本书,随后在中国创业界像水波一样扩散。这时恰逢智能手机普及、移动互联网爆发、创业热潮涌动。

《失控》一书里的核心理念,包括技术将自动孕育秩序与增长,群体智慧、涌现、弱中心,实验—迭代—扩张等。

这些理念契合并影响了这一时期中国互联网公司创业者的精神特征:技术乐观主义、去中心化与自组织崇拜、边做边试的组织文化,因而,“用户增长”、“自组织小团队”、“流量”、“数据驱动”、“快速试错”成为中国互联网圈里的时代关键词。

互联网公司文化也饱受中国社会争议,从我前些年写的《互联网如何毒害了我们的组织》,到这几天某会员制零售企业的顾客声称拒斥从互联网公司空降高管拉低了会员服务逼格。

这种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互联网公司,直到今天打下了“失控式理念”的深深的烙印,例如:

字节跳动的赛马机制、算法驱动、自组织项目制、快速迭代;

美团的自下而上的业务试验、骑手和商家的生态系统、算法运营;

小米的社区驱动、粉丝共创、轻资产扩张等等。

这些公司创造了一个信念:秩序不是被规则塑造出来的,而是自然长出来的。

这与传统中国企业的“指挥、命令、管控”范式形成鲜明对比,带动中国企业管理思考迈入“平台化、生态化、组织网络化”的时代。今天,出自字节的飞书被很多企业认为是一种创新的企业管理软件,其思想根源就在这里。

其实被中国创业者视为“互联网管理学”的《失控》,并不是一本管理书,而是一部文化宣言,它是美国社会从六十年代开始的几股科学和社会思潮的结晶,包括复杂系统科学和嬉皮士文化。

我在《企业信息系统进化|协同、混沌与编排》《管理咨询行业纵览 | 基于系统论的管理咨询服务》《战略咨询 | 情景规划的神仙顾问和科学软件》三篇文章中都介绍了复杂系统科学对社会和管理思想的影响,这里我再补充说下Stewart Brand——这位中国人可能了解不多的美国的嬉皮士文化加硅谷文化之父,是KK的《失控》最直接的精神教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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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wart Brand的经历和影响力,几乎可以串起美国现代技术文化和反主流文化的两条河流。他不是典型的企业家或科学家,但他是观念的发动机、硅谷文化的思想教父。

我在《战略咨询 | 情景规划的神仙顾问和科学软件》文中介绍过Stewart Brand生平,概览如下:

·1938年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

·曾服役空降兵,后进入斯坦福大学学习生物学专业

·六十年代参与美国嬉皮士的反主流文化、艺术、迷幻药实验、环境运动

·1968年参与组织 “母亲大会”(The Mother of All Demos)——首次展示鼠标、GUI、网络协作

·1968–1972年创办 Whole Earth Catalog(《全球概览》)

·1985年联合创立 The WELL——全球最早的在线社区之一

·1990年代推动长今项目(The Long Now Foundation),提出“万年钟”概念

出身于美国上中产家庭,接受了美国社会最顶级的精英教育(菲利普中学和斯坦福大学,大概等于北京四中毕业然后进了清华),他把草根性质的嬉皮士反主流情绪,转变成工具精神自我赋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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嬉皮士哲学源头反对集中权威、军工体制、官僚控制,倡导回归自然、追求自由、社区自治,开展公社运动等集体生活实验。然而,Brand 不是纯粹在磕了药后追求“乌托邦主义”,他不是要逃离文明,而是要用工具重新构造文明

这就是他创办《全球概览》的目的——一本帮助人“自己动手做未来”的工具手册,与其说是杂志,不如说是文明工具箱。它宣传:信息自由、自组织社区、小而美的技术、个人自由与自给自足,乔布斯称其为“纸上互联网”,并在斯坦福演讲引用其封底话语:Stay Hungry, Stay Foolish。这句话的精神,就是Brand 那一代人的核心气质,我们这一代启蒙读物可能是“十万个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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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d作为思想领袖,连接了反文化者、计算机研究者、黑客社区和创业者,让嬉皮士理想进入技术体系。例如他支持硅谷工程师Engelbart的“母亲大会”,参见我前些年写的《1992年IT近代史 | 改变世界的25人(九)—— 亲密计算的先知》《1992年IT近代史 | 改变世界的25人(六)—— 电子数据表之父》,是交互计算、个人电脑革命的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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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概览》所倡导的理念,激发了个人计算机DIY和开源精神,还记得第一批发售的苹果电脑就是乔布斯发动全家人在家里的后院手搓出来的吧;

Brand创立The WELL催生了互联网社区文化、社交网络原型;

Brand提出“信息自由”, 衍生出了黑客伦理、开源运动、网络民主理想。

在斯坦福大学生物专业毕业的Brand倡导“生态系统思维”, 可能把生态这个词带到技术领域中的首倡者,影响了互联网的“平台/生态”理论。

硅谷很多精神都能在Brand 身上找到源头:去中心化技术乐观主义工具改变世界从社区中产生创新技术是个人解放力量。

他把嬉皮士文化的“现实世界社会实验”变成了互联网启动的“信息世界商业实验”,从公社精神到创业精神,核心价值是一致的:技术是自由的手段,而非控制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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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发现了张一鸣说的字节跳动的企业信念:context,not control的真正思想源头了吗?

所以KK的《失控》不过是把这种文化框架,引入了系统科学与生态隐喻,把“科技乌托邦”写成了“科学合理性”。

今天,硅谷文化也进化到了新阶段,以马斯克和奥特曼为代表的新一代硅谷精神领袖,将Brand和Kelly 的 “自由想象时代”,变成了“行动主义” :

从赋权个人、去中心化,到工程征服、结构性改革、人类升级;

从生态涌现,到技术加速;

从系统自生长,到系统必须由技术精英引导。

大模型、可回收火箭、脑机接口、通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把去中心化、去权利的自由式、自演化体系,重构为使命驱动的技术权力

尽管KK似乎给中国的互联网创业家门开了脑洞,然而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以及中国社会并没有成为《失控》叙事的验证物。中国互联网公司崇拜自组织,却最终走向“自组织+ 纪律+ 数据驱动控制”的混合结构。

来自硅谷的失控思想到了中国互联网公司就南橘北枳,原因很简单,美国和中国的技术社会的底层文化并不相同,没有嬉皮士文化的底子,脑子里没萦绕过这种歌,很难共情“去中心化”的初衷:

美国技术文化崇尚个人主义、反中心,中国社会的底层价值观是集体主义、依靠国家能力、偏好秩序控制

美国硅谷崛起的资本秉持长期主义,而中国的资本快速回报压力更强,缺乏“耐心资本”

美国技术社群强调自治、共享,而中国的技术、商业、政治三个互动圈有着千丝万缕的牵挂,造成中国的技术人员并不愿意开放、分享。

美国的技术商业文化是市场开放、宽容失败,而中国的技术商业是极端竞争、高速淘汰、互联网大厂依靠规模优势碾压初创公司

于是,中国互联网公司学习KK的“失控”,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特色:

去中心化组织,变成了多团队赛马,强指标考核(不管叫KPI,还是叫OKR,都是考核)

自由试验,变成了快速试错,但高打击失败

面向社会的生态自治,变成了平台治理、算法监管

自演化组织,变成了内部控制、划定边界、稳态可控

这些中国互联网公司管理模式在最近十年对中国企业管理哲学也造成了深刻影响,例如组织结构上,强调平台化组织、建立中台组织、小组制工作;决策方式上,强调自下而上试验与自上而下治理相结合,绩效文化上,强化短期目标管理,延迟容错,将算法作为一种管理机制。

Brand和KK给了中国社会一个“失控”的梦想,中国互联网公司却将其改造成了高速竞争与流量秩序。今天,在人工智能的社会应用理念上实际存在着关键分析的马斯克和奥特曼,正在创造新的一轮技术社会动力论,那么中国企业的人工智能转型的哲学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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