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赢得贸易战和科技战的基础是什么？

文 | 黄文政、梁建章

25年10月30日，中美领导人于韩国釜山会晤，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问题交换意见，标志两国贸易争端与科技战暂时缓解。会晤中，美方宣布取消对中国商品10%的“芬太尼关税”，24%对等关税继续暂停一年，同时暂停9月29日公布的出口管制50%穿透性规则、对华海事等领域301调查措施各一年；中方相应调整反制措施，并暂停10月9日公布的相关出口管制措施一年，双方还同意延长部分关税排除措施。

两国元首还达成多项重要共识，同意保持经常性交往，并就双方领导人互访做出安排。鉴于明年中国主办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美国主办二十国集团峰会，双方承诺相互支持，推动两场峰会取得积极成果，助力世界经济增长与全球经济治理完善。

从美国最初的极限施压，到中国的精准反制，再到中国宣布实施稀土管制的强势出击，贸易战与科技战中的攻守之势已然逆转，这远超很多人最初的预料。为何会出现这样的转折？我们将从双方开展贸易战的底层基础、这种基础的长期演变趋势，以及如何借助贸易战的契机破解我国当前的经济困境与长期存在的深层难题等方面，展开讨论。

一、人口规模效应是我们赢得贸易战的基础

美国对我国发动科技战和贸易战之初，很多人担心科技和贸易脱钩会让中国面临技术断档，甚至退回到农业时代。针对这种担忧，我们当时就认为，中国的技术发展已经从技术引进逐步过渡到内生性驱动，也就是各种技术研发主要源自内生性需求。科技脱钩会给中国带来短期麻烦，但同时也会促进中国在技术树上回溯到最底部，这对中国长远来说是好事。这个结论，基于当时的一个判断：即中国按时空联系紧密度加权的人口规模效应，已经开始超过美国乃至整个西方。

这里所指的人口规模效应并非单纯人口数量，而是按联系紧密度加权的人口规模。我们把人类文明视为所有现在活着的和曾活过的人构成的一个巨大的网络；在此网络上，现活着的人通过交流互动相互联系，并通过学习单向联系曾活过的人。因此，人口规模效应涵盖空间上由交流互动形成的横向规模效应，以及时间上因知识技能积累形成的纵向规模效应。

工业革命前，我国虽人口众多，但大范围人际交流互动有限，知识技能积累缓慢，未能形成如西方国家般强大的加权人口规模效应，所以发展水平远低于西方。近年我国科技突飞猛进，则得益于比整个西方总和还多的人口带来的横向规模效应，以及改革开放后学习西方自工业革命以来的成果，自身积累技术和理念形成的纵向规模效应。

这种体系性的规模效应才是真正强大，且是最难实现的。一旦拥有这种优势，领先则会由点及面，逐步扩散。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西方的工业革命，从一点开始领先到几乎处处领先。中国现在的工业和技术优势也是如此。全产业链下，各领域的技术不断积累，相互融合，全面开花。

例如，无论是无人机、机器人、新能源车、新型战机的飞控，还是航母的电磁弹射，背后均离不开中国在电控领域技术和人才的厚积薄发。

而当下，我国的技术发展已经从内生性驱动，进一步走到了内生性引领。例如，近期出现的有源相控CT，则是军用技术原理的应用转移。也就是说，一些领先技术已经开始跨领域漂移，创造新的技术高地。可以预料，在未来一二十年里，中国在技术方面的优势会持续拉大，在跨国联系紧密度有限的军事科技领域更是如此。

二、从几个具体领域看人口规模效应

我国在贸易战与科技战中展现的竞争力，固然离不开领导力、民族精神与统筹机制等关键因素，但我国最基础性的优势，则体现在我国人口总量超过西方各国之和，以及由此在技术积累、产业协同中形成的规模效应。以下从几个有代表性的领域简单叙述：

稀土供应：稀土和稀散金属管制是我国打出的一张王牌。我国在稀土和稀散金属领域的优势与其说是丰富的稀土储量，不如说是与其相关的全产业链优势。例如，支撑我国镓供应能力的，是我国占全球60%以上的超大规模电解铝产能。这种体量不仅能稳定供应镓等稀土关联材料，更能摊薄提取成本。更关键的是，庞大的下游应用产业规模，让中国稀土产业链形成闭环优势。中国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风电装机量等高端制造产业每年消耗的钕铁硼永磁体等稀土材料占全球总量的70%以上。这种内需规模一方面为稀土和稀散金属提炼分离产业提供了稳定的消化市场，避免了产能闲置风险，另一方面倒逼技术迭代。

光刻机：光刻机作为高端芯片制造的核心设备，是我国在先进制造领域的最主要的一块短板。其制造涉及光学、机械、电子等数十个领域，需长期的技术积累与工艺迭代。曾有人认为，先进光刻机凝聚了全人类的科技成果，需多国协作完成，因此没有任何国家能独立研制出来。这个观点是荒谬的；中国有比所有这些国家加起来都要更多的人口，在技术的纵向积累逐步与西方持平之后，内部产业协同的紧密度和更强有力的协调机制会让中国具有更大的优势。阿斯麦的首席执行官也坦诚，中国有14亿人而且聪明人很多，他们会提出我们尚未想到的解决方案。

军事科技：近年我国军事科技突飞猛进，为国家安全和战略威慑力提供了坚实保障。我国在雷达、导弹、先进战机、水面舰艇、无人作战设备等方面正在或者已经超越美国，这背后是我国数倍于美国的工程师人才以及规模庞大的全产业链和市场优势。在军事科技领域，跨国的产业协作有限。如美国除了与五眼联盟和以色列外，与法德等西方国家的深度合作都乏善可陈，使其在此领域的规模效应远低于中国。而且，中国目前的成就是在军费占GDP比例远低于美国的情况下实现的，这也可部分归因于我国人口规模远大于美国，以至于维持相同的军队人数，我国承担的人头经费压力远小于美国，可以将更大的财力投入军事科技的进步。

市场规模：市场容量大是我国贸易战的底气。在贸易博弈中，无论是大豆、能源、铁矿石、客机还是医疗器械，这些市场背后的基础，无一不是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过去，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交通和通信条件落后，众多人口并未形成有效市场；而如今，中国已成为能源、钢铁、建材、电器、汽车、网络等行业的全球最大市场。中国统一且庞大的市场，犹如汪洋大海，经得起任何大风大浪的考验。正是因为人口规模是日本的十多倍，中国才能依靠自身市场与工程师队伍抵御美国的关税制裁，而非像日本当年那样面临压力只能妥协。

“一带一路”：这一战略构想有助于构建更广阔的资源、商品、资本市场，其本质上也是追求更多人口带来的规模效应。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旅游客源国、第一大专利申请国，并据此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全面受益。尽管西方发达国家人口总规模接近中国，但内部差异显著、地域分散，使其在统一市场建设和聚集效应释放上的潜力不及中国。同等收入水平下，从外部15亿人身上获得的规模效应，远不如本国 5 亿人带来的规模效应。即便仅从纯经济的供需角度而言，一个中国人对本国经济和技术发展的促进，也远超数个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他国公民 ，更何况在文化、语言、安全上，本国人更是不可替代。因此，提升生育率远比拓展外部市场更为关键。若中国自身人口持续萎缩，国内优势企业即便出海拓展市场，也会因本土根基不断弱化，最终可能被当地收割。

三、支撑我们今天成就的基础面临衰微

我国当前高度重视人才，但却未充分认识到人口比人才更为基础。人口不仅是孕育杰出人才的基数，还决定着人才发挥作用的市场规模。人口少一半，整体生产力和创造力少一半还不止。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人口基数更小的社会中，任何特定领域的最优秀人才也会相对逊色，其生产和创造效率会低于人口基数较大的社会，进而导致智力和能力对社会中每个人的平均贡献更低。这意味着人口萎缩对整体生产力和创造力的影响是双重的：既降低人口数量的倍乘系数，又直接拉低人均效率本身。

人们曾担心，自然资源匮乏会制约发展。然而，自然资源增加值占全球GDP的比例不足 5%，且整体并未走高。回顾我们的日常开销，无论是汽车、手机、家具等商品消费，还是旅游、教育等服务消费，自然资源的价值占比都不高。即便大城市的房价中，土地价值看似占比很高，但这主要是人口聚集产生的价值。自然资源增加值占比未上升的背后，是科技持续拓展资源边界、提升资源使用效率，而这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人口增长带来的需求扩张和人力资源提升。

从此视角不难理解，为何自然资源丰富、大学学历人口占比全球领先的俄罗斯，在科技领域已难以与中国抗衡；而在新能源、电动车、机器人等新兴领域，中国已开始超越美国，且优势不断扩大。我国如今是全球最大的自然资源进口国，同时也是最大的贸易顺差国，这意味着我国人口规模效应创造的价值，远超过人口众多拉低人均自然资源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然而，目前我国生育率不到维持人口规模所需的更替水平的一半，正在让支撑我们今天成就的基础处于坍塌之中。从2016到2023年，我们新生儿7年降幅高达52%，远超日本41年下降51%、韩国20年下降50%的速度。虽然由于新冠疫情带来的生育意愿堆积的释放以及龙年偏好的影响，2024年出生人口略有回升，但从现有数据和之前的结婚登记数据来看，2025年的出生人口可能跌到900万以下。只要生育率低于2.1左右的更替水平，出生人口就会不断下降；而生育率不到更替水平的一半意味着出生人口将以每代人，也就是每30年减半的速度持续萎缩。

2024年，我国人口占世界17.5%，但新生儿却仅占世界7.2%，生育率不足世界一半。这种低生育率对我国长远的影响远超过战争和经济危机。若此趋势延续，不出一两代人，我国新生儿占世界比例将降至3%以下，我国将丧失大国的地位。当前，我国总人口比包括五眼国家与欧盟的西方总和还多50%，而新生儿在2025年就将降至与其持平，因为生育率远低于西方，出生人口乃至总人口的萎缩速度料将远快于西方。如果不能大幅提升生育率，我国将失去对西方的人口优势，在产业链和技术领域会在赶超之后又被他们反超。人口萎缩已成为美国乃至西方指望“东升西降”逆转的救命稻草，而这并非危言耸听。如果目前的生育率不能显著提升，现在科技竞争力螺旋式上升的态势，未来很可能变成螺旋式下降。

四、技术进步未必能缓解内卷和经济困境

技术进步对应的是效率提升，意味着社会只需投入更少的工作，就能获得更大的效用满足。因此，一国的生活水平最终应取决于该国的生产力或者经济效率，而不应该由货币地位和其他一些虚拟概念决定。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强大的生产者和建设者，现在也在逐步成为强势的创新者，中国民众理应过上与这种能力相匹配的生活，然而现实却是经济越来越困难，民众生活水平提升有限，甚至很多年轻人因为生活压力而放弃繁衍。实际上，目前的经济机制下，技术的不断突破并不必然会缓解当下的经济困境，反而可能加剧社会内卷。

从外部来说，中国凭借庞大人口规模与长期积累的知识和技能，在科技和产业链上优势显著，成为发达国家的粉碎机，这表现为将高科技产品做成白菜价。这本身是对全球的巨大贡献，但同时也意味着，我国民众作为生产者和创造者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更公平的做法是逐步提高产品和服务在国际市场的价格，最终实现贸易平衡。贸易顺差本质上是本国民众劳动成果兑换的外汇，可理解为“享受不及付出”的差额。某种意义上，我们正在做世界的 “工蜂”，以自己的辛勤劳作，甚至放弃繁衍，为全球提供价廉物美的商品和服务。我们以为自己赚到了，实际上是亏大了，因为得到的远低于付出的。这就像一个人一辈子辛辛苦苦赚了好多钱，日子却过得很节省，死后留下的大量财富悉数充公。

从内部来说，由于技术进步的收益直接惠及技术的掌控者，而非全民。如果不能配套相应的分配机制改革，这反而可能会导致许多人失去工作，职场员工也更加内卷。特别是随着通信和交通条件的提升，企业竞争呈现出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过去企业做到本地最好即可生存，如今可能要在某个领域做到全网名列前茅才行，这导致市场份额和利润向头部企业集中，大量企业难以存活；而存活下来的企业中，员工因担心失业会更加内卷。由于人工智能的更新速度远超人类学习速度，未来可能有大量人口不再具备市场所需的技能，从而无法找到工作，导致收入愈发集中，进而抑制需求甚至阻碍经济发展。

经济困境和日益严重的内卷背后，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人口颓势及其带来的预期下降。我国经济增速从之前的8%-10%降至现在的5%左右，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1990 年代后期新生儿数量的锐减。随着人口不断减少，各行业的需求和供给会同步萎缩，投资意愿低迷，创新步伐放缓并最终停滞。基础设施也会因需求不足、财力有限而难以更新，最终被废弃。现在的大城市会随人口减少退化为中等城市，再变成小城市；机场、医院、学校、公园也将不断关闭，窄化人们的选择。相对于人口稳定的情形，陷入人口萎缩的社会，其生活水平会相对更低。在这个过程中，知识更新会放缓甚至停滞，现有经验和技能可能失传。

长期而言，人口萎缩会降低社会复杂度，让某些行业和职位消失。如果中国人口降至现在的1/10，理发师、快递员的数量可能还是现在的 1/10，但高铁、航天这些需要规模效应的领域，相关职位可能就不复存在了。

有人觉得技术进步可弥补人口萎缩带来的损失，进而认为不需要担忧人口萎缩。这就像一个人打工赚的钱超过赌博输的钱，就断言赌博没有危害。实际上，打工赚的钱与赌博输的钱并无关系。把花在赌博的时间用来打工，既可避免赌博的损失，还可去打工赚得更多。同理，人口数量和技术进步之间也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从人口规模效应来看，人口萎缩，会减缓技术进步的步伐，从而给经济发展带来量和质上的双重损失。

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回到底层逻辑来看待人对社会的价值。人活着本身就有内在价值，工作只是为了生存以及活得更好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如果能达到相同的生活水平，社会整体的劳动投入应该越少越好。更重要的是，人不只是劳动者，更是消费者、基因多样性的承载者、文化与语言的传承者，乃至孕育杰出人才的人口基数的支撑者，更是亲友的陪伴者和他们人生意义的加持者。要实现这些，可实施普惠性基本收入制度，让所有人直接受益于国家的科技进步。而大规模发放养育金，让养育成为有收入的高级工作，则是最好的切入点。

五、以贸易战为契机，解决短期经济困境并破解长期人口颓势

要维持对西方的竞争力，我国需将人口规模稳定在10亿以上，这要求在10-15年内将生育率提升至2.1的更替水平之上。美国乃至西方现在都将长期希望放在中国人口崩塌之上，我们需要改变这种预期，而且现在就开始。低生育率的症结是生育激励机制失效：养育付出的是家庭，受益的则是全社会。只有让养育三个和以上孩子能获得不亚于普通全职工作的收入，才能激发家庭足够的生育意愿。

最终解决之道是，以给养育家庭大规模发放养育金为切入点，逐步实行普惠性的起点收入，把我国强大的生产力和创造力转化为民众手中的真金白银和现实的美好生活。这不仅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低生育率问题，维持民族的正常繁衍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更可以让经济回归经世济民的初心。

长期来说，建议将养育金提升至GDP的2%-5%，这足以确保每月每个一孩获1000元、每个二孩2000元、每个三孩及以上3000元直至16周岁，还可给予每个孩子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以扩大内需。需要强调的是，中央政府应作为生育支持的主体，因为只有在国家层面才有动力及政策工具来提升生育率。对高收入家庭，税负减免更具吸引力。建议实施社保、所得税、购房土地出让金等按累进制减免，如二孩减半，三孩及以上全免，同时将个人社保部分定向给予父母，以优化激励机制，甚至可将老年人照看小孩折算为工作年限，纳入延迟退休政策考量。

生育投入力度可依生育形势逐步调整，5%的GDP不够就10%，甚至20%。别以为GDP的10%就很多。若维持当前约1.0的生育率，人口最终将以每年2.5%的速度萎缩，严重阻碍经济发展与创新，使得人均GDP增长更慢；即便不考虑这种影响，10%的GDP也会在三四年内就被人口萎缩给消磨掉。

由于新生人口是生产要素、消费基数，乃至未来的税基，养育金是对未来的长期投资，而非单纯的社会支出成本。

目前绝大部分领域都已经投资过剩，例如在基建投资已经趋于饱和，制造业的各项产能也普遍过剩。房地产在很多城市也因为人口流失而大量闲置。就连教育行业也出现了过度竞争。唯独在孩子数量上却是投资严重不足。中国科技创新能力过去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庞大的市场和人才规模。但这种规模优势未来会随着年轻人口的迅速萎缩而萎缩。

当务之急，是尽快扭转新出生人口迅速下降的趋势。现在投资多生一个孩子，未来不仅是一个消费者，也是一个可能的科研创新者，更是文化和传承者。所以当今中国最值得的投资是孩子。大规模发钱补贴生育是对未来人力资源的投入，长期有很好的回报。

长远来看，应建立独立跨期核算的人口发展基金，通过超长期国债、信用扩张、市场投资等方式募集养育金，再加上税收和土地出让金减免，地方政策加码，免费义务教育向下延伸到与产假衔接，向上延伸到高中毕业。

给育儿家庭发钱是否会引发通货膨胀？若就业与产能已充分利用，额外需求可能推高通胀，面临的其实是通缩风险。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制造业国家和产业链最完善的经济体，如奶粉、服装、玩具等行业存在产能过剩问题。向育儿家庭发放资金，就是赋予这类家庭购买力，其增加的消费恰好指向上述产能严重过剩领域，不仅不会引发严重通胀，反而能盘活闲置产能、充分利用劳动力，还能进一步激发多样性需求，引导资源配置到社会需要的领域，最终促进充分就业与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在资金筹集方面，养育金应避免与财政预算内项目竞争，可通过超长期国债或信用扩张募资，并成立“国家人口发展基金”统筹管理。这既能为社保等耐心基金提供投资渠道，也因发放金额受到新生儿数量和支出额度限制，且匹配经济增速，因而没有超发风险。由于人从出生到完全进入经济循环需要至少20年，考虑到养育金的长期投资属性，久期需要超过20年，其投入产出需要进行单独的滚动核算。

关税战正好提供了一个改变的契机，在对美态度坚定的同时，可以考虑逐步降低对其他国家的关税。许多国家忌惮中国强大的竞争力，逐步降低对这些国家的贸易顺差，有助于维持并深化与它们的贸易关系，强化中国在国际产业链中的核心地位。

2024年我国出口退税规模达1.9281万亿元，占当年出口总额的 7.6%。出口退税是各国通用做法，旨在避免对外国消费者双重征税。但我国民众收入远低于同等技术水平的国家，出口退税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对海外消费者的补贴。

我国出口退税税率从5% 到 17% 不等，而美国在 2018 年加征 25% 的关税，并未大幅影响我国对美出口。这可能意味着，我国出口的优势恐怕大大超过目前出口退税的税率。如果每年出生 1000 万小孩，以 2024 年的出口退税金额来发放养育金，足以给每个小孩每月发放 1000 元，直至其 16 岁。

中国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无论内部还是外部，几乎都卡在严重的超低生育率上。未来的发展水平和长期国力，高度取决于能否将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维持可持续的人口规模。只要充分认识到这是必须完成的任务，且越早做到越好，再辅之以废除户籍限制、推进土地改革、实现教育公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在科技、效率和国力上就将形成并维持强大优势，保障民众的高质量生活水平。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是最有能力解决低生育率问题的国家。我们有慎终追远、注重整体利益的文化传统，有强大的执行力，以及全球最顶尖的综合生产和技术能力。真正缺乏的，是对低生育率长远危害的充分认知，以及对以人为本理念的坚守。长远来看，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地位，将取决于我们在人口问题上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