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崑：当中美博弈加剧，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新使命是什么？

Club提要：以“包容性与可持续性”为主题的第47届东盟峰会及相关峰会10月28日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闭幕。出席峰会的重要国家领导人有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美国总统特朗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韩国总统李在明、巴西总统卢拉、南非总统拉马福萨等人。马来西亚总理兼东盟轮值主席安瓦尔在闭幕致辞中说，“我们欣喜地看到，伙伴国家和主要大国重新开展对话、重建沟通桥梁，这证明东盟机制在理性与耐心的引导下依然发挥着作用”。 

北京对话特约专家、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翟崑曾于2024年撰文《“困境即使命”：构建中国—东盟—美国包容性地区秩序？》指出，在全球性挑战突出、中美博弈加剧和体系竞争背景下，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突破这一困境的新使命，就是尝试构建中国—东盟—美国包容性地区秩序。北京对话特摘编如下。

Club Briefing: The 47th ASEAN Summit and related meetings, themed “Inclusiveness and Sustainability,”concluded on October 28in Kuala Lumpur, Malaysia.Key national leaders in attendance included Chinese Premier Li Qiang,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anae Takaichi, South Korean President Lee Jae-myung, Brazilian President 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 and South African President Cyril Ramaphosa.

In his closing remarks, Malaysian Prime Minister and ASEAN Chair Anwar Ibrahim stated: “We are pleased to see that partner countries and major powers are re-engaging in dialogue and rebuilding bridges of communication. This proves that the ASEAN mechanism continues to play its role under the guidance of reason and patience.”

Zhai Kun, Senior Fellow with Beijing Club for International Dialogue and Deputy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Area Studies at Peking University, wrote in 2024 that “In times of intensified global challenges, China-U.S. rivalry, and systemic competition, the new mission of the China–ASEAN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is to build an inclusive regional order among China, ASE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Beijing Club presents an excerpt from his analysis below.

翟崑《“困境即使命”：构建中国—东盟—美国包容性地区秩序？》发表于《国际经济合作》2024年第3期（图源：期刊网）

“困境即使命”命题

“困境即使命”命题包含两个内涵。一是国家和地区需要突破困境实现发展。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否顺势而上、逆势突破，是国家能力的具体表现。二是发展中国家集体突破困境具有历史意义。自人类社会进入工业革命时代以来，相对于西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国际秩序的主导，中国等东方国家普遍处于长期衰落阶段，后者必将以突破现有困境、实现独立自主和可持续发展为主要目标。

近代以来，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共同面临的历史困境，体现为在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边缘和半边缘位置，在国际和地区秩序构建中缺乏自主性和主导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持续努力，虽历经波折但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时代，正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命运大反转。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几乎每十年就有一次大的系统性合作升级：1991 年中国与东盟开启对话进程，2003 年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3 年开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2021 年将双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第47届东盟峰会及相关峰会开幕式合影（图源：东盟官网）

总体来看，在后冷战时代，中国和东盟作为整体，正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突破。一是中国—东盟关系的地位和作用今非昔比，中国—东盟成为亚太地区合作的典范，并带动整个东亚和亚太合作。二是中国加入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20 多年来，共同管理南海争端并推进 “ 南海行为准则 ”谈判，自主建立地区安全秩序和安全规范。三是中国—东盟自贸区谈判已进入 3.0 版，双方连续三年成为各自最大贸易伙伴，成为人口超过 20 亿的全球最大和平发展区。

复杂竞合系统下的中国—东盟关系

时间维度下，中国与东盟战略目标具有一致性。一是中国和东盟的发展目标是一致的，首要的任务都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国东盟关系不针对第三方，有助于成为长期的志同道合者。二是由于长期目标明确稳定，各方对彼此的长期战略意图具有较稳定预期，对于一些微观层面的利益冲突，会持有长远战略眼光，因而留有余地，不触及底线。三是东盟实施大国平衡战略，与其他大国也发展了与中国类似的合作体系，如东盟—美国、东盟—日本等多个平行体系，不易引起其他大国的猜忌，这给中国—东盟关系带来共同发展的空间。

空间维度下，中国与东盟存在多层次合作关系。双方关系的多层次嵌套，一是表现为全球化。中国与东盟是经济全球化的捍卫者。中国积极推进经济全球化，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东盟则希望成为全球经济增长中心，提高在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中的参与程度；二是表现为地区化。地区化在冷战结束后的东亚地区表现尤为明显，中国和东盟成为东亚合作成功的最主要推手，并根据东亚特点开发了澜湄次区域合作、各种形式的“10+1”“10+3”合作，以及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三是表现为地方化。这里的地方化有两个含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在地化，以及地方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主动性。中国和东盟的很多城市和省区发挥非国家外交行为体的作用，积极开展经济外交和公共外交等活动。广西、云南、广东、福建、海南等与东南亚毗邻的中国省区在过去 30 多年里均加强了与东盟的经济合作。

主体维度下中国与东盟的复杂利益关系。后冷战时代，任何一种交往都是由多利益相关方互动而成，多利益相关方主要来自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类行为体。第一种情况是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利益总体一致。冷战结束初期，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趋势，中国采取改革开放政策，东南亚华商网络积极对华投资，形成美国与东南亚及中国之间的大市场，达成政府—市场—社会三方的协调发展。第二种情况是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矛盾激化。美国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推动的中美贸易摩擦与“脱钩断链”政策不利于市场效率和利益，同时造成两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对立，近年中国企业大量向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柬埔寨等国进行产业转移。

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第三轮谈判开幕式于2023年6月25日在云南昆明举行。（图源：新华网）

构建中国—东盟—美国包容性地区秩序

中美应看重东盟“超级联系人”的作用。中美有各自的秩序构建战略，虽然中国提出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但从根本上说仍然存在走向两个平行体系的内在张力。为了防止中美两大体系走向刚性对撞，需要一个优质的缓冲地带。比较而言，“东盟+”是全球尤其是亚太范围内能较好平衡中美的地区性结构。从这个意义看，东盟作为中立第三方，完全可以通过“东盟+”结构发挥中美之间“超级联系人”的作用。

中美可尝试在东盟的包容性机制中实现三方对接。在“东盟+”结构内，中美各自与东盟的合作进展顺利，中国—东盟、美国—东盟两个子系统并行不悖，东盟成功地将中美在东南亚的竞争转变为这两个子系统之间的竞合。

从支持东盟中心地位到支持东盟成为地区中心。东盟中心地位是指东盟在东亚地区合作中的“驾驶员”位置、中心性地位，东盟成为地区中心指以东盟共同体为代表的东南亚成为具有全球影响的地区中心。目前，支持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中心地位，已成为亚太地区的共识。这殊为不易，是大国与中小国家组成的地区组织良性博弈的结果。

中美可以尝试与东盟共建共同体。首先，三方可以共享地区性的兼容理念。东盟提出的东盟中心地位、地区合作架构、互联互通、舒适度、包容性地区秩序等理念，均为中美等大国所接受，是地区性的公共知识产品和共同规范。其次，尝试以东盟为枢纽，建立联通亚欧—欧美的新全球大市场。在此基础上，中国一方面可以通过正在形成中的亚欧物流大通道、亚欧价值链，将东盟—中亚—欧洲连接起来；另一方面，可以在既有的全球产业链中，通过东盟与美欧市场重新建立各方受益的网络关系。

第28次东盟-中国领导人会议10月28日在吉隆坡举行（图源：新华社）

第13次东盟-美国峰会10月26日在吉隆坡举行（图源：东盟官网）

结语

本文尝试提出“困境即使命”的命题。一个国家和地区面临的历史困境往往能转化为这个国家和地区成长的动力和使命，困境随时代而变，使命也需作适当调整。本文以系统辩证的视角，将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视为一个整体，在不同历史时期面临共同的困境，形成共同的使命，并不断迭代演进。

本文比较理想化地提出，在国家和地区命运的基础上，应看到随时代而演进的更大整体性和更强复杂性，通过扩展复杂竞合系统的尺度，突破集体行动的困境，实现更大范围命运共同体的适应性共赢。进而言之，这对理解当下“全球南方”的兴起及其战略意涵也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