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門銷煙以外的林則徐

作者：方舟，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

香港也應該為林則徐設立一個紀念設施，讓人們在緬懷歷史的同時，永遠銘記那段歲月的沉重教訓，傳承林則徐身上的愛國情懷與務實精神。

今年適逢林則徐誕辰240周年，香港電台近期也推出了《林則徐：虎門銷煙以外》的歷史人文紀錄片，講述了林則徐在治水、治學、官場浮沉的多面人生，為觀眾揭示了林則徐在禁煙、海防、水利及邊疆開發等領域上的貢獻。主持人也一路追尋林則徐的足跡，從東南沿海到天山南北，值得一看。

林則徐是直接影響了香港發展歷史軌跡的重大人物，正是由他主持虎門銷煙開始，揭開了中國近代史的序幕。由之而來的鴉片戰爭，是當時世界第一大工業國英國和世界第一大農業國中國的正面碰撞，最後是以中國割地賠款、開放五口通商告終，這個是大家都知道的歷史事實。但如何看待這段歷史，仍然值得大家多方位思考。

鴉片最初被視為治療痢疾、霍亂等疾病的藥物，曾在英國使用，但很快被發現其成癮性及危害性。到1830年代，鴉片在英國已是公認的有害之物，後續相關法律法規陸續出台限制其使用，在1857年，鴉片正式被納入英國《毒品銷售法》。即便在普遍社會認識到鴉片危害性的情況下，英國為了賺取對華貿易順差，仍無視鴉片貿易不道德的本質，向中國傾銷大量鴉片。

弱肉強食年代借自由貿易侵略

當時英國的著名政治家威廉．格萊斯頓（William Gladstone，後來數度出任英國首相）強烈反對鴉片貿易，形容其為「最臭名昭著和最殘暴的」，他曾在日記中寫道：「我很擔心上帝會因我們對中國的民族罪行對英國做出怎樣的判決。」格萊斯頓堅決反對鴉片戰爭，批評其目的「源於不公義」，過程「出於功利計算」、「讓這個國家永遠蒙羞，莫此為甚。」

長期以來，有一種觀點認為，鴉片戰爭的本質是一場貿易戰爭，主要的原因是清王朝自己閉關鎖國，英國為打開中國的貿易大門，才不得已發動戰爭。

言下之意，若清朝主動擴大通商、全面接受西方貿易體系，後續戰事便不會發生。但如果能真正了解當時的時代背景，再審視大英帝國在其他國家的殖民行徑，便不難發現，這種說法未免一廂情願，過於天真。

十九世紀的國際社會仍是一個弱肉強食、奉行叢林法則的世界，假如說只要當時中國願意開放通商，鴉片戰爭就不會發生的話，不妨看看印度的遭遇。

1615年，英國國王派遣托馬斯．羅伊爵士拜訪印度莫臥兒王朝的皇帝賈汗吉爾，爭取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印度設定居點和建立工廠，在賈汗吉爾的回信中可見印度的友善和對英開放的誠意：「……接受任何英國商人作為我的朋友，他們可以在任何他們願意的地方居住，他們享受無限制的自由……不論他們在哪個城市定居，我下令給我的總督和長官給予他們可以給予的、他們所需要的自由。」但印度的結局如何呢？作為一個國家被英國滅亡了，成了大英帝國「王冠上的明珠」。

當時，包括緬甸、一些馬來半島上的蘇丹國，都願意與英國開展貿易往來，但最後都為英國所滅，成為帝國的殖民地，可見核心問題不是通商與否，而是國際社會弱肉強食的必然結果。放在中國的環境來看，鴉片戰爭的核心本質，是兩個世界體系的碰撞：工業文明擊敗了農業文明。

英國經濟史學家麥迪森（Angus Maddison）曾經估算，以購買力平價轉換系數折算，清朝在1820年的GDP佔全球總量約32.9%，是英國的6倍，主要因為清朝龐大的人口總量。同時期的英國雖然GDP總量不及清朝，但其人均收入遠超清朝，且已進入工業化、蒸汽化時代，中國則仍是農業國家；更重要的是，兩個國家的社會體系和資源動員能力已經完全不是在一個水平線上，所以其實戰爭未起中國已經敗局已定。

處於兩個文明碰撞的最前沿，林則徐的悲劇性結局是注定的了。但正是他在愛國之心的驅使下「挽狂瀾於既倒」的努力，為後世留下了諸多值得深入探尋與學習的精神財富。

團結軍民抗敵游擊戰術建功

其一，正視差距卻不退縮，善用民力以弱制強。

起初林則徐到廣州與英國海軍遭遇後，他已經察覺兩邊的火器威力完全不能同日而語。英軍艦炮的射程遠超中國珠江口的炮台射程，形成了英軍能夠攻擊到清軍，清軍卻打不到英軍的被動局面。面對如此懸殊的軍力差距，當時很多人（包括道光皇帝撤換林則徐後，接替他的琦善），乃至後來很多近現代知識分子都認為存在這種軍力代差的環境下，抵抗毫無意義。

但值得深思的是，即便存在如此差距，當時許多遠比清朝落後的國家，在對抗西方列強時的表現卻遠超清廷。

1824年，第一次英國─緬甸戰爭，英軍陣亡超過15000人，艱難獲勝；1839年，第一次英國─阿富汗戰爭中，英軍陣亡約5000人，英國戰敗；而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按照英國記載，死亡人數為2800餘人，當中約800人左右是死於海難，2000人左右死於傳染病，實際戰死者只有幾十人。1867年，英國為搶奪南非祖魯族人的黃金礦產資源而發動戰爭，英軍面對這一原始部落也陣亡了1727人。清軍的戰績，甚至比不上南非原始部落。

當時的清廷內部，主和派佔據上風，就連道光皇帝本人也缺乏抵抗的決心與動力。而林則徐始終堅定主戰，他深知正面對抗英軍的堅船利炮是不可行的，但若果英軍登陸後深入腹地，情況則有所不同。

林則徐在廣州看到「民心可信、民力可用」，在群眾中招募水勇，教授夜襲火攻之法，允許組建團練，結果也證實是可行的。

1839年九龍海戰中，義律率領兵船2艘、貨船3艘到九龍海岸藉索食為名，炮擊九龍山師船，中國水師還擊打翻英軍雙桅船一艘；1840年，林則徐組織漁民、疍戶和水師對英軍停泊在海面的船隻進行火攻，生擒十人。林則徐這套誘敵深入，動員民眾進行「游擊戰術」，極具戰略眼光。

百年後的抗日戰爭中，中國軍隊正是沿用這套「以時間換空間」思路對抗日軍侵略者，彼時動員了全國力量的日軍尚且無法完全佔據中國腹地，更何況百多年前遠征而來的英國海軍？只可惜，當時的清廷既無膽識也無意志去採用這樣的戰略，不願動員民眾奮起抵抗，反而急於求和，將林則徐撤職查辦，最終以割地賠款草草收場。

其二是破除偏見，開眼看世界的智慧。

當時清朝作為「天朝上國」，對西方世界所知極少。但作為天朝的欽差大臣，林則徐面對着他所不熟悉的對手英吉利，他既不自大，也不盲目排外，而是認真地了解對手。林則徐很早意識到單靠傳統的經驗手段，無法對付西方勢力，必須充分了解對手，他設立了不少翻譯機構，了解英國動向和實際情況，編寫《四洲志》整理英、美、法等西方列強的政治經濟情況，了解外國的軍事科技，是中國近代首次大規模、有組織地對西方進行的情報分析工作。

蒐英美法情報拒絕盲目排外

林則徐亦特別留意當時西方所用的法律。他請美國傳教士伯駕（Peter Parker）和袁德輝從瓦特爾所著《國際法》一書中摘譯了有關戰爭及國家主權的部分，編譯為《各國律例》，應用於對外交涉上。這也是中國首次運用西方的國際法律。

林則徐將其主持編撰的《四洲志》資料，交給他的好友魏源。魏源以此為基礎，編寫完成了《海國圖志》，突破「天朝上國」的狹隘之見，提倡「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這些作品都為近代中國帶來第一代啟蒙作用，意義非凡。林則徐也因此被稱為「開眼看世界第一人」。

不論是位高權重，還是遭貶邊疆，林則徐仍心懷國家。

林則徐在被貶謫發配新疆時，伊犁將軍布彥泰知道他是治水名臣，請他幫助新疆興修水利。林則徐抱病協辦伊犁的阿齊蘇墾地，捐資興修龍口水渠工程，使伊犁荒墾大見成效。之後再赴南疆，親自出勘的南疆八城的墾地，共達68萬9000多畝，行程2萬里。他所經歷的地方，不僅謫臣從來未到過，武臣邊帥亦鮮有躬親周歷者。

這令布彥泰大為折服，在給道光帝密折中，稱林為「臣平生所見之人，無出其右者」。

洞悉沙俄大患託左宗棠衞疆

林則徐在新疆的時候，沙俄剛剛開始蠶食中亞地區，他已經敏銳意識到沙俄是未來將是中國西北邊疆的一個大患。

在林則徐晚年告老返鄉的途中，他聽說湖南有個年輕才子叫左宗棠，特意停船於長沙湘江邊，約見當時還只是個落第舉子的左宗棠，暢論天下大事，特別提及新疆的形勢。他對左宗棠說：「終為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乎！吾老矣，君等當見之」，「東南洋夷，能禦之者或有人；他日西定新疆，非君莫屬！」後來歷史的發展，證明了林則徐的判斷。左宗棠也不負林則徐所託，收復了新疆。左宗棠晚年封侯拜相，但在和幕僚聊天時，講起當年得以在湘江舟上拜見林則徐，仍是他一生最榮幸的事。

林則徐在其生命的最後幾年，被道光皇帝重新啟用，並先後被派到陝西和雲南處理當地的叛亂，再次成為了朝廷的「救火隊長」。乃至太平天國運動爆發的時候，已經即位的咸豐皇帝，立刻想到求助於林則徐，任命他為欽差大臣再次出山。但此時的林則徐已經重病纏身，在赴任的途中病逝於廣東。

林則徐病逝的時候，後來擔任香港第四任總督的寶靈（John Bowring）正在廣州擔任領事兼駐華商務監督，親身近距離觀察民眾對林則徐逝世的強烈反應，他在文章中寫道：「在中國，可以說林則徐是該國人民的縮影──那個龐大帝國的輿論，集中表現在這個人身上。他是中國的一位理想的愛國志士。他是聖人，而且是萬聖之聖。他把自己的智慧同傳統的智慧結合了起來」，「太偉大了，不會被人遺忘」，「他的影響遠及最僻遠的村莊，構成社會的主要基礎」。

回到香港的視角，林則徐當年力主修建的炮台，在今天依然可見蹤跡，分別是在尖沙咀的「懲膺炮台」（今天的1881舊水警基地）和官涌「臨衝炮台」（現址為佐敦佐治五世紀念公園），官涌街和炮台街仍保留了當年的地名痕跡。

從虎門銷煙到鴉片戰爭，再到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變法圖強的歷史……林則徐的人生軌跡與香港的近代命運緊密交織，他作為近代中國民族英雄的典範，在包括澳門在內的全國多個城市都有紀念設施，甚至遠在紐約市的華埠都有紀念雕像。

或許，香港也應該為林則徐設立一個紀念設施，讓人們在緬懷歷史的同時，永遠銘記那段歲月的沉重教訓，傳承林則徐身上的愛國情懷與務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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