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经济研究院｜中国出口转型重塑区域供应链【走出去智库】

走出去智库（CGGT）观察

进入10月下旬，亚洲地区迎来密集的全球性外交活动议程：10月25日至26日，中美经贸牵头人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中美经贸磋商；马来西亚于10月26日至28日举办第47届东盟峰会及相关峰会；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0月31日至11月1日在韩国庆州市举行。亚洲地区越来越成为全球经贸关注的热点地区。

牛津经济研究院最新的研究报告“China's export transition reorders regional supply chains”认为：

▪中国持续的出口转型，叠加美国对中国商品与其他亚洲国家商品征收关税的差距扩大，正加速将中国利润率较低的制造业向亚洲新兴经济体转移。

▪与此同时，另一项与美国关税政策相关的长期结构性转变也在推进：中国在技术阶梯上的攀升，使其在高附加值产业中与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形成更直接的竞争。

▪中国“低端产能外迁”与“本土向高科技产业升级”这两大趋势并行，促使各国政府采取不同应对措施，以保护本土产业、维持竞争优势并从中国投资中捕捉新机遇。

今天，走出去智库（CGGT）编译牛津经济研究院亚太首席经济学家卢姿蕙（Louise Loo）的研究报告，供关注亚洲经贸趋势的读者参阅。

正文

要点

·中国作为全球供应链关键中间产品供应方与高附加值产品主导生产方的双重新兴角色，仍将是支撑其巨额经常账户盈余的核心力量，其影响远超美国关税政策的最终走向。

·这一趋势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呈现分化态势：据我们的自上而下分析，亚洲新兴经济体正逐步占据中国制造商转出的中端技术组装领域。作为回报，中国对这些经济体的投资增加，正助力其提升本土生产能力，尽管就业红利的分配并不均衡。

·随着中国出口结构向发达经济体靠拢，亚洲发达经济体面临更激烈的竞争与通缩压力。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目前已在半导体价值链部分环节、电动汽车及精密机械领域与中国展开竞争。随着出口重叠度不断加深，此前的生产增长优势正逐渐被利润压力与就业风险所取代。

·对此，区域内各国政府正通过产业政策应对与中国经济关系的不对称性，在日益加剧的竞争压力与对中国需求、投入品及投资的持续依赖之间寻求平衡。

·多数亚洲新兴经济体采取的策略是，在欢迎中国资本流入的同时保护本土产业。与之相反，亚洲发达经济体则通过加大创新投入、强化战略伙伴关系及推动供应链多元化来应对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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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中国出口结构与日本日益趋同

亚洲供应链正适应中国产业与出口转型

中国持续的出口转型，叠加美国对中国商品与其他亚洲国家商品征收关税的差距扩大，正加速将中国利润率较低的制造业向亚洲新兴经济体转移。目前，中国生产商正通过两种方式布局：一是直接投资当地工厂，二是成为区域制造商的关键投入品供应商，将组装与基础加工环节转移至亚洲新兴经济体。这种重组正不断深化区域供应链联系。

与此同时，另一项与美国关税政策相关的长期结构性转变也在推进：中国在技术阶梯上的攀升，使其在高附加值产业中与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形成更直接的竞争。中国庞大的产业集群、通缩性成本基础及被低估的货币，使得中国内地企业能在曾由发达邻邦主导的领域展开激烈竞争。

中国“低端产能外迁”与“本土向高科技产业升级”这两大趋势并行，促使各国政府采取不同应对措施，以保护本土产业、维持竞争优势并从中国投资中捕捉新机遇。

亚洲新兴经济体：填补中国转出的市场空白

随着中国企业自给能力与技术水平的提升，亚洲新兴经济体制造商正找到专业化发展空间，聚焦中国转出的中低端生产环节。牛津经济研究院 TradePrism 对 2035 年的预测显示，未来十年区域供应链内将形成更清晰的层级结构（见图 2）：中国处于顶端，专注于高科技资本品、电动汽车及绿色制造；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等中等收入经济体处于中间层级，负责组装与中端电子产业；柬埔寨、孟加拉国等低收入经济体则聚焦劳动密集型产品。

图表 2：部分亚洲经济体将调整出口专业化方向

然而，这种层级划分掩盖了深层次的相互依赖关系：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制造业仍高度依赖中国的机械、零部件与原材料作为生产投入。由于投资流向通常跟随贸易流向，中国企业不仅为这些经济体提供投入品，还直接投资其本土生产（见图 3），例如宁德时代（CATL）在印度尼西亚的电池投资，以及比亚迪（BYD）在泰国新建的工厂。

图表 3：中国对东盟投资聚焦汽车与中端电子产业

中国投资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中国投资增加往往加速了技术转移，提升了东道国的生产复杂度；另一方面，其创造就业的效果通常较为有限（见图 4、图 5）。

本院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FDI）对亚洲东道国 “经济复杂度指数（ECI）”（衡量技术复杂度的指标）的历史影响，并控制了全球与国内需求因素。通过将制造业就业与 ECI 指数对中国对外投资（按目的地划分）进行回归分析，并纳入国家特定指标交互项，得出以下结论：

越南与泰国的案例尤为典型。2002 年以来的数据显示，中国资本提升了两国在电子、太阳能电池、纺织及机械领域的技术能力，促进了本土知识溢出，尽管劳动力市场获益不均衡。但需注意的是，就业增长不明显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投资未改善东道国的劳动条件 —— 例如，中端技术岗位相对于低附加值岗位的增加，可能意味着劳动力技能得到了有益提升。

图表 4：东道国经济创新与产业生产率往往会提升

图表 5：中国投资不一定会带来就业岗位增长

亚洲发达经济体：在前沿领域竞争

对于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等亚洲发达出口经济体而言，中国向高附加值产业的攀升带来了更为严峻的竞争挑战。

随着中国内地生产工艺的精细化，其出口结构与东北亚发达经济体的重叠度不断提高（见图 6）。此外，当前中国的宏观环境 —— 更显著的通缩、人民币贬值及针对性的国家与产业补贴 —— 进一步提升了中国的竞争力，使得高附加值制造业迁出中国的吸引力较五年前大幅下降。

图表 6：中国出口结构与亚洲发达经济体日益趋同

竞争压力已逐步显现：中国目前占据全球芯片封装测试市场逾三分之一的份额，而其从韩国进口的半导体则持续下降。在电动汽车与电池领域，比亚迪（BYD）、蔚来（NIO）、宁德时代（CATL）等中国龙头企业已占据可观的全球市场份额，对日本与韩国的传统生产商构成挤压。

与中国出口商直接竞争加剧对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影响利弊交织：本院研究显示，与中国的出口相似度每提升一个标准差，初期会因企业扩大规模以应对竞争（可能带动区域生产能力初步提升）而推动就业增长；但这一增长通常在四年内逆转，转而出现失业增加与价格疲软（见图 7）。通缩影响与学术估算基本一致：中国出口价格通胀每下降 1 个百分点，将对区域价格形成约 0.6 个百分点的下行压力。

图表 7：与中国出口竞争加剧往往引发通缩，抑制就业

尽管实证结果符合直觉，但本院认为，这些结果可能仍低估了亚洲发达经济体面临的阻力。关键在于，中国进口需求对这些经济体的传统支撑作用已大幅减弱：中国出口中的外国附加值占比已从 2000 年代中期的 19% 降至当前的约 14%。因此，中国出口增长不再能为日本、韩国或中国台湾地区带来同等规模的中间产品进口提振，这进一步放大了竞争带来的净拖累。

政策应对：应对转型挑战

亚洲各国政府正通过产业政策、投资激励与技术合作相结合的方式，应对中国出口转型带来的影响。

亚洲新兴经济体核心目标是吸引新的投资流入（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同时提升本土能力：泰国推出了丰厚的电动汽车与电池产业激励措施；马来西亚与越南通过税收优惠及基础设施支持，定位区域电子与电动汽车枢纽；印度加强了劳动力培训，并为半导体生产提供制造业激励。

亚洲发达经济体重点在于加大创新投入与强化战略联盟：日本通过《芯片法案》及与美欧的联合项目，扩大半导体与精密机械领域投资；韩国汽车制造商向高端电动汽车转型，并在美国布局生产以享受《通胀削减法案》的激励政策；中国台湾地区的台积电（TSMC）与富士康（Foxconn）正通过多元化全球布局维持技术领先地位。

需重点关注的因素

多项政策与法律动态可能影响区域贸易流的短期前景：

·中美谈判与《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关税裁决：芬太尼问题的潜在协议可能使中国关税降低至多 20 个百分点，缩小中国的成本劣势，并部分逆转产业转移趋势；中国对关键矿产的出口管制仍是重要谈判筹码；同时，美国最高法院若作出限制《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关税权的裁决，可能为中国减免约 5 个百分点的关税负担，但政府或通过其他行政权力维持类似措施。

·转口贸易惩罚措施：美国拟对经低关税经济体转运的商品加征关税，其对供应链多元化的影响（抑制或加速）将取决于原产地规则与中国成分含量规则的执行方式。

·中国自身的管制措施：中国加强对外汇资本、技术转移及关键矿产出口的管控，叠加选择性反制措施，可能暂时减缓供应链多元化进程。

总体而言，这些政策变动表明，亚洲供应链重组的驱动力已从成本竞争力转向地缘政治与中国产业战略。关税、美国法院裁决及出口管制可能引发短期波动，但长期方向明确：中国在区域生产网络中的核心地位将进一步巩固。对其他亚洲经济体而言，各国政府需持续努力 —— 在缓冲中国主导地位风险的同时，借力这一趋势加速自身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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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简介

Louise Loo 卢姿蕙

Head of Asia Economics, Macro Forecasting and Analysis

牛津经济研究院亚太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