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行健：从大遏制到战略竞争——美苏冷战经验如何影响中美格局｜战略与安全

编者按 ·  2025.10.23

尽管近期中美元首通话后，中美竞争关系得到缓和，但本文认为，美国对大国竞争的认知受到冷战思维的影响由来已久，中方不可麻痹大意。要追溯美国的冷战思维来由，则不可忽视冷战研究的经典著作《遏制战略》，本文通过回顾美国二战以来对华关系的多次战略调整，认为当下美国的各种手段仍是冷战时遏制战略的变体。展望中美关系的未来，是否会走向“缓和”？作者认为，中国必须放弃幻想，坚持战略竞争，避免走向当前美国“病态的普世性”，最终超越“遏制”，以重构新的国际秩序。

目前，中美的战略竞争已经到了新的阶段，双方在多个领域的角逐愈发激烈。部分学者已经对中美关系作出新的判断。例如，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者阎学通认为，当下中美关系已经进入“冲突-合作”的复合形态。然而，令人担忧的是，针对二十一世纪两个最大规模经济、军事实体的战略竞争，美国人有着深刻的冷战记忆和思维惯性。因此，对于中国人而言，深入研究美国人的这种记忆和思维惯性，在当前的中美竞争背景下是非常必要且重要的。

在研究冷战的众多成果中，加迪斯的《遏制战略》是系统阐释美国冷战期间的战略竞争思想的一本纲领性著作。加迪斯的《遏制战略》具有系统性强、结合理论与实际、评价公允、学术影响力大等优点，在一众冷战研究当中脱颖而出。此书不仅讲述了遏制战略本身，还提供了一个解释冷战中大国政策演变的分析范式，兼具历史价值与战略思维，对学术界和政策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遏制战略》，我们能得到关于美国人冷战记忆和思维的重要启示，并从新的视角出发解读当前我们面临的战略竞争。

1949年，杜鲁门总统在白宫签下了北大西洋公约（图源：维基百科）

遏制思想在罗斯福时期已萌芽

历史，或者说，对历史的研究，总是存在一种惯常的做法，即将某种理念、发明、历史事件完全归功或归咎于一个个体，称其为“……之父”或“……之母”。这一做法似乎同样被用于冷战研究，而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就是承担“遏制战略之父”名号的人。然而，历史地看，早在凯南进行正式阐发之前，遏制战略的雏形其实已经存在于美国的战略选择之中了。因此，严格来说，凯南并不是遏制战略的发明人，而是继承者和完善者。

在凯南之前，遏制战略的雏形就已蕴藏在罗斯福政府的战略思考之中。加迪斯在书中指出，虽然凯南于1947年7月首次正式定义了“遏制战略”，但实际上从1941年起，华盛顿的领导层就开始使用遏制的思路去研究国际局势了。然而，当时的世界局势并不允许美国彻底地执行遏制思想。一方面，美国不能接受任何单一国家在欧洲和太平洋一家独大，因此必须打击德国和日本。但假若前苏联战胜德国并在战后秩序中称霸欧洲，美国同样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两种战后秩序对于美国而言都是噩梦一般的景象。当时的美国处于这样一个困境：既需要前苏联参战抗击轴心国，又必须杜绝前苏联战后称霸欧洲的可能性。简单来说，1941年的美国高层虽然抱有遏制的思路和雏形，但囿于反法西斯战争的艰难境地，“遏制”战略难以像在凯南时代那样系统性地呈现。换句话说，平衡前苏联和德国，让二者相互消耗，这本身就是遏制思想的初步显现。

无论如何，种种迹象均表明罗斯福政府没有真正放弃遏制的思路。例如，面对上述的两难困境，某些华盛顿官员曾经提出建议，称美国应派出兵力到欧洲作战。这部分兵力和作战的目的一方面要打击德国，另一方面争取让前苏联的兵力持续在欧洲消耗。同时，这部分兵力要全力防止前苏联在欧洲扩张。加迪斯写道，罗斯福本人的确思考过这一战略的可行性，但最终并未采纳。

罗斯福去世后，杜鲁门政府曾经短暂地尝试施行“等价交换”战略。然而，出于种种原因，直至1946年，“等价交换”非但没有产生杜鲁门政府预想的结果，更是美国社会用以诟病杜鲁门政府的败笔。

凯南遏制战略的核心在于权力平衡

可以看到，在凯南之前，“遏制”至多可以被看作是美国政府战略思考的一种倾向、一种路径，受困于现实条件以及领导人自身的判断，并没有作为一个完整的、明确的战略纲领而存在。加之随后的“等价交换”战略屡屡受挫，实际上美国政府在凯南正式提出遏制战略前，基本处于对前苏联无可奈何的境地。这也侧面说明了凯南的遏制战略为何能够受到美国战略高层的重视乃至执行。

加迪斯写道，对于存在于国际事务中的国家利益的认知，构成了凯南的遏制战略的基础和起点。对于凯南而言，国家利益放置于国际社会的背景，无外乎两项原则：一是，国家利益在于保障国家的安全，不允许外部力量干涉内部事务；二是，国家利益在于创造一个有利于本国人民福祉的国际秩序。

关于如何达成这两项国家利益的基本原则，凯南认为美国政府一般从两条路径中进行选择：凯南称第一条路径为“普遍主义/普世主义（Universalism）”。这一路径试图将所有的国家纳入一套统一的行为准则之下。这种“普世主义”预设的前提是，在国际社会的尺度上，和平是可能的。具体的实现方法是，创立类似联合国这样的组织，并要求所有国家妥协让步自己的安全诉求，服从于统一的国际社会的安排。第二条路径，凯南称其为“特殊主义/特例主义（Particularism）”。第二条路径与第一条截然相反，它否认任何将国际社会统一于一套法治理念之下的尝试，认为大多数国家不可避免地渴望权力，而这种渴望只能用对等的力道或渴望去抵消。

在两条路之间，凯南选择了第二条，也就是“特殊主义”。凯南对世界的总体性认知是悲观的，他在国际事务中看到的更多是世界的参差不齐和多元，而不是统一。因此，他不相信世界和平存在，不相信国家可以统一于一套理念，不相信武装冲突可以避免，即不相信“普世主义”。凯南认为，真正有效的行动，并非按照“普世主义”的要求重建国际秩序，而是在现存的秩序中维持权力的平衡，以至于没有任何国家，尤其是前苏联，可以主导国际秩序。由此，凯南于1948年底基本确立了遏制战略的三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重建权力平衡，特别是在受到前苏联扩张主义威胁的地区。二是利用前苏联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矛盾削弱前苏联的影响力。第三个目标是，循序渐进地修正前苏联对国际关系的认知，最后美苏谈判处理分歧。简而言之，遏制前苏联要求美国在世界各地扶持独立于前苏联控制的势力，建立权力平衡/均势（balance of power）。这是凯南遏制思想的基础及核心，他的其他观点、建议，基本围绕这些目标展开。

1952年4月，乔治·凯南（右）宣誓就任苏联大使（图源：Journal Sentinel files）

以遏制为主轴的对华战略不断演变

凯南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对美国战略和外交政策产生重大影响。然而，这种影响主要在于提供了一种思想、思考的气质，凯南在战略和政策的具体执行方面，从来没有一槌定音的话语权。因此，遏制战略自从正式诞生，其实就已经脱离了凯南本人的意志而存在、演变。在后续历届美国政府的理解和使用下，遏制战略衍生出各种变体，它们时而贴近凯南原初的设想，时而有所偏离。

以杜鲁门政府为例，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应该是最具有代表性的遏制战略变体之一。加迪斯认为，这份文件尽管继承了部分凯南遏制思想的内涵，但也演变出许多不同的认知和判断。例如，凯南认为，美国只需要保护世界上个别重点战略地区免遭前苏联控制，即可遏制前苏联的扩张。这些重点战略地区一般蕴藏强大的军工潜能。NSC-68文件泛化了凯南的判断，认为任何前苏联的扩张，不论是否针对战略要地，均绝对不可容忍。再有，凯南十分注重目标与手段的匹配：一个国家可支配的资源和手段是有限的，必须谨慎设定目标，保持目标与手段匹配。这要求区分核心利益与边缘利益，并做出取舍。NSC-68文件则认为，不妨以目标为导向，扩充资源和手段去适配目标。具体表现为，文件倡议美国政府增加军费开支，应对前苏联扩张。

总之，凯南的遏制战略在随后的历届美国政府手中不断变化，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多样的呈现形式。

当前美国制华依旧是遏制逻辑的呈现

冷战思维深深植根于美国战略高层心中，甚至到了今天，美国的许多行为依旧忠诚遵循冷战逻辑。因篇幅问题，下面仅就三种表现形式进行探讨。

（一）结盟与威慑

美国冷战思维在今天的第一种表现形式是结盟和威慑，也就是结交巩固同盟关系，威慑敌手。中国举行九三阅兵前后，美国采取了若干行动：从特朗普向波兰承诺增兵；到鲁比奥与墨西哥商讨增强安全合作；从重启美墨加自贸协议谈判；到将国防部更名为战争部。到了九月中旬，美国又与英国签署科技和能源方面的协议、设法获取澳大利亚西部核潜艇造船厂的使用权、在日本部署中程弹道导弹系统。这些行动的底层逻辑是高度一致的：拉拢各路盟友，形成对中国的封锁和围堵，遏制中国的发展，威慑中国。这种逻辑与加迪斯书中的美苏冷战时期的战略逻辑基本上如出一辙，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因此，社会各界称当前的时代为“新冷战”，并不奇怪。

（二）管制和禁运

冷战思维的另一种体现是“管制和禁运”。在美苏冷战期间，名为“巴统（巴黎统筹委员会）”的组织承担了管制和禁运的角色。“巴统”于1949年由美国主导成立，是冷战时期西方阵营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科技与战略物资出口管制的多边机制。其核心目标是限制前苏联及其盟友获得先进技术与军事装备，从而削弱对西方的威胁。巴统实行严格的出口清单制度，涵盖军事物资、关键工业设备和高科技产品，成员国间采取“一票否决”方式，任何一国反对即可禁止出口。对中国而言，巴统的制裁在20世纪50年代尤为严厉，使新中国在工业化和国防建设上遭遇极大阻碍。由于无法引进关键设备与技术，中国被迫依靠前苏联援助以及自主研发，推动“156项重点工程”和“两弹一星”等战略项目。到了今天，“巴统”的思维依旧存在于美国的战略和外交之中。例如，针对中国进行芯片的管制和禁运，本质上同样是通过管制来遏制中国在相关领域的发展。

（三）脱钩与限制

当下，美国冷战思维的第三种呈现形式是脱钩与限制。这其中还可以细分成更丰富多样的手段和政策。例如，美国对华的科技脱钩，可以进一步细分成出口管制、进口限制、投资限制、金融制裁、人员限制、软件与电信服务限制、资助和税收优惠相关限制、以及多边限制等八类之多。尽管美国脱钩和限制的手段五花八门，层出不穷，但是总结下来就两点。本质上，一是限制对中国有利的资源在中国流动，例如人才、技术、服务等。二是剥夺中国发展的空间，例如市场、外交活动等方面的限制、排挤和打压。上述这些手段都让人联想起美苏冷战时期的战略和政策。

（四）战略与政策

美国除了采取具体行动遏制中国，在战略与政策层面也马不停蹄地谋划新形态的遏制战略，例如国家防务战略（NDS）。该战略是美国国防部每隔若干年制定的战略性文件，用来把国家安全战略的广泛目标，转化为国防层面的优先事项、军队建设方向与行动框架。国家防务战略是美国国防政策的“纲领文档”之一，与Nuclear Posture Review（核态势审议）和Missile Defense Review（导弹防御审议)等其他战略文件相辅相成。

2022年的国家防务战略是最新的公开的国家防务战略文件。在这份文件中，美国的国防优先事项：一是保护美国本土，针对中国的“多域威胁”进行防御及节奏匹配 ；二是用威慑应对针对美国、盟友、伙伴的战略性攻击；三是用威慑应对侵略，并在必要时做好取胜的准备，特别优先在印太地区应对中国挑战，其次是在欧洲应对俄罗斯的挑战；四是构建一个有韧性的联合作战力量与防务生态系统。在文件中，中国被明确定位成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另外，该文件所展现出的思想依旧充满浓厚的冷战气息，例如威慑、联盟、围堵等等。目前，特朗普2.0的国家防务战略还没有公开。但是可以料想的是，2.0时期的防务战略在总体方向上不会与2022年的文件有本质区别。新的防务战略大概率仅会在具体的威慑、遏制方式上有不同的侧重。例如，特朗普偏好使用关税等经贸方面的政策工具，这一点很可能反映在2.0的防务战略中。

总的来看，美国现在对中国使用的手段很大程度上仍是冷战时遏制战略的变体。从1950年NSC-68文件发布到现在，遏制战略或许早已偏离凯南最初的设想，但是底层的对立、制衡、威慑的本质基本没有变化。

冷战时期的积极经验：

缓和与接触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冷战也为后世带来一些相对积极的正面的经验。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基辛格所倡导的“缓和政策”。缓和政策基于这样的逻辑：国际社会可以实现多极的平衡，美国的利益就是维护那种平衡。同时，要尝试突破权力平衡的逻辑，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稳定不是利益冲突制衡的结果，而是源于克制、合作和共存。这是基辛格所相信的“缓和政策”。在“缓和政策”的指引下，尼克松政府与前苏联和新中国展开了一系列的谈判、斡旋。历史地看，“缓和政策”的确产生了积极的作用：避免美苏直接冲突、促成中美关系取得突破、推动战略武器限制谈判（SALT I）和《反弹道导弹条约》（1972）、支持《赫尔辛基协议》进程并加强与西欧盟友合作等等。这都是缓和政策的标志性成果。

缓和政策阶段后，中美关系迎来了“接触政策（engagement）”的时代。这一政策，如其名称一样，旨在与中国进行接触：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并在政治、军事、经济、学术、贸易、对外援助等各方面接触而非对抗。接触政策时期，应该是中美关系相对而言最融洽的时期。自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中美就滑入了战略性竞争的新关系形态，冲突和对抗随之增加。中美关系似乎走完了一个循环，再次笼罩在冷战初期的对立氛围之中。

那么，当前中美关系是否有走向相对缓和的阶段的迹象？从美国的层面讲，“缓和”政策出现主要是因为美国的高层对于利益的认知发生了变化。在这一点上，前文提到的基辛格是最好的例子。他意识到世界的多极，权力的多维；意识到美国一直追求压制（superiority）苏联代价高昂。加迪斯指出，这种认知转向其实与凯南的思想非常契合，也顺理成章地孕育出了“缓和”政策。接触政策出现，则是由于中苏交恶，美国试图联合中国去对抗前苏联。当前，中美之间的竞争远未触及双方能承受的底线，美国种种围堵和打压也说明其竞争欲并未减弱，美国目前也不可能联合中国去对抗某个第三方势力。第一，中国本身就是美国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没有之一。第二，美国虽然与俄罗斯同样是对立冲突的关系，但考虑到中俄关系，美国不可能进行联中抗俄的尝试。对中国而言，中国也不可能甘愿做美国的“打手”和“先头部队”，去施压俄罗斯。因此，从满足当年的历史条件的角度看，眼前中美不太可能走向相对缓和的阶段，两国关系将继续以战略性竞争的形式僵持。

“缓和政策”与“接触政策”自然有其局限性，比如未能终结冷战。但是，这些政策背后蕴含的管控分歧、防止冲突升级、对话谈判的思想，在今天的国际社会依然具有非常深刻的价值和意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2025年9月14日，中美双方在西班牙马德里就有关经贸问题举行会谈，图为媒体记者在中美经贸会谈地点外等待（图源：新华社）

吸取冷战教训

展望中美关系

在当下的中国以及中美关系问题上，《遏制战略》能够带来什么启发，是非常值得思考的。我们应吸取冷战的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展望未来的中美关系。

（一）放弃美国停止遏制中国的幻想

对于中国而言，一条非常显著的教训就是，遏制思想会长期存在于美国的战略之中。现在，美国很大程度上仍在沿用遏制战略应对中国。美国散布全球的盟友，构成了针对中国的制约系统。可以预见，未来美国会继续在多个领域和节点消耗中国，例如南海，例如台湾，等等。这样的企图只会变本加厉，不太可能销声匿迹。中国必须找到方法应对各种具体的遏制形式，例如前文提到的管制、结盟等。美国实在太过于依赖这些手段，未来不可能轻易将它们放弃。

特朗普仍然在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美国的战略没有发生方向性的变化：关税战、贸易战现在看来短期内都不会停止。本文成文之际，中美关税战虽然宣告“停火”，但化解分歧的进程相比于催生冲突的火花，实在是漫长得多。另外，类似“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等口号，在特朗普任内甚嚣尘上。这些政策取向说明美国将愈发地以自身为中心。例如，寻求供应链安全、寻求产业回流等等。总之，美国试图维持住自身曾为全球霸主的自信，然而那份安全感开始松动了。这反而强化了美国的敏感心理，继续将中国视作威胁霸主地位的头号对手，持续遏制中国。

（二）坚持选择对话、沟通、协商

第二条经验教训是，坚持对话、谈判、管控分歧。如前文所述，冷战中相对积极正面的成果和遗产，例如中美关系发展，基本来自对话、交流、合作。当然，我们不能忽视建设自身的实力。没有实力的国家，甚至没有谈判的筹码。我们可以在保证自身拥有实力的同时，依旧营造好对话磋商的态度、机制。美国已经过度依赖阵营对抗的遏制逻辑去处理国际问题。如果中国步美国的后尘，同样成为一支拉帮结派的力量，那么最后国际秩序很可能真的会全面瓦解。这样一来，全世界的人民都要跟着受苦受难。

但是，究竟应该怎么去做，现在已经到了最严峻的时候。或许，《遏制战略》给中国最深远的思考是，我们能否如基辛格设想的那样，超越基于制衡、威慑的稳定，迈向一个基于合作和共存的稳定。理由很简单，遏制战略，至少美国的遏制战略，已经走向了自我矛盾、自我击溃。加迪斯在书中有一段非常有趣的论述：二战后美国政府一直认为一个多元的世界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因此，美国应该促进多元世界的兴盛。但自1950年起，一种观点在美国被广泛接纳，即只有美国能捍卫世界的多元。讽刺的是，这种认知，结合上遏制战略，将美国和世界推向了多元的对立面。美国认为自己在一个“危险”的世界里捍卫多元，付出的代价和造成的后果，却是一刀切的全球主义才会有的。也就是说，追求多元的道路恰恰将美国引向了病态的普世性（Universalism），引向了反多元。

因此，中国现在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我们到底能够为世界带来什么新的精神？我们能超越遏制吗？我们壮大的结果是延续和升高对立对抗，还是给予对话与合作以空间？如果中国无法为世界带去新的价值，那么我们所建立的新秩序，又有何意义。而当务之急则是，在我们能够真正给出答案前，必须或多或少地按照遏制的游戏规则在国际社会中生存。只有生存到最后，我们才能作出回答。

*参考文献：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遏制战略》，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

本文作者

罗行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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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 吴雨彤 

排版 | 许梓烽 

初审 | 伍子尧 

终审 | 冯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