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生的dirty work,究竟能有多dirty?
dirty (adj.)肮脏的;下流的;
work(n./v.) 工作;劳动。
因此,dirty work=下流的工作?
想啥好事呢!在职场黑话里,dirty work这个组合词指的是那些没人想干、毫无成长,却又不可避免的脏活累活。这些工作会顺着权力链条层层下放,最终精准砸中链末的终极牛马——实习生。
想象中的00后实习生:整顿职场,大杀四方;
实际上的00后实习生:浇花是吗?好的老板。
01.《实习生dirty work大赏》
一份工作能脏到什么程度?请欣赏倒霉网友们的实习分享。
:在食堂给老板做饭(以后遇到管饭的公司记得先问问是不是要自己做)。
:端茶倒水,扫地施肥——从茶艺到园艺,一条龙技能培训。
:扶了6小时梯子。
:拆掉文件上订的几百颗钉子。
当然,还有字面上的dirty work:扫厕所。
以上属于家政类的dirty work,当你成为一名实习生,你同时也就成为了办公室的管家、领导的秘书、老板家孩子的家教。
其核心在于工作范围的无限越界,从公共事务无缝侵入私人领域,实习生时刻处于员工与保姆的量子叠加态,具体是什么身份要取决于老板什么时候观测(指挥)你——薛定谔的实习生。
说起来这类dirty work在荒诞中还尚存一丝幽默,你很难在别处获得如此超前的人生体验:给一条鱼接生;观察女同事的屁股找出月经嫌疑人。
真正消磨人类意志的,是那些被包裹成正常工作的dirty work,它确实是work,但也确实够dirty。
:把一个地方的数据复制到另一个,用一个表格补充另一个表格。面无表情的复制粘贴机器。
高情商:部门信息中枢;低情商:人肉传话筒。
:整理文件、资料,不断变换文件格式以适应老板需求。
实习生的工作通常涵盖部门里所有需要人工、却毫无技术含量的任务,它们重复且枯燥,让人在无尽的复制粘贴中耗尽能量。唯一的好处是可以大幅提升对无聊的忍耐能力。
打工至少还能挣点窝囊费,而实习生只有微薄的薪水,一个月两三千块钱,扣掉通勤和吃饭,约等于倒贴上班。
还有很多行业实习没有工资,甚至要另外交一笔实习费。
这样一份钱少活dirty的工作非干不可吗?是的。大多数学校把实习算做一门课程,拿到实习证明才有相应的学分,才能顺利毕业。不过就算没有学校的强制要求,也很少有人真的有魄力可以完全不去实习。要找工作,总不能简历上全写自己当班干部的事。
《2024大学生就业数据报告》中,93.53%的毕业生参与过实习,49.89%的毕业生拥有2段及以上的实习经历。
真正的卷王从大一起就跑在了刷履历的赛道上,到毕业时已经手握四五段实习经历;优绩主义博主的主页全是“大二拿下顶级offer”、“大三实习复盘”,光是看到就很难不让人焦虑。
所以大学生也没办法,只能一边在dirty work里机械劳动,一边安慰自己“当你开着车在商场找不到车位,不会怀疑是车有问题”。
这套系统运转的受益者当然是公司,他们可以用极低的成本,把团队里没人愿意干的活包装成学习机会,顺理成章地转移给实习生。
而且类似的情况在哪都有。日本企业里,新人被期待先做杂事,例如清扫、端茶、搬物件、干净会议室、文件整理等,这被视作“先做人,后做事”的过程;韩国年轻人创造出一个英语和韩语的混合词Passion Pay(신조어),因为一些企业经常要求实习生用“热情、梦想”来换低薪或无薪工作,“你能在这里工作已经是福报了。”
看起来是一套剥削系统,但其实,实习最初诞生时更像是一种教育产物。
20世纪初,美国正处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尾声,制造业、工程业迅速扩张,社会对“既懂理论、又能动手”的技术人才需求极大。辛辛那提大学的Herman Schneider提出了一种设想:学生一边上课,一边去企业带薪工作,课堂和工厂交替。
学校同事们都嘲笑这个想法。因为企业担心这帮学生会弄坏机器,老师则觉得这会把大学生变成工厂学徒。Herman Schneider非常努力,说服大学董事会批准了这个项目的一年实验,又四处动员企业,最终有12个企业招收了27名该项目的学生。
这就是现代实习制度的早期雏形。那时候这类项目主要是面向工程、技术类专业等专业领域。这些工作上手有门槛,去企业实习相当于上了一堂带薪的实操课,很有好处。
而真正让实习成为毕业生常态,是 20 世纪后期大学入学率的激增与就业市场的竞争加剧。到 1970 年代,美国大学毕业生数量迅速上涨,而对应的优质入门岗位并没有等比例增加。
因此,增加实习机会被视为帮助毕业生找工作的办法。劳动经济学家 John Nunley在书里说,企业需要具备解决问题能力的人,实习让他们有机会展示这些能力。
逐渐地,企业开始依赖实习经历来筛选人才,这导致求职者被迫积累更多的实习经验来保持竞争力,循环加剧之后,市面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无薪实习岗位。
当学生需要企业的履历背书远甚于企业需要学生的劳动,权力关系便顺理成章地发生倾斜。这时候,实习已经变成了一种劳动力市场的前置门槛。
dirty work,可以看作是这种权力倾斜的直接后果。企业在挑选人才时,不必再提供真正的学习机会或核心任务,因为他们知道,再枯燥、再琐碎的工作,总有人愿意接手。复印、跑腿、整理材料、填表格,这些本不需要大学学历的工作,现在专属于大学实习生。
老板们还给这些dirty work起了个优美的名字,实习生和团队叫做轻耦合协作模式,不绑定核心业务,低成本熟悉业务链路。照这么说,帮全组取外卖,可以叫私域流量线下履约;给老板跑腿送文件,可以叫关键节点间的实体信息流穿梭。
这么听起来是不是就高级多了?快写简历上。
02.时代在进步为啥dirty work越来越多?
这两年的毕业生看几年前的就业环境犹如阅读科幻小说:
0实习经历也能找到工作;
招聘JD上写的要求是“对该领域感兴趣”;
用一份简陋得不行的简历就能拿到大厂offer。
“完全不着急找工作”“喜欢的公司”“错过了秋招”“秒批HC”,每一个词看起来都很陌生。
时代车轮滚滚向前,为什么工作机会没有变多,反而是dirty work越来越多?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公司从高速扩张的增量时代,进入了存量竞争的时代。
想想互联网的黄金年代——2010 年前后到 2015 年,电商、社交、出行、O2O 一个个新赛道冒出来,团队缺人手,只要有人能接,就会被拉去填空。于是,实习生哪怕是做最边缘的琐事,也常常和核心项目捆在一起。
而现在,很多行业都进入了存量竞争,团队的日常就是围绕着一些很普通、很基础的工作打转,反复优化一个功能、精细化拉新、修修改改报表。
正式员工干的工作都很重复,留给实习生的当然只有更dirty的dirty work。
此外,AI的发展也带走了一些工作机会,带来了更多的dirty work。
哈佛大学两位经济学博士,利用覆盖2015年至2025年的就业数据(涵盖28.5万家美国企业、6200万名劳动者的简历和招聘信息),研究了生成式人工智能(AI)对就业的冲击。
他们通过招聘信息筛选出那些设有“AI整合师”岗位的企业——这一职位专门负责将大模型技术嵌入公司业务。按照这一标准,大约有3.7%的企业被认定为已部署生成式AI,这类企业的平均规模接近500名员工,是未采用AI企业的五倍。
自2023年初(正好对应ChatGPT走红的时间点)开始,这些AI企业的初级岗位招聘明显收缩:平均每季度少招3.7名初级员工,相当于缩减了原有招聘量的22%。
斯坦福大学的数字经济研究专家Erik Brynjolfsson的另一份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在“高AI暴露职业”(即日常任务很容易被AI替代的工作,比如基础编程、客服、数据录入)中,22-25岁工人的就业人数相对下降了约13%。
AI正在代替越来越多初级员工,但糟糕的是,它并不能把所有活干净利落接走,而是把剩下的更边缘、更脏、更琐碎工作甩给人来收尾。
在很多AI+实习生的工作组合中,AI做的是80%看起来很漂亮的成品,由实习生来填补20%的边角料,那20%往往正是那些 AI 无法很好处理、可交付性差、边界模糊的劳动,比如检查信息、校对数据、调整格式,更像一个给AI配备的人肉补丁。
AI 完成了核心环节,留给实习生的只剩下dirty work。其实几百年前也一样:每一次技术迭代,最先被压缩的往往就是新人掌握技能的空间。
学徒制从中世纪的欧洲开始盛行,一个年轻人(通常是十几岁的男孩)会被送去某个师傅那里学习一门手艺,比如木匠、铁匠、石匠、印刷工。学徒通常需要当5-7年跟班,等到完整掌握技能后,便能出师成为熟练工,开始领取工资独立工作。
这个制度一直持续到19世纪工业革命后,新机器(半自动机床、铆钉机、活字排版机等)的出现把工作分解成许多小环节,学徒被用来训练操作单一机器,成为廉价但有战略价值的劳动力。但他们再也没办法完整地掌握某一项具体的工艺。
这种重复、机械、缺乏创造性的劳动干得越久,越会让人感受到空虚和无意义,进而怀疑实习体系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一些专家认为,实习对那些18岁之后才决定职业方向的人并不公平,而且实习往往有利于富裕学生,因为他们能承受无薪实习,而弱势群体则很难负担,无形之中加剧了教育与阶层的不平等。
03.素质教育选手决战dirty work之巅
现在的实习生基本出生在2000-2005年之间。他们是真正在丰富的物质生活与多元素质教育中长大的一代,从小被各种各样的兴趣班填满。
教育塑造了他们无限可能的自我认知,而信息平权则让他们比任何前辈都更早、更清晰地窥见了理想工作的模样:一份职业不应仅是谋生,更应是兴趣的投射、价值的实现和成长的阶梯。
德勤发布的《2025年Z世代和千禧一代调查》中提到,这两代人在评估职业吸引力时,最看重的因素是财务回报、工作的意义感以及幸福感。
一份月薪三千的dirty work,带来的是理想与现实对撞后的幻灭:寒窗十余年、各个兴趣班修炼的创造力、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能力,在日复一日的取外卖、贴发票、复制粘贴中,毫无用武之地。
更倒霉的是,除了实习生本人,0人会理解他们的痛苦。
在老板们看来,年轻人就该多吃苦。成功者总爱用自己的经历总结规律,老板们经历过民营企业腾飞的黄金年代,觉得一个实习生就算从打杂开始,慢慢总有机会接触到核心业务、坐上管理岗。
但其实那只是因为他们那代人的吃苦,恰好幸运地和时代的上升期捆绑在了一起。而对于现在的倒霉实习生来说,无法折算为绩效的dirty work,更无法转化为个人价值,吃苦就仅仅是吃苦而已。
正式员工呢,脑袋上想共情实习生,屁股上却不太允许:这些零碎的杂事,如果实习生不干,就只能落在他们头上。
这并非人性的沦丧也不是道德的缺失,而是系统设计下的必然选择。组织通过细致的分工和任务切割,把个体放在彼此对立的位置上。实习生被设定为缓冲带,替正式员工分担杂务。结果,正式员工与实习生之间形成张力,却没有人会追问“为什么这些琐事一定要有人做”。
它非常巧妙地让底层劳动者相互制衡,从而无人愿意挑战游戏规则本身。
不过,已经有一部分实习生发明出了独特的应对策略,他们的原则简单清晰:不求留用的实习生位同副总。
既然只是为了填充简历,那干过就算精通,听过就是熟练。有了这种良好心态,他们的工作态度自然变得佛系:老板交代什么就做什么,不再纠结能不能学到东西;成果好坏无所谓,关键是留下一点能写进简历的痕迹。
既然也没有转正机会,那就把这段经历彻底工具化,用最小的情绪和精力成本,为自己的履历挣下一枚谈判的筹码——一种基于理性计算的战略性敷衍。
这种敷衍,本质上是一种对错位的非暴力不合作,教育教大家成为不设上限的创造者,而职场却期待他们成为精准沉默的螺丝钉,正是这种落差感,带来了00后整顿职场,带来了打工人的娇牛马文学。
或许决战的战场,从来不在工位之上,而在关于工作意义的想象之中。当一代人开始拒绝被“dirty work”定义价值,甚至能以其冷静的幽默感将其转化为自嘲的段子时,他们便已在另一个维度上,赢得了某种程度的自由。
最终的胜利,也并非要消灭所有“dirty work”,而是在系统的夹缝中,始终握紧对自我价值的最终定义权——你可以安排我做什么,但无法决定我是什么人。
实在不行,咱还可以去当主理人嘛。卖煎饼果子是“无麸质可丽饼古早味brunch店主理人”;卖肉夹馍是“低温慢煮伊比利亚黑猪五花肉香脆帕尼尼主理人”。
这份屎上雕花的能力,或许才是dirty work最终教给我们的核心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