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维瞻：特朗普1.0和2.0中国事务官员的风格差异

编者按 ·  2025.09.23

特朗普在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其外交安全团队发生了重大调整。其中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和顾问人选，与其第一任期相比，无论在数量上还是风格上都出现了明显差异。本文将梳理特朗普第二任期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战争部中的中国事务官员构成，并分析这些官员在专业背景、族裔构成和对华政策风格方面与特朗普1.0时期的不同。文章同时探讨这些差异背后的可能原因，并评估特朗普2.0时期中国事务团队的新特点可能对未来中美关系产生的影响。

引言

特朗普在2025年再度执政后，美国对华政策团队经历了一轮大换血。许多在第一任期内活跃的对华强硬派官员不再在新一届政府中任职，而新上任的涉华官员数量有所减少，且其职业背景出现微妙变化。一方面，这反映出特朗普总统个人执政理念和施政重点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引起各界对美国对华政策走向的关注和猜测。本文将通过对特朗普两次执政时期中国事务官员的比较，揭示特朗普2.0政府在对华政策团队上的显著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所折射出的美国对华战略调整。

特朗普2.0政府中国事务团队概览

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战争部内部中国事务或印太事务官员以及“中国通”顾问的情况。简而言之，特朗普2.0时期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和顾问在政府各部门的人选相对有限，涉华团队的人数都显著少于第一任期。

国务院方面

特朗普新一任国务卿由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马可·鲁比奥（Marco Rubio）出任。鲁比奥以对华强硬著称，但在担任国务卿后立场暂时有所收敛，更加强调执行总统意志，被认为对特朗普“极度忠诚”。在亚太事务人事上，特朗普于2025年3月提名前驻泰国大使麦可德（Michael George DeSombre）出任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麦可德并非职业外交官出身，而是一位有并购律师背景的商界人士，拥有哈佛法学院学位和东亚研究教育经历。这一任命表明特朗普2.0政府在国务院的涉华团队中，开始起用具有商业经验而非传统外交履历的人士担任要职。

麦可德曾经担任美国驻泰国大使，目前担任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图源：美国驻泰国大使馆网站）

此外，国务院的涉华事务官员还存在于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目前该局的实际负责人是韩裔人士凯文·金（Y. Kevin Kim）。在加入国务院之前，金曾担任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专业工作人员，曾经为共和党参议员比尔·哈格蒂服务，后者与特朗普关系密切。他负责领导多位助理国务卿帮办，包括首席助理国务卿帮办乔纳森·弗里茨（Jonathan Fritz），曾经常驻北京，负责贸易和投资事务；负责区域安全政策和公共外交的助理国务卿帮办罗伯特·科普克（Robert Koepcke），会说普通话；国务院中国事务协调员（也就是“中国屋”负责人）兼助理国务卿帮办乔舒亚·杨（Joshua Young），曾任华盛顿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的执行董事和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的高级顾问。

凯文·金是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的实际负责人，目前担任负责中国、日本、韩国和蒙古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图源：网络）

值得注意的是，与拜登政府相比，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国务院中亚太或印太事务官员有所减少，常务副国务卿的工作重点不再是印太事务，“印太沙皇”坎贝尔那样的角色不再出现。

国家安全委员会方面

特朗普2.0政府上台伊始，对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精简和重组。特朗普任命的第二任期首位国家安全顾问是前众议员迈克·沃尔兹（Mike Waltz），但在上任仅数月后因卷入“群聊泄密”事件被撤换。沃尔兹在4月下台后，特朗普让国务卿鲁比奥兼任代理国家安全顾问，显示特朗普对传统决策架构的轻视以及无法找到合适人选的尴尬。

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团队也经历大幅裁减：资深亚洲事务主任简以荣（Ivan Kanapathy）留任，但其手下负责中国事务的整个团队成员无一幸存，全部被解职。即便是被视为了解中国且对华持鹰派观点的副国安顾问黄之瀚（Alex Wong），也在此次清洗中去职。有消息称，极右翼阴谋论分子劳拉·卢默（Laura Loomer）曾向特朗普进言，点名要求清除部分她认定“不忠”的国安会官员，其中包括黄之瀚和简以荣。特朗普在听取建言后亲自下令大幅裁撤国安会编制，将该机构由拜登时期超过300人的庞大团队削减到几十人。裁撤后白宫国安会的角色也被定位为主要执行总统意志的小型班子，而不再像以往那样作为协调制定国家安全政策的核心智囊机构。

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简以荣（图源：台湾“中央社”）

战争部方面

在特朗普2.0政府中，涉及中国和印太事务的五角大楼官员同样人选有限。战争部长由退役军官出身、以媒体评论员身份活跃的皮特·海格塞斯（Pete Hegseth）担任。有分析指出，海格塞斯缺乏高级别国防管理经验，因此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扮演了事实上的决策策划角色。科尔比于2025年4月获得参议院确认出任战争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他是知名的对华强硬派战略家，早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便参与起草了将中国定位为主要威胁的2018年《国家防务战略》。他主张美国集中力量威慑和遏制中国，减少在中东、欧洲等次要战略方向的投入。这一观点在共和党内部一度引发争议，但最终他的任命在参议院以微弱优势获通过，共和党有一名参议员反对他的任命。

战争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图源：Michael Brochstein/Zuma Press）

奥斯汀·达默（Austin Dahmer）是战争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帮办，主要协助科尔比处理事务。他曾经担任联邦参议员乔什·霍利（Josh Hawley）的国防政策顾问，向他提供关于加强在印太地区军事力量的建议。他曾经多次去过台湾，还曾在台湾的电视台上就美国国防问题发表评论。他的很多政策观点与科尔比一致，曾经说“美国不会为了保卫台湾而折断我们的长矛”，“台湾地区是美国的重大利益所在，但这对我们来说并非生死攸关，美国人即使失去台湾地区仍然可以继续保持安全、繁荣和自由。”

奥斯汀·达默：战争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帮办（图源：美国战争部网站）

曾任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高级政策顾问的亚历山大·维莱斯-格林 (Alexander Velez-Green) 担任科尔比的高级顾问。他曾经在兰德公司工作，后来也曾经服务于乔什·霍利。韩裔的约翰·卢（John Noh）担任战争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此前，卢是一位私人执业律师和助理检察官，后来担任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副总法律顾问，主要关注美国与印太盟友之间的关系。总体而言，特朗普2.0国防团队中直接聚焦中国议题的官员屈指可数，而且级别较低。

亚历山大·维莱斯·格林：战争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的高级顾问，曾于2025年1月至4月担任负责政策的战争部副部长（图源：美国战争部网站）

约翰·卢：美国战争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曾担任负责印度-太平洋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图源：美国战争部网站）

特朗普1.0 vs 2.0：

中国事务官员数量的此消彼长

特朗普1.0时期曾集结了一批对华政策官员和顾问团队，涵盖外交、国安和国防等领域。当时的国务院和国安会云集了不少熟悉中国事务的专业人士和“鹰派”智囊。例如，国务院方面有对华态度强硬的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及其中国政策顾问；亚太局则由有军方情报背景且通晓中文的助理国务卿史达伟（David Stilwell）主管，黄之瀚（Alex Wong）担任副助理国务卿，参与整体印太战略的规划，涉及美方区域盟友合作等议题。在国防部，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担任亚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积极推动强化美台安全合作。彼时的白宫国家安全团队中，也活跃着多名对华鹰派官员，最著名的是时任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Matthew Pottinger）、亚洲事务副资深主任简以荣，他们在贸易、技术和意识形态领域对华采取强硬立场，为特朗普政府制定全面强硬的对华战略出谋划策。

相比之下，特朗普2.0时期的中国事务官员数量明显缩水。在国务院，除鲁比奥和麦可德两位高官外，其他官员都很低调，那些专职关注中国或东亚事务的人物很少发表言论。在国安会，更是只保留了一位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简以荣，其麾下专责中国事务的工作人员已被“一锅端”式裁撤。战争部则除了科尔比外，并无太多公开活跃的“中国通”官员。一些特朗普1.0时期的重要对华顾问在第二任期内要么未获任用，要么已被边缘化乃至清除。统计显示，拜登政府末期白宫国安会编制逾300人，而特朗普2.0政府将其削减到仅约50人。其中直接涉及中国议题的岗位更是大幅减少。这种断崖式缩减在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同样存在：特朗普上任首日即要求国务院所有所有副卿、助卿级别官员集体腾退岗位，包括上一任期积累的大批亚太事务专业官僚，从而为他所青睐的新人腾出位置。

特朗普2.0时期中国事务官员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削减编制节支与整饬官僚。特朗普历来主张精简政府、削减开支，并对所谓“永久官僚机构”抱持不信任。他曾承诺要清除所谓“深层政府”中的不忠分子。第二任期开局之际，大规模裁撤国安会和驱逐职业外交官，被视作落实这一承诺的举措之一。这既缩减了人事成本，也令特朗普能够在外交安全决策链中安插更多亲己的人选，避免有人“掣肘”。

其二，对华战略暂不系统化，短期内相对次要。特朗普在重新执政初期将主要精力放在内政和其他紧迫议题上，对华政策虽延续强硬基调，但尚未推出全面的新战略框架。在他看来，中国挑战固然重要，但短期内并不需要投入大量人力制定复杂战略，暂时也无意扩编专门班子。他在2024年竞选时期的党纲中，大幅压缩涉华论述。执政数月后，特朗普政府仍未出台任何系统性指导文件，其对华政策带有一定的临时和观望色彩。

其三，贸易与经济官员在对华关系中取代安保官员的中心地位。与第一任期不同，特朗普2.0政府对华政策的抓手更多聚焦在经贸领域，而非外交安全领域。由此，贸易谈判代表、财政及商务官员成为推进对华政策的关键角色。在此背景下，外交和安全系统中是否配备大量中国问题专家，被认为对特朗普政府影响有限；反而是贸易制裁、产业政策等经济手段主导了其对华政策。因此特朗普倾向于将人事资源投向经贸领域，而精简在他看来冗余的战略规划和外交咨询人员。

上述变化一方面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决策机制的集中化——更多由少数高层直接决策而非庞大班子研讨；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对华政策可能更具临时性和随意性，因为缺少了体制内广泛的专业论证支持。当然，这样的人事布局也带来了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下文将结合官员背景和政策风格变化予以讨论。

专业建制派 vs 商界“外行”：

两个任期中国事务官员背景之别

特朗普1.0时期的中国事务官员多出身于传统外交、安全或军方体系，属于华盛顿建制派精英。他们大多具有长期政府履历和对华工作经验，但是与特朗普本人的政治理念差距甚远。例如蓬佩奥在担任国务卿之前曾任国会众议员，并短暂担任中情局长，特朗普第一任期两人关系和睦，但是特朗普卸任之后两人发生矛盾；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博明是前海军陆战队军官和驻华记者，熟练掌握中文，后来因国会山事件与特朗普反目；国防部亚太助理部长薛瑞福有多年五角大楼和智库经历，但是与特朗普亲信不和。这些官员在特朗普1.0时期担任职务时已经有相当知名度和影响力，但最终没有得到特朗普的信任。

反观特朗普2.0时期，新任用的涉华官员在背景上与前一批截然不同，许多人并非传统外交安保圈出身，而是来自商界或非专业领域，有的在公众视野中名不见经传。上述国务院东亚助卿麦可德便是典型一例——他是并购律师出身，虽然接受过东亚研究教育，精通中文，但外交官资历非常浅，在被提名前知名度很有限。战争部长海格塞斯虽有军队服役经历，但更多以媒体评论员闻名，其政策规划和官僚管理经验相对有限。正因如此，科尔比这样的专业战略家在战争部承担了比以往同级官员更大的实际作用。

特朗普2.0团队中许多官员在任命前的知名度和专业声望也逊于特朗普1.0时期同等职位的人选。例如，第一任期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赫伯特·麦克马斯特（Herbert McMaster）、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都是政坛重量级人物，在对华强硬立场上早有言论和记录。但这些人的对华强硬政策实际上偏离了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理念，转移了特朗普关注重点。相较之下，特朗普2.0团队中的不少新面孔此前并未以对华政策见长，也缺乏公开的对华政策宣示，这些人偶尔对华发表强硬言论，但实际上并未付诸行动。这种做法或许更加符合特朗普的“专注本土”、“西半球优先”理念。

总体而言，上述变化反映了特朗普用人思路的调整：他更倾向于任命在体制外证明过对自己忠诚或价值观契合的人，而不拘泥于其外交安全领域的资历。这种用人取向虽可强化总统对政策的掌控，但也引发对新团队专业能力的质疑。

华裔幕僚淡出

与印裔“中国通”崛起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两任政府中国事务团队在官员族裔构成上也出现了明显变化。特朗普1.0时期，其对华政策圈中汇聚了多位华裔美国人，他们因语言文化优势和专业所长而受到重用。例如，来自广东的黄之瀚担任国务院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副助理国务卿。然而，这些人为美效力的经历并未皆有善终。第一任期结束时，部分华裔幕僚已先后离职甚至遭到特朗普阵营的疏远。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黄之瀚在开局几个月内就因突发事件被解职。特朗普2.0政府负责中国事务的高官中，罕见再有华裔或台裔人士的身影。

这一现象的背后，既有特朗普个人及其核心圈子对忠诚度的偏执考量，也夹杂着某种微妙的身份猜疑。特朗普身边一些持强烈民族主义和偏激观点的亲信，对华裔官员抱有不信任，担心他们在对华问题上“不够强硬”甚至有“双重忠诚”。例如前文提到的劳拉·卢默等极右翼人士，就曾鼓动特朗普清洗国安会中负责中国事务的华裔雇员，暗示这些人并未真正服务美国利益。特朗普的国安会裁撤行动中，涉华事务官员几乎被一网打尽，有报道称被裁人员临走前只有半小时收拾时间。

特朗普在关闭华裔幕僚参与渠道的同时，却对印度裔背景的“中国通”表现出更高的接受度。在过去几年，美国政坛中印度裔中国问题专家的影响力呈上升趋势，这一点在共和、民主两党内皆有体现。在内阁级官员中，印度裔比重更加上升，现任国家情报总监和联邦调查局局长都是印度裔。

民主党方面，以拜登政府的白宫中国事务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为代表的新生代印度裔专家备受瞩目。他进入拜登政府后，迅速崛起为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智囊。这一现象表明美方开始重用精通中国语言文化但族裔背景“无涉华裔”的专家，一定程度上是出于政治信任和安全审查的考虑。特朗普2.0团队中，简以荣作为亚裔面孔承担着重任。然而简以荣其实是南亚裔混血，美国海军陆战队出身，会讲中文和日文。早在特朗普1.0后期和拜登时期，简以荣就曾在白宫国安会负责中国事务。特朗普将其留任第二任期的亚洲事务高官，被认为是对其能力和忠诚的认可。

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由简以荣（左一）出任，2024年曾赴台新书发表（图源：中时新闻网）

未来，美国政府中可能出现更多类似背景的对华专家。印度裔美国人在语言文化上与中国并无渊源，但凭借专业训练可以胜任中国研究工作，又天然避开了华裔身份可能带来的政治猜疑。可以预见，美方对华政策圈的人才构成将更加多元化，但华裔专家的比例可能持续走低。这种动向比较有趣，而且这些新兴非华裔专家的观点值得关注。

对华鹰派风格演变：

从高调强硬到低调务实

特朗普1.0时期的对华事务团队以立场强硬、言辞高调著称，聚集了一批“鹰派”人物，对中国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政策和措辞。彼时政坛涌现出的一系列名字——蓬佩奥、博尔顿、纳瓦罗、班农、奥布莱恩、叶望辉、史达伟、博明、薛瑞福等，几乎都成为中国媒体和公众耳熟能详的对华强硬派代表。他们中有人公开宣称与中国的意识形态对抗，有人在贸易领域视中国为主要威胁，也有人从军事安全角度主张对华采取先发制人的遏制手段。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后期出台的一系列强硬举措（贸易战、科技制裁、关闭中方领馆、极端意识形态攻击）背后，都能看到这些鹰派官员的推动和身影。当时的氛围是特朗普本人相对缺乏系统对华战略理念，但手下鹰派们“群策群力”，共同塑造了全面强硬的对华路线。

而到了特朗普2.0时期，尽管基本政策方向依旧强硬，但官员们在风格和调门上却整体趋于低调克制，对华言行的火药味有所减淡。首先，许多以往的强硬派干将已不在政府中发声，新上任者里缺少自我标榜为“对华鹰派”的人物。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在自己的著作中经常大谈对华遏制，但上台之后几乎从未发表过涉华言论。他深刻揣摩了特朗普的心思，但是最后还是没有避免被更换职务。鲁比奥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表现出对总统路线的绝对服从，几乎不再单独倡议更强硬的对华措施。万斯在担任副总统前曾有涉华论述，但是他从来不主动提及中国，只有在被提问的场合才会提及。

鲁比奥成为自基辛格后首位同时担任国务卿和国土安全顾问的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7月20日发表了一篇题为《鲁比奥悄然跻身特朗普核心圈子》的文章，讲述鲁比奥在特朗普第二任期是如何“进步”的（图源：CNN）

非内阁级成员也有类似趋势。麦可德长期在香港生活，对中国情况相对了解，对华态度相对温和，很少发表过敌视中国的言论。简以荣是特朗普第一任期遗留下来的对华强硬派，但他行事低调，很少公开评论中国议题，仅在幕后提供专业建议。甚至，这个人相关的新闻非常少，网上也很少更新照片或视频。特朗普政府内部过去那些高调反华的“鹰派明星”，如今似乎集体失声了。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有几方面：一是特朗普对第二任期的总体外交基调进行了调整。他更强调由自己掌控对外关系的节奏，不希望下属喧宾夺主、在对华问题上抢戏。因此，官员们放低姿态、谨言慎行，以免僭越总统意图。二是特朗普2.0团队专业水平和经历有限的新官员本身对华政策思路不清晰，许多人并没有形成成熟的对华战略理念，自然也缺乏鲜明的对华言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倾向于保持沉默，以避免出错。三是经过第一任期的激烈博弈和中美关系的剧烈震荡后，特朗普政府内部意识到某些高调刺激性的对华言论可能适得其反。因此在第二任期初，至少在公开层面上采取了相对务实克制的表达方式，暂时降低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华攻势，把重点放在经贸和科技竞争等务实议题上。

然而，需要警惕的是，尽管传统鹰派声音趋弱，特朗普阵营中另一类极端思潮却在兴起并可能填补强硬立场的空白。特朗普身边一些具有种族主义或阴谋论倾向的亲信，正在影响其对华政策走向。例如，前述劳拉·卢默等极右翼人物以“反共”之名活跃，却夹带着偏激的民族仇视观点。他们不见得有清晰的对华战略主张，但未来可能会鼓吹对中国采取更激烈和出格的行动。未来特朗普团队中可能出现一些以种族或文明冲突论调来对华强硬的新角色。这些人缺乏传统鹰派的专业素养，却可能以更不理性的方式鼓吹对抗。如果他们在决策中获得影响力，潜在危害不容小觑。

特朗普2.0对华团队

风格转变的影响及展望

特朗普第二任期中美事务官员构成和风格的变化，必将对未来中美关系产生深远影响。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分析和展望。

外交关注度：

内顾倾向与对华政策前景

特朗普自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明显把施政重点放在国内事务，对外交投入的精力相对第一任期有所下降。这种内顾倾向使其对华政策在上任初期并未成为最紧迫的议程。他虽然延续了对华强硬基调，但尚未公布系统全面的对华战略，不少举措带有临时性和交易性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特朗普政府会一直淡化中国议题。随着内政议题逐步展开，特朗普可能发现仍需应对中国这一美国“主要竞争对手”。不排除他在任期中后段重新强调对华问题，甚至推出某种版本的遏华战略文件。一旦美国政府认为有必要集中资源应对中国挑战，其政策力度和团队配置都可能再度强化。

决策方式：

个人外交重于机构智囊

特朗普素来偏好个人外交，习惯于通过与他国领导人直接对话来解决问题，而不太依赖专业外交官或智库顾问，不希望被自己团队中过多的专家意见所限制。这种个人化风格与美国传统的体制化决策有所背离，导致他的部分对华政策构想无法通过正规渠道公开讨论，甚至不在小范围内事先征求意见就临时拍板。其结果可能是特朗普政府的某些对华举措带有突然性、随意性，既让外界摸不透，也增加内部协调难度。其他国家与这样一支弱化了智囊作用、个人意志突出的团队打交道，可能存在较大难度，因此保持必要的高层沟通非常关键。

政策力度：

经济科技打压不减，意识形态冲突暂缓

从目前情况看，特朗普2.0政府并未也不会放松对华战略施压，其对华强硬主要体现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将延续并升级贸易战和高科技封锁。例如，新一轮的关税举措和对中国企业的出口管制都在推进中，而且力度可能超过第一任期。同时，特朗普由于秉持“交易式”思维，对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领域的对华攻势反而有所收敛。他对在人权、民主议题上高调施压兴趣不大，更倾向于聚焦“可交易”的利益议题。这意味着短期内中美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公开冲突可能略有减轻。但需要看到，大方向上特朗普政府依然奉行对华遏制战略，并将其灵活化、务实化——在他看来，可以暂缓意识形态争执来换取经济利益，却绝不意味着放弃对中国进行全面竞争和压制。概言之，特朗普2.0的对华政策是“灵活务实的遏制”：手段上聚焦经贸科技，态度上不乏务实妥协，但战略目标上依旧是限制中国发展空间，维护美国优势地位。

同盟策略：

短期弱化联合阵线，长期走向存疑

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后，外界观察到他对传统的印太对华联盟似乎兴趣不浓。他上任后不久对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多数贸易伙伴加征关税，一度引发盟友不满，令拜登政府辛苦修复的同盟关系再现嫌隙。这表明特朗普暂时将多边联盟置于次要位置，更强调美国单边施压中国的能力。然而，中长期看，特朗普政府可能发现单打独斗难以有效遏制中国，于是重新倚重盟友和伙伴。一旦美方从利益角度出发，与日本、欧洲、印度等国达成新的经贸协议或战略安排，不排除特朗普又重拾联合盟友对华施压的路线。未来若国际形势需要，特朗普可能迅速调整，对盟友示好以编织更紧密的对华包围网。此外，随着对华政策的推进，特朗普或许还会增补一些强硬派官员进入团队，以加强落实其对华议程。这些都将使未来的美国对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可变性——既可能继续散漫单边，也可能突然整合力量。

稳定风险：

专业真空下的危机应对能力

特朗普2.0对华团队中专业人才的减少和强硬言论的降调，表面上缓和了中美日常互动中的紧张气氛，有利于双方在一些具体问题上避免擦枪走火。然而，此种表面的平静掩盖不了团队专业能力薄弱和决策过程不严谨的隐患。一旦中美之间爆发突发危机（例如发生海上军事摩擦，或不可预期的政治事件），特朗普身边缺少足够资深、理性的中国问题顾问来提供冷静权衡的建议，就可能导致决策失误或反应失当。前文提及白宫国安会“大瘦身”后，许多资深外交安全专家被排除在决策室之外，这使得特朗普在处理复杂外交安全情势时“身边没有行家里手”。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危机管理的可靠性势必下降。特朗普可能因为误判形势而做出过激反应，或听信极端鹰派的偏颇建议而采取冒险举措。这意味着未来数年中美关系中潜伏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平时或许相对平稳，但一旦遇到重大冲突点，局势演变可能更加难以预料。

特朗普1.0和2.0两届政府中国事务官员风格的差异，折射出美国对华政策在不同阶段的调整和权衡。从“群鹰云集”到“人影寥落”，从“高喊开打”到“静水潜流”，美国对华团队的变迁既有其内部政治逻辑，也对中美关系产生直接影响。对于中国而言，研判和适应特朗普2.0团队的新特点至关重要。中国应积极维护和拓展中美交流合作的可能空间，管控分歧、防范风险。但同时，需做好面对更复杂多变美方政策的准备，保持定力与清醒，避免在变局中失措。无论美国对华政策团队如何更迭，中国都应以不变应万变，坚持自身的发展节奏和战略定力。

本文作者

孟维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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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 周宇笛 

排版 | 吴雨彤 

初审 | 王希圣 

终审 | 冯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