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法案何时能出台？

董涵英

官员财产公示（或者公开）制度，被称作“阳光法案”，是对官员进行监督、遏制腐败的重要举措之一，也是世界上很多国家通行的做法。

自1766年瑞典成为世界上首个实行阳光法案的国家以来，到目前已有138个国家实施，约占国家总数的70%。可以说，尽管公示制度的内容和形式有所不同，但以“晒”的方式，随时盯住官员收支、纳税、房产、资本、股票等财务情况，众目睽睽下，减少权钱交易的可能性必然会相应增大。对广大民众说来，官员财产情况可以查看，既满足了知情权，也成为消弭社会矛盾的安慰剂；对专职监督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来说，是利用数据开展工作的有效手段。无论怎么看，这项制度对反腐败都是有利的。

既然这样，那我国为什么迟迟不考虑实行这种制度？相信不少人有这样的疑问。说实在话，笔者对这个问题也是疑惑不解，做过思考。但限于所能参考的资料有限，信息不足，分析也就深入不下去。肤浅是说服力的最大敌人，常常是想不下去了，也就作罢，觉得此事无解。

最近在网上浏览，又看到有人议论这个话题，还是众说纷纭。看着看着，忽然就来了灵感，觉得破解这个问题虽然困难，但对它做个概要的分解还是可能的。

其实，我国在探索实行“阳光法案”上，很早就有行动。1988年，全国人大出台了《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确定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这可以被看作是官员财产申报的直接法律依据；1989年，全国人大会议上有代表提出了制定官员财产申报相关法律的议案。以后，几乎每届人大会议都有代表提出此类议案。

1995年，中央中央、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布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尽管这项制度仅限于内部掌握使用，也仅限于工资等显性收入，我们还是可以把它作为阳光法案的实践，再往前迈一步，就是柳暗花明了。

在此之后，一些地方曾进行了财产公示制度化的探索。比如，2008年12月，新疆阿勒泰地区要求新提任的55名副县级公务员申报个人财产，具体做法是“两本账”：一本包括工资、奖金、补贴、礼金等，对公众公示；另一本是家庭全部财产情况，内部掌握，不对外公开。

浙江省慈溪市也做过类似的试验。要求公务员申报家庭财产，包括个人收入、未成年子女名下的房产、私家车等等，但仅限于在本单位范围内公示而且申报人员不包括当地的主要领导。

2000年是一个特殊的年头。中央要求在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中试行家庭财产报告制度，显然，这比收入申报制度更进了一步。然而，作为一项不向公众公示，仅仅由内部掌握数据的家庭财产报告，对象又限定为在职的省部级干部，既不向上，也不向下延伸，只能看做是一次尝试。效果好，范围扩大；效果不理想，终止执行。当然，这次试验是后一种结果，只试了一次，以后便没了下文。

再往后就如大家看到的，官方似乎失去了对这项制度的兴趣，只在民间偶尔还有零星的议论，连呼声都算不上了。

这两年，有人看到越南大刀阔斧搞改革，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改革措施，就是实行官员家庭财产公示，似乎又把人们的兴趣点燃了。越南能做到，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我们为什么不能？

从我国面临的实际情况看，或许还是那句老话，时机不够成熟。

首先是思想上不统一。比如前几日网络大V胡锡进谈及，官员财产公示涉及个人隐私。很多人驳斥老胡，不赞同他的看法，认为这是不想实行公示制度的冠冕堂皇的借口。老胡这话不一定代表官方，但说的话肯定表明了立场，也说明了认识上的分歧在不同阶层之间肯定是存在的。什么叫隐私？掌握一定权力的官员是特殊人群，是要受到严格监督的。家里有多少财产是与官员怎么用权、有没有以权谋私直接相关的。实施阳光法案就必须让官员让渡出一部分“隐私权”。可以说，隐私论基本上站不住脚，但有可能是跃不过去的认识上的障碍。

在认识上的另一个障碍是公示制度作用未知。也就是认为目前我国的反腐败制度措施基本上是完善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完全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加大现有工作的力度才是当务之急。实际上，这是对公示制度可能带来的作用预期不高的反映，而对它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不托底，存在着一定的风险。这个问题下面会谈及。

征信体系不完备是技术上的困难。2025年7月27日凌晨，悉尼街头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肇事者“杨兰兰”被网络爆炒，很多子虚乌有的猜忌、谣言满天飞。吃瓜群众最关心的就三件事：杨兰兰是谁？她究竟有多少钱？她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整个网络翻腾了个底掉，硬是没有弄清楚。实际上，很多吃瓜群众兴趣点从根子上说，就是杨兰兰的父辈甚至祖父辈到底是贵还是富？

从网上寻人杨兰兰可以看出，我国有很大一部分社会财富是底数不清的。举国查找杨兰兰，硬是找不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确实存在着不好见阳光的“财富”，不是藏匿、转移，就是进行了洗白。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填报个人事项只有一两套房子。出了案子，一摸排，竟有十几套、几十套，挂在谁的名下的都有。家庭财产挂在子女、亲友头上，由他人出资送子女出国留学，收受礼金并不通过银行账户，灰色地带的收入更是隐蔽等等。财产单里能够列出来的，都是干干净净的。腐败的官员，一般都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绝对不会照单亮相。要不然，哪里会有一旦暴露的腐败分子，几百万起步，上千万不富，上了亿才算领导干部？

现在实行的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扩大到乡镇主官级）收入申报制度，在事实被认为是我国的准阳光法案，其实也是再进一步的难度之一。这项制度涵盖的内容算得上广泛，涉及财产资金的，除了银行存款、大额债权、贵重首饰、高档汽车、古玩文物以外，包括房产、股票、债券、基金、理财等等；再就是向组织报告个人事项，对官员是一个忠诚度检验。为了提高报告制度的威慑力，在实行报告过程中，加大了按一定比例进行抽查核实的力度。领导干部提拔，一定要核准报告的事项，有问题的不予提拔；不如实报告，“欺骗组织”的，给予诫勉甚至处分。在客观上加大了监督的力度。有这样一个实行了多年的制度，反而削弱了制定阳光法案的必要性。

其实，原罪能否宽恕才是最大的不确定性。实行阳光法案，首报环节最为关键。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历过几次发财高峰，分别是经商下海、实行双轨制、国企改革、房地产开发、基本建设投资、炒股票、民营经济发展等等，每一次高峰都会产生一批富翁。而以权谋私则不分阶段，每次发财高峰都会带上一小部分官员“致富”，尽管人数不多，但是在财富的实际占有上有可能超过人们的想象（比如赖小民查证落实了的贪腐金额达到17亿元以上）。有经济学家估算，黑色经济所产生的非法财富约占GDP的3—5%，如果这个估算成立，积累下来，腐败的“成果”将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还记得网上炫富的“北极鲶鱼”吗？夸口爷爷的财富有九位数。我的天啊，九位数可是上亿的！此话一出，网民一片哗然。后来纪检监察机关介入调查，到底没弄清九位数是真是假，但她的爷爷——在一个区交通局曾任局长，已经退休好些年了，还是被开除了党籍。这应该是坐实了有严重违纪行为的案件。“北极鲶鱼”因此也成了坑爷爷或者坑爹的代名词。

这个偶然的炫富引发的故事，给我们敲了警钟：如果一旦实行阳光法案，如果官员报告财产的数字远远大于或小于人们的预期，就会出现比较棘手的情况。数字太小，被怀疑瞒报；数字太大，被怀疑存在腐败问题的可能。不仅老百姓不满，恐怕很多领导干部也不高兴（比如同一级官员，家庭财产拥有量出现巨大反差）。

更重要的是，那些账面上可能存在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是不是犯了原罪？对于原罪，是不是给予宽恕？如果既往不咎、一风吹，不符合有腐必反、零容忍的立场，更容易掀起起社会舆论的浪潮，存在着政治上的隐患。如果不宽恕，哪个贪官会傻到像“北极鲶鱼”那样有一说一、自投罗网呢？

因此，阳光法案就像是我们面对的一个马蜂窝。最好的办法不是捅破它，而是远远避开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