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中华文明：欧洲食人史背后，是未断根的野蛮惯性

威尔・杜兰特与阿里尔・杜兰特合著的《世界文明史》，以全景式视角梳理人类文明发展脉络，其中《信仰的时代》卷对中世纪欧洲食人现象的记载，撕开了欧洲文明早期野蛮底色的一角。而结合 “老何历史资料”（何新先生的历史资料） 及更多权威史料可见，欧洲的食人文化并非偶然特例，而是贯穿宗教仪式、生存危机、贵族生活乃至殖民扩张的长期遗存。反观同一时期的中华文明，早已构建起成熟的伦理体系、社会制度与人文关怀，两者形成的鲜明反差，深刻印证了欧洲文明开化进程的显著迟缓，更揭示出其野蛮基因的历史惯性。

一、欧洲食人文化的多重面相：贯穿千年的野蛮遗存

欧洲的食人行为绝非孤立的历史片段，而是渗透在宗教、生存、医疗、权力等多个维度，从古代一直延续至近代，成为文明开化迟缓的直接见证。

（一）宗教语境下的仪式性食人：神圣外衣下的野蛮本质

中世纪欧洲的宗教领域，食人行为与宗教仪式纠缠不清，形成了扭曲的 “神圣化食人” 风尚。基督教圣餐仪式中 “圣体圣血” 的象征意义，在早期竟被异教徒与部分文献关联到实际食人行为。启蒙学者孟德斯鸠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明确记载，罗马帝国时期的基督徒曾被指控在秘密圣餐仪式中分食婴儿，这一指控虽未必完全属实，却折射出当时社会对宗教仪式与食人行为关联性的认知。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世纪天主教会通过《狄奥多西法典》明令禁止盗墓人盗取尸体、销售尸肉作为药物食用，但 7 世纪之后，此类事件仍频繁发生，教会的禁令在现实中沦为一纸空文。

不仅如此，教会对 “圣人遗物” 的崇拜更间接助长了对人体组织的特殊对待。信徒们狂热地接触圣人的骨头、头发以祈求治病，甚至出现用大量人体尸骨建造骷髅教堂的现象。这种对人体遗骸的 “神圣化” 追捧，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对 “人” 本身的尊重，为 “宗教性食人” 提供了滋生的土壤，与文明社会应有的生命敬畏背道而驰。

（二）生存危机中的食人常态：饥荒与围城下的人性崩塌

当生存面临威胁时，欧洲社会的食人行为更呈现出规模化、制度化的可怕特征。1315-1317 年欧洲大饥荒期间，《可怕的历史：世界卷》描绘了触目惊心的场景：爱尔兰和西里西亚等地的民众为求生存，竟挖掘坟墓、食用尸体，甚至死刑犯的尸体被公开售卖，部分城市还出现了制度化的分尸行为，将食人从个体求生异化为半公开的社会现象。

围城战中的食人案例更凸显其野蛮性。15 世纪的特伦纳伊围城战中，比利时城内居民在断粮后，最终走向食用家人尸体的绝境，后世出土的遗骨上，遍布着清晰的咬痕，成为这段黑暗历史的铁证；1289 年，意大利比萨执政官乌戈利诺家族被囚禁于塔中，因断绝食物，家族成员之间发生互食惨剧，这一事件因但丁《神曲》将其写入地狱篇而广为人知，成为欧洲中世纪人性在饥饿面前崩塌的典型缩影。

（三）精英阶层的药用与权力食人：文明伪装下的野蛮惯性

令人震惊的是，食人行为不仅存在于底层民众的生存危机中，更渗透到欧洲王室与精英阶层的生活，甚至被赋予 “药用” 与 “权力象征” 的意义。英国学者理查德・萨格在《木乃伊、食人族和吸血鬼》中披露，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常饮用含有人头骨粉末的 “国王琼浆”，认为其有滋补功效，这一习俗甚至延续到维多利亚时代；在法国大革命恐怖时期，贵族朗巴勒夫人被断头台处决后，她的心脏竟被共和派分子分食，被荒诞地视为 “革命净化” 的象征，将食人与政治暴力、权力宣泄绑定在一起。

在医学领域，“尸疗” 观念更成为食人行为的 “合理化” 借口。17 世纪英国医生托马斯・威利斯主张用头骨粉治疗中风，秉持 “吃骨补骨” 的荒谬理论；而罗马法中竟默许饥饿的囚犯相互食用，13 世纪的 “高兰案” 中，一位父亲在极端困境下被迫食用自己的孩子，法律对此类行为的纵容，暴露了当时欧洲伦理与法律体系对生命权的漠视。

（四）殖民扩张中的双重标准：文明幌子下的野蛮掠夺

进入殖民时代，欧洲人的食人行为更与殖民掠夺的双重标准交织。1609-1610 年，英国殖民者在北美詹姆斯敦遭遇饥荒，竟食用了 14 岁少女 “简” 的尸体，然而，这些殖民者却在文献中极力记录并谴责印第安原住民的食人习俗，将自身的野蛮行为合理化，同时将食人污名化强加于被殖民族群。正如路易丝・诺布尔在《早期现代英国文学与文化中的食人医疗》中所揭示的：欧洲人一边将食人贴上 “野人” 的标签，一边却在自身社会中延续着各种形式的食人行为，这种双重标准背后，是文明开化进程中道德认知的严重扭曲，更是野蛮惯性的延续。

二、同期中华文明的文明高度：伦理、制度与人文的早熟

当欧洲深陷食人文化泥潭时，中华文明早已在伦理构建、社会治理、人文关怀等方面达到高度成熟，形成了与欧洲截然不同的文明图景，这种成熟从根源上杜绝了野蛮习俗的长期留存。

（一）伦理体系：从根源否定食人，确立生命敬畏

中华文明早在先秦时期便确立了 “仁者爱人” 的核心伦理，从根源上否定食人等违背人伦的行为。周代 “敬天保民”“仁政” 理念的提出，将对生命的尊重纳入政治与道德的核心范畴；《礼记》中 “易子而食” 的记载，仅作为极端灾难下的悲剧描述，而非被容忍的习俗，且此类记载在史书中始终被置于道德批判的语境下 —— 它从未成为社会常态，反而被视作文明崩坏的警示。

儒家思想兴起后，更将 “仁爱” 理念细化为家庭伦理与社会公德。从 “父慈子孝” 的家庭关系，到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的社会关怀，形成了一整套尊重生命、维护和谐的价值体系。这种伦理体系深入社会肌理，通过私塾教育、宗族规训代代相传，使得食人行为在中华文明语境中从未获得任何 “合理化” 空间，成为文明社会不可逾越的底线共识。

（二）社会制度：从赈灾到法律，筑牢生命保护屏障

在社会治理层面，中华文明建立了完善的制度体系，以应对生存危机、保护生命权，从制度上避免了 “生存性食人” 的蔓延。早在战国时期，李悝在魏国推行 “平籴法”，通过政府调控粮食价格、储备粮食，从源头预防饥荒；到了北宋，“常平仓” 制度已相当成熟，1048 年黄河决口时，朝廷迅速调拨 30 万石常平仓粮赈济灾区，并免除灾区三年赋税，避免民众因饥饿陷入绝境，这种高效的赈灾机制，是同期欧洲封建割据政权无法实现的。

民间层面，北宋范仲淹设立的 “范氏义庄”，通过族田租税为贫困族人提供粮食、衣物，资助子弟读书，这一制度持续运作 800 余年，成为民间社会保障的典范；明清时期的 “义仓” 制度更是遍布全国，由乡绅与宗族共同管理，在饥荒年份开仓放粮，形成政府与民间联动的保障网络。在法律领域，《唐律疏议》明确规定 “杀人者死”，并细致区分 “故杀”“误杀”“过失杀”，根据犯罪主观意图精准量刑 —— 对生命权的保护已达到极为细致的程度，与欧洲罗马法默许囚犯互食、法律纵容食人行为形成天壤之别。

（三）文化辐射与文明认同：构建稳定的华夏文化圈

中华文明不仅自身高度成熟，更通过制度输出、文化传播，形成了稳定的 “华夏文化圈”，将 “尊重生命” 的文明理念辐射至周边地区，而同期欧洲却因地理阻隔与政治分裂，连自身文明成果都无法有效整合。朝鲜半岛的新罗王朝仿照唐律制定《律令》，以儒家经典为官方教材，将 “仁爱” 伦理纳入治国理念；日本大化改新全面借鉴唐朝制度，设立 “太政官”“八省百官”，派遣 19 次遣唐使学习中华文化，京都的城市布局、礼仪制度均复刻长安，更将 “仁” 的思想融入武士道精神的早期形态；越南李朝从 1075 年开始实行科举制度，考试内容与中国完全一致，以儒家 “四书五经” 为核心，直至 1919 年才废除 —— 这种广泛而深入的文明辐射，源于中华文明自身的成熟与吸引力，更证明其 “尊重生命” 的核心价值具有普世意义。

三、文明差异的根源：为何欧洲开化如此迟缓？

欧洲食人文化长期遗存、文明开化迟缓，并非偶然，而是地理环境、制度构建、意识形态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共同催生了其难以断根的野蛮惯性。

从地理上看，欧洲地形破碎，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等天然屏障将大陆分割成多个独立区域，阻碍了文明的整合与传播。古罗马文明虽辉煌，却无法突破地理阻隔，其法律与文字（拉丁文）难以向北欧传播 —— 直至 12 世纪，丹麦仍在使用仅能铭刻符号的如尼文字，无法形成系统的文献体系，知识传播严重受限，导致文明教化难以覆盖边缘地区。而中华文明依托黄河、长江流域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早早实现了政治统一，为 “尊重生命” 的伦理与制度传承提供了稳定空间。

在制度层面，欧洲长期处于封建割据状态。查理曼帝国分裂后，形成德、法、意雏形，各国相互征伐、各自为政；神圣罗马帝国由数百个自治领地拼凑而成，皇帝与教皇长期争夺权力，“授职权之争” 持续近半个世纪，导致社会陷入混乱 —— 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推行文明教化，无法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与法律体系，野蛮习俗自然难以根除。反观中国，自秦统一后确立中央集权制度，通过 “书同文”“车同轨”、科举制度等，强化文化认同与社会整合，确保 “仁爱” 伦理与赈灾制度得以持续传承，从制度上切断了野蛮惯性的延续。

意识形态领域的差异更为关键。中华文明以儒家伦理为核心，形成了世俗化的道德体系，强调 “以人为本”，早早确立对生命的尊重 —— 它不依赖宗教神权，而是通过理性的伦理规范引导社会；而欧洲长期依赖基督教神学，教会权力与世俗政权博弈不断，宗教仪式扭曲生命认知：“圣人遗物崇拜” 将人体遗骸神圣化，“尸疗” 观念将食人行为 “医疗化”，这些扭曲的认知弱化了对 “人” 本身的关注，甚至为食人行为提供了扭曲的 “神圣” 借口。这种意识形态的滞后，使得欧洲社会长期缺乏对野蛮习俗的理性批判，延缓了文明开化的进程，更让野蛮基因得以留存。

四、结论：欧洲食人史的惯性延续，与现代文明伪装的剥落

欧洲食人文化的遗存，绝非已被尘封的古代遗迹，而是深刻影响其文明轨迹的历史惯性 —— 这种以 “自我利益” 为核心、漠视他者生命的野蛮底色，在近代殖民统治中得到了延续与变形。16 至 20 世纪的欧洲殖民扩张，虽褪去了 “食人” 的原始形态，却延续了其本质逻辑：为了掠夺资源、扩张霸权，欧洲殖民者对美洲、非洲、亚洲的原住民实施屠杀、奴役与掠夺，将 “文明优越论” 作为掩盖暴力的幌子，正如中世纪欧洲人一边延续食人习俗，一边将 “野蛮” 标签强加于异文化。

从美洲原住民的种族灭绝（仅北美印第安人人口便从 15 世纪的 5000 万锐减至 19 世纪的 25 万），到非洲的黑奴贸易（400 年间约 1200 万黑奴被贩卖，途中死亡率超 20%），再到亚洲殖民地的残酷剥削（英国在印度殖民期间，仅 1943 年孟加拉饥荒便导致 300 万人饿死），殖民时代的暴力与中世纪食人行为，本质上都是对 “生命平等” 文明准则的践踏 —— 它们共享着同一种逻辑：为了自身利益，可以漠视甚至剥夺他者的生命，这是欧洲文明未彻底摆脱野蛮基因的明证。

而当时间进入现代，欧美经济危机频发的当下，“西方现代文明” 的光鲜外衣更在频繁的对外输出暴力中逐渐剥落。从局部地区的武装冲突介入，到单边制裁带来的人道灾难（联合国报告显示，美国对叙利亚的制裁导致超 900 万人面临粮食危机），再到对异质文明的排斥与打压，这些行为背后，依然可见那种以强权凌驾于正义、以利益牺牲他者的思维惯性 —— 这种惯性，与中世纪欧洲人在饥荒中食尸、在宗教仪式中扭曲生命认知、在殖民时代实行双重标准的逻辑一脉相承。

当现代西方动辄以 “文明捍卫者” 自居，却在全球舞台上频频展现出对他者生命与权益的漠视时，不禁让人们再次回溯那段充斥着食人习俗的欧洲历史。

正视这一历史脉络，并非要否定欧洲文明在科技、艺术等领域的成就，而是要客观认知：欧洲文明确实带着深刻的野蛮基因走过漫长的开化之路，其现代文明的构建，并未完全割裂与过去的联系。相比之下，中华文明从始至终以 “仁爱” 为核，以 “和” 为贵，即使在自身发展遇到挑战时，也始终坚守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的底线 —— 从未将暴力输出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从未以 “文明优越” 为由掠夺他者。

这种文明底色的差异，不仅是历史的事实，更在当下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提供了重要参照：真正的文明进步，不应是技术与财富的单向积累，更应是对生命敬畏、对他者尊重的永恒坚守。而这，正是中华文明留给世界的珍贵遗产，也是我们在对比中认知文明差异、思考文明未来的关键所在。警惕任何文明以进步之名重演吃人逻辑，方能让人类在文明的征程上真正远离野蛮的轮回。（微信公众号【雁木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