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里士多德著作流传的若干事实

一、亚里士多德著作原稿已无现存

亚里士多德本人的原始手稿，不可能保存至今。其原因不言自明——无保存至今的条件。这种情况，中外都一样。

但这并不能成为怀疑亚里士多德著作是伪作的理由。

孔子的原始手稿，不仅我们看不到，就是距离其较近的荀子、孟子甚至孔子的孙子子思也看不到。然而，我们并不能因为这个缘故，就质疑孔子及其著述的存在。

二、亚里士多德著作现存文本都是抄本和抄本的转录本

五经文本也是如此。

这为后世的合理怀疑提供了大量空间。

事实上，中国经学史上对于五经文本的怀疑和质证久已有之。比如：《尚书·甘誓》，《墨子·明鬼篇》中所引与一般通行的文本存在很大不同，而且还误名为《禹誓》。这应是转录本的常态——根本不存在所谓的original texts。

《墨子·明鬼篇之下》：“大战于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听誓于中军，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有曰：日中，今予与有扈氏争一日之命。且尔卿大夫庶人，予非尔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罚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御非尔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赏于祖而僇于社。”

《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甘誓第二》：“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政，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

但仅据此仍无充分理由否定亚里士多德及其著作的存在。

三、亚里士多德著作所有现存文本主要来自中世纪时期

现存最完整的亚里士多德著作是公元9世纪中期的牛津手稿MS.108，即其生物学著作的抄本。

四、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流传主要依赖数百年来漫长而艰辛的手工抄写

古代文本，即使像中国有石经，也无法长期流传。如：汉代熹平石经（公元175年开刻，历经九年完成），至唐初已毁坏殆尽。现存残石累计8800字，不足5%。更不用说其他形态的文本了。

但是其内容依然可流传下来，这并不奇怪，因为迭经传抄。后人总是要找到一个“善本”来抄写保存，这样层层相因，古典著作可得保存，直至后世。

五、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字数

有资料表明，亚里士多德共写了100多本书，总字数超过1000万字。

有人说这应是传闻，这当然是可能的。有如“书纬”《璇玑钤》说“孔子求《书》，得黄帝文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去三千一百二十篇。”以及《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旨在夸饰，无足多怪。

流传至今的亚里士多德著作仅有约30部，总字数约30万，实际上人们无法给出这30部原作的确切字数。因为这些保存下来的作品都是其学生和后世学者编辑整理的讲义笔记，由他的学生和助手编纂而成。

考虑到吕克昂学园最多时人数曾达2000人，设想其中一少部分，比如二、三十人，甚至百十号人或更多人，从事记录、整理、编纂工作，这是非常合理的事情。那么在几十、上百年年间（吕克昂学园成立于公元前335年，毁灭于公元前85年）积累出几十万字、甚至上千万字，也不是没有可能。

其中想必一定有增饰之文，甚至误将亚里士多德讲座笔记、学园后世弟子所作认作亚里士多德亲作的情况。

但是，就此怀疑亚里士多德及其著作的存在，理由仍很不足。

六、亚里士多德著述所用工具

亚里士多德是用植物材料制成的墨水在纸莎草纸卷轴上写下了他的哲学和科学著作，而不是像金教授所说使用了小羊的羊皮。虽然亚里士多德同时代的人也使用蜡板做临时笔记和个人提醒，但那些更长的文本，比如他的论文和他弟子及后人的讲座笔记，都是写在纸莎草纸上的。吕克昂学园建有图书馆以收藏这种卷轴，用于学人们的研究和教学。

纸莎草纸（复数：papyri 或 papyruses）是一种类似于厚纸的材料，在古代被用作书写材料。它由纸莎草植物（Cyperus papyrus，一种湿地莎草）的髓制成。也可以指用这种材料制成的文件，这些文件将多张纸莎草纸并排连接后卷成卷轴，这是早期书籍的形式。公元前3世纪的纸莎草纸官方信函纸莎草纸最早已知在埃及使用（至少可以追溯到第一王朝），因为当时纸莎草植物遍布尼罗河三角洲。它也在整个地中海地区使用。除了作为书写材料外，古埃及人还将纸莎草用于制作其他物品，如芦苇船、垫子、绳索、凉鞋和篮子。

                                       Hunefer的《死者之书》中写在纸莎草纸上的章节             普耶姆雷墓，男人们正在劈纸莎草；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纸莎草纸最早是在公元前3千年左右的埃及制造的。最早的纸莎草纸考古证据是在2012年和2013年在瓦迪阿尔-贾尔夫（Wadi al-Jarf）出土的，这是一个位于红海沿岸的古代埃及港口。这些文献，可追溯到公元前2560-2550年（胡夫统治末期）。 这些纸莎草纸卷描述了吉萨大金字塔建造的最后几年。

公元126年的希腊文卖驴的字据；纸莎草；19.3×7.2厘米，MS Gr SM2223，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

数千年来，纸莎草通常被卷成卷轴作为存储形式。然而，在其历史发展的某个后期阶段，纸莎草开始以类似现代书籍的册子形式被收集在一起。这或许是在模仿用羊皮纸制作的册子形式。早期的基督教作家很快采用了册子形式，在希腊-罗马世界中，人们开始普遍从纸莎草卷轴上切下纸张来制作册子。册子是对纸莎草卷轴的一种改进，因为纸莎草不够柔韧，无法在不破裂的情况下折叠，而创作大篇幅文本则需要使用长卷或卷轴。纸莎草具有相对便宜且易于生产的优势，但它也很脆弱，容易受潮或过度干燥。除非纸莎草质量完美，否则书写表面会不规则，可使用的媒介范围也有限。

西西里的叙拉古（Syracuse, Sicily）附近的纸草植物

在欧洲，莎草纸逐渐被一种名为Parchment的竞争材料所取代，Parchment由动物皮（虽然其译为中文是“羊皮卷”）制成。到了公元4世纪初，最重要的书籍开始用Parchment制作，值得保存的作品也从莎草纸转移到Parchment上。Parchment相比莎草纸有显著优势，包括在潮湿气候下更耐用，且更适合在两面书写。莎草纸的主要优势在于其更便宜的原材料——在适宜的气候下容易种植，且比动物皮能提供更多的书写材料（最昂贵的书籍使用胎牛皮制成，需要多达数十头牛胎）。然而，随着贸易网络的衰落，莎草纸在其生长范围外的可用性变得有限，因此失去了成本优势。

纸莎草纸在墨洛温王朝（The Merovingian dynasty）文书馆中的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公元692年的一份文件中，尽管它在高卢地区一直使用到下一个世纪中叶。在欧洲，使用纸莎草纸的最晚确切日期是1057年（教皇维克多二世在位期间），用于一份教皇法令（通常较为保守，直到1022年所有教皇诏书都使用纸莎草纸），以及1087年的一份阿拉伯文件。在埃及，纸莎草纸的使用一直持续到被伊斯兰世界引入的更便宜的纸张所取代，而伊斯兰世界最初是从中国人那里了解到这种纸张的。到了12世纪，Parchment和纸已经在拜占庭帝国使用，但纸莎草纸仍然是一个选择。

直到19世纪中叶，人们只知道一些写在纸莎草纸上的孤立文件，博物馆只是将它们作为珍品展示。这些文件并不包含文学作品。第一批现代纸莎草纸卷轴的发现是在1752年的赫库兰尼姆。在此之前，人们所知的纸莎草纸只有少数从中世纪幸存下来的。学术研究始于荷兰历史学家卡斯帕·雅各布·克里斯蒂安·雷乌芬斯（1793-1835）。他在1830年发表了关于莱顿纸莎草纸内容的文章。第一次出版归功于英国学者查尔斯·威克利夫·古德温（1817-1878），他为剑桥古文物学会出版了《希腊魔法纸莎草》第五卷中的一卷，并于1853年将其翻译成英文并附上评论。

七、不得不说的话

最初，“西方伪史论”的提出，只是一种调侃。

源于拥立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观点的这拨人与顾颉刚后学弟子们的争论。

其隐含的意思是说：如疑古派的治学方法确有其有效性和真理性，那么为何不也尝试用于西方历史研究？言下之意是，如果在西方历史研究中使用这一方法，得出的结论肯定无法获得学界（西方历史学界）公认。

疑古派在学术史上确有其积极意义，兹不多述。但也有其弊。

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弊端越来越是个弊端。换句话说，疑古派已经不合时宜了，虽然他们还在坚持其理念和方法的“科学性”。但这种“科学性”不过是一种基于传统现代性（潜藏着西方中心主义前提）的想象。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早已来到“解释学转向”的时代，在人们对于物理主义认识理想和科学方法论合理性的批判之下，疑古派的理念与方法已经失效。

然而，这也并不就自动为“西史辨伪”合法性提出了论证。

“西史辨伪”派还能使用已经显示为无效的疑古派的治学方法，来进行“辨伪”吗？

不经过系统的学习，不深入西方古典学内部进行钻研，不厚植东西方古典学学养，不“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只能是妄想。

那种所谓“一眼假”“仅凭直观”“出于直觉”“张嘴就来”的言论，廉价与狂妄是其底色，其本色是无知啊！

对于“无知者无畏“这种比较文雅的用语，如换成民间的说法则是“不知道要脸几个钱一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