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A代表不了整个西方及北欧公费医疗与中国本土化实践三明医改

昨日我在风闻发贴《理解不了为什么全科需要三班倒，更理解不了护士想调休是个多大的问题》，下面不少的评论拿自己了解到的USA的情况来批评瑞典，批评搞资本主义就知道赚老百姓钱。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瑞典和USA的社会差异巨大，这个差异大到比中国和USA的差别还要大。如果要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做为评价标准，中国比瑞典更资本主义是没有争议的。

瑞典算的上是一个奇葩，这个国家即便是私立医疗机构，医护人员的工资也主要是国家以税收形式负担的，跟公立医疗机构没有区别，患者交的挂号费最多占到运营成本的20%。国内的公立医疗机构也是要自负盈亏的，政府预算占比运营成本往往不足20%。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的公共医疗机构其公共性或者公益性也不过瑞典的私立医疗机构。不过有必要说明一下，类似中国那种体检中心的机构，在瑞典属于商业公司，不属于医疗机构，这种企业是完全自负盈亏的，政府不会提供资助。不论私立还是公立医疗机构，其预算主要基于机构覆盖的服务人口数量。当然私立机构肯定是要追求盈利的，但主要盈利对象是政府——医疗支出小于政府提供的预算便是利润了，而公立医疗机构不追求从政府盈利。这跟中国的医疗体制是非常不同的，因为国内哪怕是公立医疗机构也是要自负盈亏的，因此他们也要追求盈利的，所以国内普遍存在过度诊断和治疗的情况，而这也容易激化医患矛盾，这植根于医疗机构自负盈亏的财政模式。除非改为政府财政支持，否则这个情况很难改变。当然，以政府财政负担医疗服务供给，并不只是负担医护人员工资收入，也包括医疗设备和药品政府集体采购，医生开药在有选择的情况下，是优先给患者开进入国家集采名录，具有同等疗效的药品，而非不愿意降价销售价格昂贵的原厂原研药。由于瑞典不论公立还是私立医疗机构都是政府财政负担，只要病人本人同意，病人的病历信息检查结果可以轻松实现跨机构互联互通，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查。瑞典人的人均预期寿命是83.6岁（其中女性85.2岁，男性81.9岁）。中国全国的最新数据是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岁。作为对比，资本主义代表的USA，老百姓用着全世界最贵的药物，人均预期寿命78.4岁，拥有着西方发达国家最低的人均预期寿命（低于中国），是全世界医疗管理模式的耻辱代表。

北京大学的李玲教授希望在国内推广由政府财政负担的三明模式，可以说是以北欧医疗体制为蓝本但进行了本地化实践，以适应中国本土国情的变种。三明医改模式可以看出欧洲公费医疗体制的影子。关于三明医改，新华网介绍到:“三明医改废除了绩效工资与药品耗材挂钩的薪酬分配制度，实行工资总额核定下的全员岗位目标年薪制，以基本年薪为主、绩效年薪为辅，绩效年薪与医保基金结余和医疗服务性收入相衔接。医务人员考核弱化医疗收入和医疗数量多与少的因素，而是考核岗位职责是否到位，人民群众健康获益是否增加，让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

三明医改的实施情况，具体参看三明市政府的总结汇报：《三明医改这九年》。三明医改省级药品采用政府招标采购制度，“斩断医疗机构（包括院长和医生）的寻租空间”，这同样也为国家的医保基金节省了很大一笔资金。

类似于瑞典的病历信息互联互通，三明医改“在医共体内，患者病历、医院管理的信息流已打通，核磁、心电等检查结果互联互通互认”。三明医改也非常有效地降低了人民医疗费用包括药品及耗材的支出——“福建2011-2014年全省医疗总费用每年上涨的中位数为16%，以16%增速计算：三明2012年以来的9年间，医疗总费用会增长至343.41亿元，实际为232.74亿元，相对节约110.67亿元（医保基金和老百姓减少支出）“。

三明医改实现了非常高的效费比——“从年度人均医疗总费用来看，2020年三明市城镇职工年度人均医疗费用3389元，城乡居民为1349元，平均1678元，约为全国人均水平的一半”。于此同时，三明市全市在2023年人均预期寿命80.19岁，高于全国、全省人均预期寿命。

而这些了不起的成绩，是在确保三明医护人员阳光性收入增长的情况下实现的，非常了不起！

由于三明医改动了很多企业的利益，同时也因为政府采用财政负担，医护人员年薪是受政府支配的，客观上会降低医院院长和大科室主任的隐形灰色收入，因此在中文互联网上，明明三明医改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患者，医院和政府都收益，但三明医改依然受到非常多攻击，主要集中到对政府集采药品和医疗器械，也有专门针对李玲教授个人的。

最后跑题补充一句，我非常夸赞的中国社会主义新时代实践先锋，有望打破内卷模式的伟大先行者——胖东来的掌舵者，于东来本人也是北欧价值观的信奉者，见原文：《胖东来——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新阶段的启迪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