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大”始末：马来西亚的华文大学之路

​1968年，一股热潮涌动在华人社会。从商界巨贾到街边小贩，从德高望重的社区领袖到默默无闻的三轮车夫，无数人慷慨解囊，将自己辛苦赚来的钱投入一个共同的梦想。仅仅一个月的时间，捐款就超过了16万马币。他们要建一座华语作为主要教学媒介的大学。

对于马来西亚华人而言，这所筹划中的大学是他们在这个新兴国家中为捍卫自身文化之根所做的努力，然而最终这所中文大学的创校却以失败告终。

背景

19世纪以来，为了开采马来半岛丰富的锡矿和发展橡胶种植园，英国殖民者从中国南方和印度南部大规模引入劳工。华人投身矿业与商业，印度人多在橡胶园劳作，而被视为土著的马来人则大多留在传统的农业和渔业领域。英国人分而治之的政策，让三大族群比邻而居，却少有融合，一个典型的多元社会就此形成，这为日后的族群政治埋下了伏笔。

在这样的背景下，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体系从零开始，完全依靠华人社群自身的力量建立起来。从最早的私塾，到20世纪初受中国新式教育影响而兴办的现代学校，华社自己筹款、自己管理，建立起从华文小学到中学的完整体系。这个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教育系统是传授知识的场所，也是维系中华文化认同的生命线。正如马来西亚华教领袖林连玉先生所言，华校是民族的文化堡垒。

华校的独立性也使得在马来亚独立后，被以马来文化为核心构建国族认同的新政府视为异质的存在。当国家建设的逻辑从殖民时期的经济管理转向后殖民时代的身份认同塑造时，华教体系的独立与强大，反而成了它的“罪过”。

华教困境

马来亚联合邦独立后，国家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塑造一个统一的马来西亚民族。核心理念是以马来文化为基础，以马来语为国语，伊斯兰教为国教。教育理所应当地实现这一目标最重要的工具。 于是乎，一场针对华文教育的立法就此展开。

1950年代发布的《巴恩报告书》首次提出要废除方言学校（即华校和泰米尔学校），建立统一使用英语和马来语的国民学校。随后的《拉萨报告书》（1956年）与《1957年教育法令》奠定了马来西亚教育政策的基石。它虽然允许华文小学作为国民型小学存在并获得政府资助，但明确设定了最终目标，即“将各种族的孩童置于一个以国语（马来语）作为教学媒介的国家教育体系下”。

1960年代的《达立报告书》与《1961年教育法令》是对华文中学最致命的一击。法令规定，只有接受改制、将主要教学媒介语改为英语（后来逐步改为马来语）的华文中，才能继续获得政府的全额津贴，成为国民型中学。而那些坚持以华语为主要教学媒介的学校，将失去所有政府资助，必须自筹经费办学。

最终大部分华文中选择改制。而少数坚守母语教育阵地的学校，则成为了今天我们所知的华文独立中学（简称“独中”）。它们独立于国家教育体制之外，完全依靠华人社会的捐款维持运营，成为了华社捍卫母语教育的最后堡垒。也正是这些独中的毕业生，构成了对一所华文大学最迫切的需求群体。

独立大学的筹建

到了1960年代中后期，几个关键事件将华文高等教育的困境推向了悬崖边缘，也点燃了独立大学运动的导火索。

首先是 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此前，于1956年在新加坡创办的南洋大学是由新马两地华人共同倾力捐建的海外第一所华文大学，是无数华校学子的最高学府。然而新马分家，一夜之间南洋大学变成了外国大学，马来西亚独中毕业生的主要升学通道被切断。

紧接着，马来西亚政府在1967年宣布将限制没有政府文凭或剑桥文凭的学生出国留学。这一政策等于关上了独中毕业生前往中国等地升学的另一扇大门。

在这样的背景下，创办一所属于马来西亚自己的华文大学的呼声在华社中越来越高。1968年1月，在华教总舵手董教总的领导下，一场声势浩大的民间办学运动正式拉开序幕。董教总发表《为创办民间大学事告社会人士书》，提出了办学的五大理由，获得了整个华社的热烈响应。

这所倡议中的大学被命名为“独立大学”（Merdeka University），“Merdeka”是马来语“独立”之意，这个名字本身就蕴含了将之融入国家独立精神的愿望。华社深知，在一个强调国民团结的国家里，一所纯粹的华文大学必然会招致沙文主义和分裂国家的指责。因此，他们采取了一种多元文化策略。在《马来西亚独立大学发起人大会宣言》中，他们明确强调，这所大学将不分种族招生，教学媒介语将采纳国语（马来语）、华语及英语三语并重。通过上述这些方式，他们希望能够化解政治阻力，在国家建设的话语体系内为母语高等教育争得一席之地。

独立大学运动的兴起，让执政联盟中的华基政党马华公会陷入了两难。一方面，它需要回应华社的强烈诉求；另一方面，它又必须服从于执政联盟以巫统为主导的单元化国家政策。为了化解压力，马华公会打出了一张替代牌。1968年9月，马华公会提议创办一所获得政府全力支持的高等学府——东姑阿都拉曼学院（后升格为大学）。此举意在为华裔学子提供另一条升学途径，从而削弱独立大学运动的群众基础和紧迫性。

尽管如此，华人社会创办自己大学的决心并未动摇。在1969年5月全国大选前夕，迫于强大的民意压力，政府终于批准了“独立大学有限公司”的注册申请。

然而，1969年大选后，反对党在华人选民的大力支持下取得重大突破，执政联盟首次失去了国会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优势。反对党的胜利游行与巫统支持者的反示威，最终在5月13日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种族流血冲突，史称五一三事件。在五一三事件后形成的马来人至上思想主导的政治新秩序下，任何被视为挑战国家单元化政策的诉求都被视为政治禁忌。独立大学的创办彻底变成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政治奢望。

从请愿到法庭

在五一三之后高压的政治氛围中，独立大学的申办之路变得愈发崎岖。1971年，国会通过了《大学及大专学院法令》，规定任何大专院校的创办都必须获得国家最高元首的批准，从法律上彻底收紧了民间办学的空间。

独立大学的倡办者们没有放弃，他们调整策略，在1974年大选前以退为进申请注册一所规格较低的独立学院，希望以此为突破口。然而申请依然被拒。面对行政途径的无望，华社决定发起一次大规模的民间请愿。1977年，董教总发动全国华人注册社团联署运动，向最高元首呈递请愿书。这场运动得到了空前响应，超过四千个华人社团参与其中。

但是，政府的立场已经无比强硬。时任教育部长慕沙希旦公开表示，政府拒绝独大申请时因为它将以华文为教学媒介，违反了国家教育政策。作为执政联盟成员的马华公会此时也公开表态反对创办独大。1979年1月25日，官方的最终答复送达：最高元首拒绝了独立大学的创办申请。

所有政治途径都已走到尽头后，只剩下最后一条路——司法。独立大学有限公司决定将政府告上法庭，指控其决定违宪。为了筹集诉讼费用，华社发起了“一人一元法律基金运动”。这场官司承载了华社最后的希望。

1980年，吉隆坡高等法庭宣判独立大学败诉。独大方面继续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1982年7月6日，联邦法院以四比一的票数驳回上诉，并裁定此案不得再上诉至英国枢密院。至此，历时近15年，凝聚了无数人心血与期盼的独立大学运动，在法律上走到了终点。

三条溪流

1990年代，随着马来西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氛围的相对缓和，这个梦想以新的形式得以复活。三所由华人社会创办的民办高等学府相继诞生，它们被视为独立大学精神的继承者，被称为“华教三院”。

南方学院（现为南方大学学院）： 1990年成立于南部的柔佛州新山，由著名的宽柔中学专科部升格而来。它的获准设立，是独大运动失败后华社在争取高等教育权利上的第一次历史性突破。

新纪元学院（现为新纪元大学学院）： 1997年由董教总在吉隆坡南部的加影创办。作为独立大学运动的直接领导者，董教总的办学使之成为独大精神最正统的继承者。

韩江学院（现为韩江传媒大学学院）： 1999年成立于北部的槟城，前身是韩江中学著名的新闻专修班。

这三所学院的建立标志着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终于构建起了从小学、中学到大专的完整体系。它们为了符合政府规定，必须采用多元媒介语教学，但依然坚守着传承中华文化的使命，为独中毕业生打开了通往高等教育的大门。

独立大学的筹办史是马来西亚华人社群身份认同与文化抗争史上悲壮与光辉的一页。它展现了海外华族同胞为了捍卫母语教育权利所能迸发出的团结与坚韧意志。

延伸阅读推荐

郑良树.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四卷本). 吉隆坡: 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 1998-2003.

柯嘉逊. 《马来西亚华教奋斗史》. 雪兰莪: 董教总教育中心,2020.

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 (编). 《独大史料集》. 吉隆坡: 马来西亚独立大学有限公司, 1993.

何国忠 (编). 《百年回眸: 马华文化与教育》. 吉隆坡: 华社研究中心,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