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创“六小龙”为何在杭州？一名前厅长的政商观察

为什么地方政府也要反“内卷”

✪ 周国辉 | 浙江省科普联合会

✪ 陈洋(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周国辉认为，政府应“有为而有效”，既要支持创新生态，也要避免过度干预。他呼吁地方政府避免恶性竞争，树立长期主义思维，推动财政从“土地依赖”转向“创新驱动”；他认为城市关爱人才，首先要善待所有人。

“如果技术的力量来自知识，即关于技术和科学的信息，为什么技术体一定会集中在某个地区而不是平均分散在很多地方？”

在《技术的本质》一书中，著名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提出了上述问题，并给出了自己的结论——尽管大多数国家应用的是同样的科学，同样的学术期刊，同样的知识、事实、真理、信念和信息，但真正推动前沿技术发展的并非单纯的知识积累，而是一套根植于地方性微观文化中的认知体系。阿瑟指出，这套认知体系在其创生的地方，常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共享的，且无需明言的”。在支持这些元素的组件、实践和理解的基础上，创新集群才得以有机地构建。

阿瑟的理论在周国辉的新书《有为与有效：解码“杭州六小龙”背后的科创生态》中得到映照。

周国辉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毕业生。从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他一直在浙江工作，曾先后在县市和省级机关任职，历任台州市、舟山市领导职务，积累了丰富的地方治理经验。2013至2018年，周国辉任浙江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亲历了互联网创新创业的热潮。进入2015年，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加速，全球化进程出现反弹，他又兼任省知识产权局局长，直接参与全省科技创新与知识产权的领导工作。2018年，他当选浙江省第十二届政协副主席。现任浙江省科普联合会会长。

2025年上半年，作为民营经济大省，浙江再次成为众多科技热点的策源地——从深度求索（DeepSeek）的开源AI模型在多个基准测试中的表现超越OpenAI o1，到《黑神话：悟空》开发公司游科互动在全球年度游戏大奖（TGA）中斩获两大奖项，再到宇树科技在四足和人形机器人领域的多项技术突破、演示视频被埃隆·马斯克转发……这些出圈的科技公司，“大脑”均设立于此。如果说这一现象源自某种共同的生态，那么始终深度参与这波科技创新实践的周国辉，可能是阐述创新突围背景下的“浙江解法”的最佳人选之一。

近期，《南方人物周刊》在杭州专访了周国辉。我们的对话并未局限于提出一种可复制或迁移的方法论，而是希望通过周国辉的视角看到创新叙事的另一个切面，探讨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如何理性看待替代与融入、竞争与共赢、技术与制度的双重角力如何交织，一个地区如何根据环境变化调整和发展其个性化“算法”，以及这一探索过程中的颠簸与复杂。

▍“卡脖子”问题既要高度重视，又需理性看待

南方人物周刊：当前，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已进入高强度阶段，这背后是科技安全和地缘政治层面的深层博弈。自2016年中兴事件起，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被卷入贸易争端。你曾与中兴、华为等企业的创始人接触，浙江也有企业被列入美国实体清单。你如何看待这些企业家在应对外部压力、化解风险方面展现出的智慧与经验？

周国辉：我最早认识任正非是在2016年的全国科创大会上。2017年，浙江省政府与华为集团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时任浙江省委和省政府领导分别与任正非座谈，我作为浙江省科技厅厅长均列席参与。那两次座谈中，任正非的很多观点让我印象深刻。

当时任正非谈到，企业家都是铺路者，在前行的路上即便牺牲，也是伟大的，社会不应嘲笑他们。在他看来，风险控制始终是华为高度重视的工作。2016年，华为销售收入达5200亿元，税收近900亿元，业务覆盖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正因如此，华为建立起了覆盖全球的风险管理体系：将金融风险控制中心设在伦敦，项目风险控制放在日本，集团层面则设有专门负责宏观风险的高层团队。在谈及研发投入时，任正非曾提出，基础研究是“把钱变成知识”，而产品研发是“把知识变成钱”。他认为，只有持续投入，才能保障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2013年，我也访问过华为和中兴，当时中兴与华为的发展势头不相上下。然而几年后，情况出现了转折。（注：2016年，特朗普开始其美国总统任期不久，美国商务部以违反出口管制法律为由，将中兴列入实体清单，并禁止美国企业及代理美国产品、技术的厂商向中兴出口相关的技术和产品。2017年，中兴与美国政府达成和解协议。为此，中兴支付了8.92亿美元罚款，另有3亿美元罚款暂缓执行。2018年，美国商务部再次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出售元器件等产品，为期7年。当时有媒体统计，中兴有25%-30%的零部件来自美国供应商，最为核心的零部件都依赖于美国供应商，短期内无法找到能保持相同竞争力的替代产品。）供应链一旦被“卡脖子”，不仅会影响设备生产，对运营商的网络建设也会造成影响，整个体系都难以维系。拥有自主可控的核心技术，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根基。

虽然现在中兴恢复得不错，但相较于华为，其整体规模和市场韧性仍有很大差距，且对国内市场的依赖度较高。中兴是国有控股企业。许多国有企业在体制机制、管理效率、组织文化等方面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这些方面的差异，最终会影响企业的战略格局与发展前景。

南方人物周刊：《华为管理三部曲》中记录了华为高级管理团队对技术和开放的思考。比如他们很早就提出“要不惜在芯片、平台软件等方面冒较大的风险。在最核心的方面，更要不惜代价，不怕牺牲”；但也强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才能获取更大的共同利益”，“凡自主就会有狭隘之嫌”，“不要成为旧事物的卫道者，也不要成为盲目创新的推动者。”在当前自主可控、国产替代诉求提升的背景下，有两种典型观点：一种主张国产化替代要有强制政策，光靠自觉是不行的；另一种则强调需要体系化地提升国产优势，分步实现从“可用”到“好用”的渐进路径。你怎么看？

周国辉：华为的做法我是比较赞同的。对于一些涉及国家安全的、关键的信息系统和网络设施，需要采取强制性的国产替代措施；但在其他大多数技术领域，还是应以体系建设、引导为主，通过技术路径优化、生态培育和市场机制来逐步推进，避免“一刀切”。

“卡脖子”问题需要高度重视，也要理性看待，不能无限泛化。如果所有问题都打着“国产替代”的旗号来解决，反而容易造成资源错配和浪费。在守住国家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我们应该尽可能扩大开放，增强与全球科技、产业的深度融合，“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赢得战略主动”。

今时不同往日，大有大的难处，我们要考虑发展成果、发展进程，并不是“脱钩就脱钩”这么简单，不能意气用事，历史教训已经很深刻了。

▍中国企业如何摆脱“有色眼镜”

南方人物周刊：你曾负责浙江省的知识产权工作。很多出海企业都在知识产权方面交过“学费”。你最常给企业提的建议是什么？

周国辉：我担任浙江省知识产权局局长期间，接待过一些外国驻华使馆的科技参赞。我们的一个共识是，知识产权不是一般的产权，而是走向全球市场的“通行证”。提倡自主创新首先就是要用法律的手段保护知识产权，自己的、别人的知识产权都应保护，这不是别人打压我们的手段，而是我们自己的需要。

过去，中国企业在与国际厂商的合作与竞争中，尤其是在智能手机等高技术领域，曾因知识产权问题面临诸多挑战。近年来，随着技术实力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参与进了全球主流的专利池，在与海外企业的专利纠纷中，逐步探索出“专利交叉许可”机制作为和解路径。

2014年，我参与过与美国知识产权代理人的交流活动。活动中，我曾向多位海外知识产权律师提出过同一个问题：在涉外知识产权案件中，你们会不会给中国企业“先入为主”地贴上“剽窃专利”的标签？

他们的共识是，不会简单下结论，而是会着重看两件事：第一，企业是否有专利等自主知识产权；第二，是否有过纠纷记录，并通过合法渠道妥善解决。如果企业自身专利扎实，即便有纠纷，处理得当且胜诉，也会留下良好记录。

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必须要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布局和合规战略。知识产权不仅是保护自己的工具，更是建立国际信任的基础。否则，即使没有侵权行为，也可能因为缺乏布局、记录不佳而“吃亏”。要有作为就要加强合规风险管理。

南方人物周刊：你有遇到过这种“吃亏”的案例么？

周国辉：有的。有家浙江企业原本以传统灯饰制造为主，后来转型研发浮漂产品。在那之前，国内的浮漂类产品多采用海绵材料，轻便但支撑力不足。为寻求技术突破，企业在美国设立了子公司，大力招聘有经验的当地技术人员参与研发。然而不久后，他们在人员招聘和技术管理环节被美国同行“钓鱼”，导致多名员工被捕，企业发展深受打击。

在深入调研该事件后，我发现该企业并无蓄意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或商业机密的意图，主要是因为合规意识和风控能力不足，最终引发了法律纠纷。考虑到这个案例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我专门撰写了一份调研报告呈报浙江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建议给予企业必要的司法援助，同时推动省内资源整合，比如促成他们与宁波材料所合作，搭建产学研桥梁，帮助企业依托国内技术力量继续推进研发工作。几年后我回访企业，了解到他们已成功开发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发展势头良好。

▍富有富的做法，穷有穷的路径

南方人物周刊：推动政策创新和制度探索的过程中，有关部门常会先行设立试点。试点地区的选择一般会考虑哪些因素？

周国辉：我可以举两个例子。

2015年，为解决大部分尚不具备研发实力的企业研发投入压力大的问题，浙江省科技厅开始推行科技创新券——由政府提供小额财政支持，帮助中小企业购买科研机构、高校等的技术服务。该制度最早起源于北欧，十年前开始被国内引进。长兴是我们在浙江的试点之一。

为什么选择长兴？长兴曾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长期依赖煤矿和水泥产业，环境压力大。随着产业转型，当地积极发展新能源等高科技产业，聚集了大量小型科技企业。由于地理毗邻上海和江苏，这些企业常常需要到外地实验室进行检测服务，而浙江本地虽拥有先进的科研设备，但利用率较低。通过在长兴试点创新券政策，不仅有效降低了企业的技术服务成本，也能推动浙江省内科研资源的开放共享和高效利用。

另一个例子是新昌。过去在基层调研时，我们很少直接推广杭州、余杭、滨江等资源丰富地区的经验，因为欠发达地区与这些地方的优势资源和发展基础差距较大，一下子复制难度很大。真正要验证“欠发达地区靠科技创新突围”的发展路径，就必须选择一个起点相对较低、资源禀赋有限，但依靠科技创新实现突破的典型县市，做分类指导。

当时我们要选一个地方举办现场会。很多地方积极报名，其中就包括新昌。新昌隶属绍兴，地处台州、宁波、金华与绍兴四市交界处，森林覆盖率约71.7%，是典型的“八山半水半分田”。然而，当地的领导班子科技意识很强，提出了“资源不足，科技来补”的理念，非常坚定地要推动科技创新。

时任新昌县委书记也来报名，我开门见山就问：“你争取这个项目主要目的在什么？”他回答：“一是希望借会议系统总结经验，二是借机激发辖区内企业、干部、群众在科技创新方面的自觉性和信心。”我觉得这个出发点很实在，又问：“想不想多争取些政策？”他说“不是主要目的”。对我们来说，如果地方申请试点就是奔着“要政策”去的，那方向就偏了。因为现实中大多数地方并没有那么多政策，一个政策堆出来的试点是没有推广价值的。

新昌最终不负所望，当地已经涌现出十几家在全国乃至全球细分领域内的单项冠军企业，成为浙江甚至全国县域创新发展的典型代表。

南方人物周刊：一些经济落后地区在学习发达地区经验时，常常认为发达地区因经济基础好、基层待遇高，减少了权力寻租的动机，更易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而自身物质基础薄弱，要建立广泛的价值共识，推动治理理念转变难度更大。你怎么看？

周国辉：经济基础不同的确会带来差异，但我始终认为：科技创新，富有富的做法，穷有穷的路径。关键不在于有多少钱，而在于资源怎么配置，思路怎么打开。

其他先不谈，你能不能先从县委书记、县长这一层开始，形成真正尊重人才、尊重科学、尊重创造的鲜明导向？你自己是不是有足够的改革决心？你的营商环境、服务环境是不是让人愿意留下来、干起来？这些都是“软件”层面的东西，并不需要很大的财政投入，却对创新氛围的形成至关重要。

此外，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并非要一步登天。在已有资源要素的基础上，应该尽量向科技创新、教育、人才等关键领域倾斜，压缩其他一般性开支。地方也要善于发现自身的产业特长和资源优势。不要以为农业就没有创新的空间，这些传统行业中也有机会挖掘出“闪光点”。越是资源匮乏、基础薄弱的地方，越是路子少，越要靠科技创新，越要研究趋势，越要花精力搞清楚本地的“县情”，从本地的资源禀赋出发，把自身优势总结出来、发展出来。只有这样，人才才能留得住，才可能形成“近者悦，远者来”的良性生态。

至于“财力不足”，有些欠发达地区并非没有条件做科技创新。对于欠发达地区，尤其是部分中西部城市，中央财政给予的转移支付数额是比较庞大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钱，而在于钱花在哪儿、怎么花。有的地方把大量资源花在形象工程上，却没有真正投到科技、教育、产业上。这样的情况还是存在的。所以，不是条件不具备，而是资源配置出了问题。

▍地方内卷的背后是政绩压力和短期思维

南方人物周刊：202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将“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你曾在浙江多个地市担任主政官员，熟悉地方经济发展与区域竞争格局。当前，一些地区存在“竭泽而渔”式发展，招商引资中也频现“拼优惠、抢项目、拔树迁栽”式竞争。比如有城市以高达5000万元的投资、8000万元的银行授信和配套厂房等条件吸引邻市企业迁移，导致原企业所在地面临税基和人才流失的压力。你在过往治理实践中有哪些观察和体会？

周国辉：现有体制下，每个地方的主政官员在招商引资方面都会采取各种措施，大多数出发点还是好的，但确实也存在恶性竞争、同质化竞争、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问题。这是当前体制中比较容易产生的现象。“寅吃卯粮”也是一样，背后都是发展的冲动，政绩的压力。面对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是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发展到底是为了什么？这点必须先搞清楚。什么事情，只要符合方向和趋势，符合社会需要，就要创造条件去争取，一任一任接续奋斗，不断把平台和事业做大。长期主义和“功成不必在我”是应有的价值观和事业观。

招商引资是促进地方发展的重要举措，但产业引进也要有的放矢，结合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发展逻辑，进行有针对性的延伸、拓展与提升，而不是盲目引进，否则不仅事倍功半，代价也很大。以低空经济为例，作为当前政策高度支持的新兴赛道，确实吸引了很多地方争相布局。但这类产业对人才储备、技术能力、空域资源、管理机制等要素的要求极高，并非所有地区都具备落地条件。如果仅凭“概念风口”就仓促引进项目，不仅难以形成产业链闭环，还可能带来“重投入、轻产出”的风险。一些企业可能只是“冲着政策来”，一旦扶持力度减弱，便迅速撤离，反而会给地方留下巨大的沉没成本和产业空壳。

南方人物周刊：长期主义和政绩压力的矛盾要如何调和呢？

周国辉：其实，地方的行动很大程度上也受政绩考核“指挥棒”的引导。近年来，我们的考核制度越来越严、越来越细、越来越具体，考核频度也持续提高，这在加强工作落实、提升治理效能方面确有积极意义。但同时也需要注意，在统一规范之下，要为基层和地方探索发展路径留出必要空间，在统一性与灵活性之间找到平衡。不能因为考核的标准化，就把各地的发展模式推向千篇一律，从而影响因地制宜的积极性，抑制创造的冲动和活力，基层和地方就可能采取避责或形式主义的应对策略。

南方人物周刊：最近和一位金融专家讨论时，他提到，在当前信贷风险压力较大的背景下，银行实际上具备一定的市场化手段来化解一些风险。然而，部分信贷人员因担心问责风险，可能会对本可通过债务重组等方式化解的不良贷款采取“一刀切”处理。如何避免基层人员因过度规避风险而选择“躺平”？

周国辉：这种情况确实存在。要调动地方和基层的积极性，就要建立鼓励担当、宽容试错的正向激励机制。浙江这几年持续在表彰一些敢于负责、勇于担当的干部，鼓励他们主动作为。只要出发点是好的、程序合规、没有谋取私利，即便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也不会简单追责，而不是出现问题就下压责任。对于被恶意举报、诬陷的干部，若检举控告被认定为失实，也会为其澄清正名。

发展的动力源有二：一是企业这类市场主体，它们是推动经济增长和创新的核心力量；二是政府，在制度建设、政策引导和环境营造中是否有所作为。只要有信心，办法肯定比困难多。

不过，就像我这本书的书名“有为有效”，政府要有为，但也要守住边界，手不能伸得太长。政府要创造生态，激发群众的聪明才智，为他们提供支持和保护，而不是遏制市场和大众的创造力。

南方人物周刊：这个边界要如何斟酌？有没有具体的例子？

周国辉：总的来讲，还是要坚持实事求是，既要考虑制度规定，也要看实际后果，判断这件事对社会发展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现实中，有些人在工作中容易陷入教条主义——把条文逐条列出，只要个人不担责，就不再深入研判现实后果和长远影响。

我在某地任市长期间，当地有一家从事海洋工程的企业，原本运营良好，订单也稳定。该企业产值约占当地经济的十分之一，相关配套员工超过四万人。然而，由于其母公司出现债务危机，频繁抽贷，导致其资金链断裂，员工工资和工程款双双拖欠。

我是市长，我必须拿出决断该如何处理。理论上讲，企业经营出了问题，政府无需担责，如果放任企业死掉，我没有责任，但会给当地的经济、就业和营商环境带来沉重打击，地方政府必然要出面、出钱“收拾残局”；如果介入，我作为决策者就要承担风险。

最后，我还是决定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也采取了控制风险的办法。后来这家企业总体运行还算不错，虽然经历了重组，但已经趋于稳定。在离任审计中，我应审计要求作了详细的说明，得到了审计部门的认可。实事求是地说，我还是有些后怕的。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相关政策，支持和保护敢于担当的干部。

▍财政的根基已不再是“土地资本化”

南方人物周刊：财政部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为4.87万亿元，已连续三年下滑，累计降幅超过44%。“土地财政”正逐步式微。未来什么能接棒支撑地方财政？

周国辉：我的主要职责是做科技相关的工作，对这个问题没有深入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房地产开发在推动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人居环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在杭州以及全国其他城市都适用。这是客观事实，无庸讳言。

杭州既是这一波发展的得益者，也是“土地财政”转型的先行者。从全国的趋势来看，“土地财政”的式微是必然现象，依靠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和经济发展是必然的选择。谁自觉，谁就抢得先机，取得主动。

据我观察，这些年在土地出让收入下行和土地财政退潮的情况下，杭州通过“精准供地维持市场平衡 + 数据要素与未来产业培育新税源 + 数智财政提升资金效能”三重路径，为地方财政转型提供了范本。其本质是将财政可持续性锚定在“人的集聚”与“产业增值”之上。

财政的根基已从“土地资本化”逐渐转向“创新资本化”。未来，随着房产税、数据资产交易等制度的突破，我希望杭州能成为全国首个摆脱土地依赖的万亿级城市。

▍关爱人才，首先要善待所有人

南方人物周刊：2025年7月1日，杭州正式实施新的居住证积分落户政策，积分落户的计分标准进一步放宽。有观点认为，人口流动的趋势将越来越成为评估城市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对城市而言，“拆”落户门槛的门槛体现在哪些方面？如何才能引得来、留得下、用得好，本质上考验的是什么？

周国辉：一个城市主要是通过产业来吸纳人口的，人口结构会影响产业层次。我们要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并提高人口的科学素质，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安全感、有发展提升空间、有幸福感，是最有效管用的方法。

南方人物周刊：地方在吸引人口的策略方面可能会出现哪些误区？

周国辉：在推动人口引进时，一些城市会过度依赖短期经济刺激。单纯通过高额的落户补贴、购房补贴及现金奖励等，确实能带来一波人口流入，但如果缺乏对产业基础、就业机会、公共服务等长期竞争力的投入，吸引来的可能更多是一些“落户套利者”，而非真正扎根的人才或劳动力。一旦财政支持无法持续或补贴政策变动，之前吸引来的人口很可能迅速流失，导致人口留存率低。

也有部分城市会盲目追求硕士、博士等高学历人才的引进，而忽视技术工人、服务业从业者以及青年劳动力等多层次人口结构的建设。这不仅可能导致人才结构与本地产业需求脱节，还可能因高端人才集中涌入，推高当地的生活成本，进一步挤压基础服务业群体的生存空间。我历来反对所谓“低端人口”与“高端人口”的划分方法。城市关爱人才，首先要善待所有人。

还有的城市重“引进”而轻“留存”，即只关注如何吸引新人口，未同步改善本地居民的民生问题（如教育、医疗、交通拥堵等），或未能建立有效的机制促进新老居民的融合。这种做法容易引发本地居民不满，产生社会矛盾。

此外，城市也要警惕在缺乏产业支撑的情况下盲目引进人口。若忽视产业与人口的匹配度，就可能导致就业岗位不足，或者引进的人才类型与本地主导产业或发展规划不匹配，导致人才来了，却“英雄无用武之地”。

最后，我们不同城市在人才引进上也应避免同质化。过度依赖补贴和放宽落户等政策是许多城市的惯常做法，但正如我们说过的，这种方式难以长期保持吸引力。相比之下，结合城市自身在自然环境、文化特色和产业优势等方面的独特禀赋，打造具有差异化的吸引力，才能更好地吸引并留住那些符合城市发展需求的人才。

本文转自《南方人物周刊》，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