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除“精日”现象的第一步，打碎明治维新“神话”

文 | 华一谦

就在昨天，我国举行了举世瞩目的九三阅兵。这场阅兵不仅展示了我国当代军事发展的最新成果，也引发了邻国日本当局以及该国国内某些类人生物的高度紧张，舆论也是炸了锅。一些人政治人物和媒体纷纷渲染危机气氛，把阅兵当成“战争信号”，觉得中国攻打日本、全面报复就在眼前；

有的在承认日本军事实力已经远不如中国的同时，依旧抱有“美国爸爸能解决一切”的幻想，觉得只要依赖美日同盟，就可以应对来自中国的一切压力；

还有如日本驻华前大使垂秀夫这类东西也公开宣扬所谓“卧薪尝胆论”，把中国视作必须忍耐、伺机打击的对象。这种在“中国威胁论”与“美国万能论”之间摇摆的心理，正折射出日本内部长期存在的历史认知困境与军国主义残余的心理土壤。

与此同时，今夏日本政坛还发生了一些颇具象征意义的事件。首相石破茂原计划在日本投降80周年时发表演说，反思日本过去的侵略历史，但他最终选择放弃；更值得关注的是今年7月刚刚结束的日本参议院选举结果——极右翼、反智民粹的“参政党”异军突起，在野的温和派与左翼力量遭到进一步边缘化。这一结果不仅显示出日本社会右倾化和民粹化的趋势，也让石破茂在党内外都面对着来自右翼的巨大压力。

表面上看，日本社会依然强调“不再轻易开战”，但实际上却始终回避军国主义的根源问题。战后体制下的官僚、政治精英，以及迅速扩张的右翼舆论，共同维持着一种历史虚无主义，长期停留在“反战败、不反战”的困境中，已是众所周知。

这种困境根植于日本战后的历史叙事建构。在官方意识形态中，以对外侵略起家的明治时代被塑造成光辉灿烂的现代化神话，而昭和时期的战争罪行则被简化为“军部暴走”的偶然事件。这种刻意的叙事割裂，掩盖了从明治维新到二战侵略的连续性逻辑，是由日本政府、官僚体系与保守舆论共同维护的“选择性记忆工程”：既规避战争罪责的彻底清算，也为现行体制的合法性提供了延续性依据。历史虚无主义成为掩盖侵略罪行的思想工具，更异化为右翼势力复活的温床。

在长期催化下，这种历史观已演变为一种政治工具，一种畸形的民族认同也应运而生——日本以“和平国家”自居，却对以侵略扩张捞到第一桶金的明治时代大唱赞歌。将明治时期理想化，战后保守势力得以继承皇国逻辑，将安全诉求与军事扩张的历史传统暗中绑定；同时把昭和时代的战争归因于“个别错误”，则避免了国家对制度性暴力的检讨。

因此，日本尽管有和平宪法，却始终未能完成精神层面的去军国主义化。教科书对殖民历史的淡化处理、政治家对靖国神社争议性参拜的辩解、媒体对邻国批评的刻意曲解，均是这一意识形态的外化表现。

历史虚无主义不仅扭曲了过去，更禁锢了未来。它导致日本社会陷入一种双重悖论：一方面宣称珍视和平，另一方面又对强权政治充满迷恋；一方面呼吁国际理解，另一方面却拒绝理解邻国的历史创伤。九三阅兵所引发的焦虑，正是这种认知撕裂的鲜明体现——日本无法坦然面对一个正在强大的中国，正因为其无法坦然面对自己的历史。

日本要真正走出历史困境，首先必须打破对明治维新的神话崇拜，进行一场彻底的思想解放。

首先必须明确指出，明治维新的所谓"成功神话"存在严重水分。虽然日本在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和日俄战争中取得军事胜利，通过掠夺赔款和殖民资源推动了经济和工业的现代化，但这些表面成就掩盖不了其经济基础薄弱、社会结构脆弱、民生困苦的现实。日本当时根本没有建立起真正稳固的现代化根基。

明治维新之所以被神话，是因为东亚观察家和史学家们长期对日本的军事成就进行片面强调和肯定，从军事优胜结果出发反推出“制度成就”、“现代化成就”等等，这种以军事优胜结果为导向的历史视角最终成为日本明治时代军事扩张的粉饰品，完全掩盖了明治时期日本社会的内部矛盾和民众苦难。

应当承认，在自由民权运动失败之前，明治维新确实带有民族解放和现代化运动的性质。但随着自由民权运动失败，特别是国家神道体制确立和《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后，维新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国家神道的确立使日本蜕变为一个宗教化国家，将军国主义和天皇至上思想制度化。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国家神道作为国家精神核心的确立，绝非简单的宗教改革，而是一种将国家权力神圣化、制度化的邪教化操作。它将天皇塑造成"现人神"，将臣民的绝对服从转化为宗教义务。教育、军队、社会组织乃至日常生活，都被纳入这一邪教体系，形成了全民性的思想控制和动员机制。

这种制度化的宗教狂热，使几乎所有日本人失去独立判断能力：普通民众在忠君爱国的神圣名义下，被动员为战争机器，参与侵略、屠杀与殖民扩张。对亚洲各地的系统性侵略和血腥屠杀，正是这一邪教体制作用的直接结果。

这种脆弱的经济基础与社会结构，与疯狂的邪教上层建筑相结合，压制了日本民间的进步力量，更为日后军国主义的疯狂扩张铺平了道路。昭和时期的军国主义和残酷侵略，并不是的“偶然堕落”，而是日本国家神道邪教体制的必然产物，是明治维新系统性政策的必然结果。

历史的反证最明显的莫过于二二六事件。从1868年明治维新算起，到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整整68年过去了。如果明治维新神话真的成立，日本社会应该稳定、制度运行合理、民众认同现代化道路。然而，事实是青年军人处于对政权的不满和自己的意识形态诉求，爆发了公开武力行动。

二二六事件不仅揭示了社会矛盾的长期积累，也反证了明治维新的所谓光辉神话是虚构的。更讽刺的是，日本几乎已经从对外侵略中获得了全部利益，殖民地领土、战争赔款、势力范围的资源和利润都已经到手了，但国内民众仍然饱受贫困、压迫和政治暴力，68年下来，明治维新的“成功”到底在哪里？

众所周知，日本工业化的第一桶金不仅来自战争赔款，更包含着令人震惊的卖淫收入。明治政府公然推行"南洋姐"政策，将数以万计的贫困女性贩卖到海外从事性交易。这些血泪斑斑的原始积累与军事掠夺一道，构成了日本工业化的肮脏底色，而这些工业化和现代化成果却几乎完全流向军阀、财阀和特权阶层，被国家神道邪教洗脑的百姓，依旧承受着饥饿与剥削。

电影《二二六》中的经典台词已说明一切：

“国民苦不堪言，你们家人也一样吧？！在满洲战线的士兵，他们的妹妹要卖身来换饭吃，老农种出来的米自己也吃不到，百姓没有工作，他们捱饥抵饿，疲惫不堪。” 

“大家听我说，天皇绝不希望百姓如此受苦！是他身边的特权派对他隐瞒了国民的苦况！”

这几句被中国军迷耳熟能详的台词，嘲讽直接拉满，深刻说明了昭和时代的日本民众并没有从工业化中获得多少实际利益，反而承受了殖民扩张与战争动员的代价；顺带还展现了国家神道邪教洗脑的结果：即便在饥饿与痛苦中，大多数日本人依旧把苦难归咎于奸臣，依旧相信作为邪教教主的天皇陛下“是仁慈的”，意识不到整个旧日本帝国体制的反人类邪教集团本质。

旧日本不仅通过国家神道在意识形态上改造民众，更从明治时代开始，就在军队内部建立了极端残酷的等级制度和虐罚机制。山县有朋在明治11年（1878年）和明治14年（1881年）亲自操纵制定的《军人训诫》和《军人敕谕》，是二战日本军国主义兴起与跋扈的内部原因，也是洞穿二战日军精神世界的一把钥匙。

这样一份邪教神咒，行销日本军营60多年，日日洗脑，人人灌输，让日军变得“忠勇强悍”、惊人的服从，以及世上绝无仅有的残暴。在旧日军内部，上下级关系被神格化，长官对下属拥有绝对权力。随意殴打、体罚、羞辱，甚至虐杀新兵，在军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士兵从入伍开始，就在系统化的暴力中被训练、折磨、驯化，逐渐丧失了基本的人性与同情心。没进军营之前，许多日本人还能说是个正常人，但经过军营洗礼，几乎人人立成地狱冷血杀手。

这种内部残酷训练与制度化暴力，最终被投射到对外战争之中，形成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大规模屠杀的内因：在军中习惯了被虐待的士兵，在战场上往往通过对外施暴来发泄与复制这一模式，从而构成了恶性循环。正如许多历史研究指出，日本军队在战场的暴行，与这种军内制度直接相关。

在对外侵略的过程中，日军士兵长期处于高度紧张和压抑的作战环境中，面对强烈抵抗或战争逆境时，极易陷入“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极端心理状态。这种绝望感进一步摧毁其本已几乎消失殆尽的人性底线，促使他们以更残忍的方式对待占领区平民和战俘，从而释放内心积累的恐惧与怨恨。

到了战争后期，随着日本军国主义体系的崩坏，这种对人性的系统性扭曲达到了空前程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神风特攻队”。在特攻队内，长官们通过持续的精神操控与道德绑架，以及长期的羞辱、体罚与心理压迫，队员在执行任务前的心态普遍是彻底迷失，往往陷入严重的心理失常。

当这些士兵被赋予自爆任务时，他们中的不少人不单纯出于邪教性质的皇国狂热，而是在非人制度中遭受了彻底的异化，真心去寻求解脱性的死亡。这种由国家邪教暴力所制造出的畸形心理机制，揭示了明治体制的邪教本质、旧日本军队的反人类本质，也进一步印证了其内部压迫与对外暴行之间的深刻联系。

而旧日本军队内部那种被视为“绝对权力”的残酷等级制度和虐罚机制，其制度基础和思想根源，就要追溯到明治时代。明治维新后的一系列政治、军事和文化改革，为后来军队的极端化奠定了基石。

日本军国主义的残忍，是意识形态和制度性暴力的结合产物。昭和时期的屠杀与侵略，并非偶然事件，而是邪教体制与军国制度的必然结果——这一切的源头，都指向了自由民权运动失败之后的明治维新。

对中国读者而言，直面并总结明治维新的错误历史教训尤其重要。长期以来，很多中国人习惯于在批判注定失败的洋务运动的同时，不自觉的去神化、去吹捧明治维新，进而展开一系列带有浓厚政治意图的思维发散，将中国一切现代成就泛化为“新洋务运动”，暗示中国现代化道路不如日本模式、需要模仿、照抄日本模式，甚至上升到民族优劣的高度。

这类精日在2025年的中文互联网上仍彼彼皆是

这种“一吹一踩”的历史认知，不仅掩盖了历史真相，也为国内一小撮失心疯“精日”分子提供了理论依据。我们无需继续沉湎于甲午战争的结果之中，站在21世纪的角度去观察，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都失败了，正如我们不能比较两坨翔孰优孰劣，盲目争论哪一坨更好毫无意义。

典型代表就是《走向共和》这种某种程度上可以堪称毒草的文艺作品

我们需要的是彻底否定明治维新时代的那套基于对外扩张和压迫的旧式现代化逻辑，不能误以为日本的现代化模式才是真正的成功。1949年后的中国，早已走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道路，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过去的76年，我们取得的成就是明治维新76年来所根本无法比较的，我们不应也不必继续沉溺于“明治PK洋务”这类无聊的比较陷阱之中。

明治维新绝非所谓的“成功神话”，而是日本走向军国主义与社会内部压迫的根源。它不仅使日本普通民众长期承受苦难，也为亚洲邻国带来了深重灾难。批判并否定明治神话这一认知陷阱，是日本从思想根源上清理历史虚无主义必须迈出的第一步——如果日本自身不愿直面这一任务，那么中国理应主动承担起这一责任。

这不仅有利于日本社会的清醒，更有利于中国：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彻底批判彻底否定明治神话，是中国肃清“精日”存在思想基础的首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