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独选9月3日？从东京湾到南京：由中国来定义胜利

又一个十年，在钢铁洪流的轰鸣声中，在广大军迷们朝盼夜想的期待里，9.3胜利日阅兵这场盛典即将拉开大幕。为什么9月3日是抗战胜利纪念日？中国的9.3胜利日阅兵不仅是一场军事力量的展示，更是一场关于历史话语权的无声宣言。

1945年的几个时间节点，至今仍推动着不同国家的历史叙事：

俄罗斯延续了前苏联5月9日的红场阅兵，纪念德国投降及“伟大的卫国战争”胜利；

美英法会铭记1944年6月6日于奥马哈海滩的诺曼底登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加速德国法西斯的灭亡；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终战诏书》宣布停战，同期韩国则在 8月15日庆祝 “光复节”；

9月2日，日本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署投降书，仪式由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主持，美国主导。现场照片中，中国代表徐永昌上将站在角落，镜头罕见；

9月9日，中国战区受降典礼在南京原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

对中国而言，最具象征意义的日子，既不是日本天皇宣布“终战”的8月15日，也不是美军主导东京湾受降的9月2日，而是9月3日。这一选择，远非一个简单的日历标记，其背后是对叙事主导和历史话语权的有力宣示。

为何不是8月15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发布《终战诏书》。这份诏书通篇1000余字未提“投降”，更无对侵略罪行的丝毫反省，反而将战争美化为“解放东亚”。 对中国而言，接受这一天意味着默认了日本粉饰侵略、逃避罪责的“终战”史观。这是一种概念的偷换，中国绝不接受。

为何不是9月2日？

1945年9月2日，东京湾“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然而，这场仪式的主角无疑是美国。从麦克阿瑟将军的主持，到那面象征美国重返亚洲秩序的“佩里叩关”时期的旧国旗，无不彰显着美国的绝对主导地位。参加仪式的中国代表徐永昌将军虽然在场，但在当时的历史镜头中却并非焦点。将这一天作为胜利日，无异于将中国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争，置于“美国胜利”的宏大叙事之下，成为配角。

9月2日在密苏里战舰上的徐永昌将军

9月3日：属于中国自己的胜利时刻

真正的转折点是1945年9月9日，在南京，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向中方代表何应钦递交投降书。这是日本侵略军在最主要的“东方主战场”上，向中国军民的正式低头。而在此之前的9月3日，国民政府就已通告全国，庆祝抗战胜利。中国各地陆续举行受降仪式，从芷江到广州，从台北到越南河内——这是中国抗战胜利的实质性起点。

芷江受降

9月9日南京受降

这一天，标志着胜利的荣光真正回归中国大地。

2014年，中国以国家立法形式，将9月3日正式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这一举动，是对历史的郑重追认。随后2015年的胜利日大阅兵，84%的受阅装备首次亮相，更是向世界清晰地传递了一个信号：中国不仅是二战的战胜国，更是“东方主战场”，以牺牲3500万军民的巨大代价，牵制了日军主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8月15日那份语焉不详的《终战诏书》，到9月2日东京湾上那场“美式胜利”的定格，再到最终属于我们自己的9月3日。日期的变迁，划出了一条清晰的轨迹——这不仅是时间的推移，更是一场关于历史记忆和民族尊严的无声角力。

将9月3日以立法形式镌刻于国家记忆之中，每一次胜利日的纪念，每一次阅兵的轰鸣，都是在向世界重申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我们不仅赢得了战争，更赢回了定义自身胜利的权利。

每一次9.3阅兵的轰鸣，都是对历史话语权的再次确认。这本日历，由我们亲手写下。它告慰着浴血奋战的先烈，也昭示着一个民族走向复兴的坚定步履。